從加沙、伊朗到和平委員會:「退出中東」的美國如何統治?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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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中東情勢,既凸顯伊朗與以色列對峙的懸而未決,也牽引翻騰已久的時代之問:美國究竟有沒有退出中東?

從持續撤軍與轉向印太來看,美國確實降低在中東的軍事挹注,「退出」一詞或許不是空穴來風;但從加沙戰爭後的中東震盪來看,美國的身影幾乎遍布所有角落,包括持續軍援以色列、在變天後的敘利亞建立間接統治、要求黎巴嫩真主黨解除武裝、在以色列伊朗「十二日戰爭」出手轟炸伊朗核設施、提出「20點和平計畫」規劃戰後加沙、在2026年伊朗騷亂威脅軍事打擊、針對加沙提出成立「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

可以這麼說,「撤出」中東、轉向印太確實是美國的既定戰略,但這恐怕不等於徹底放棄,而是更像換一種方式繼續經營。其中就包括維繫與以色列的特殊關係,以及仰仗親美的土耳其與阿拉伯國家維持區域秩序。

以戰後加沙規劃為例,在1月17日公布的加沙執行委員會(Gaza Executive Board)成員名單中,來自中東的成員有土耳其外長哈坎·菲丹(Hakan Fidan)、卡塔爾戰略事務大臣阿里·薩瓦迪(Ali al-Thawadi)、埃及總情報局局長哈桑·拉沙德(Hassan Rashad)、阿聯酋國際合作部長里姆·哈希米(Reem Al-Hashimy)。甚至在引發爭議的「和平委員會」中,除了必然響應的以色列外,沙特、卡塔爾、阿聯酋、埃及、約旦、土耳其也都已宣布加入。

如果再進一步觀察,就會發現在前述中東親美國家中,不論是加沙執行委員會或「和平委員會」,海灣國家其實都扮演一定角色,甚至在更早之前的加沙戰爭、近期的以色列伊朗衝突,海灣國家也作為重要當事人參與其中:斡旋加沙停火、協調「十二日戰爭」落幕、力勸美國不要攻擊伊朗。

顯然,在所謂「退出」中東的時代,不僅以色列與伊朗衝突成為美國處理區域秩序的要務,海灣國家與美國的公開合作、隱形角力,也成為美國經緯中東的重要線索。

2026年1月2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瑞士達沃斯為其所創立的和平委員會主持簽署儀式,多國領袖出席(Reuters)

美國「撤出」下的海灣動態

而回顧雙方的合作成形,基本源於冷戰時期的美國戰略需求:海灣地區的地理重要性、巨大的石油儲量以及對抗蘇聯在中東的影響。因此早在1943年,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政府就簽署了第一個美沙軍事協議,正式確立對海灣地區的安全承諾;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則進一步深化接觸,提出海灣是「世界上最具戰略重要性的地區」;再來是尼克遜(Richard Nixon)政府提出「雙柱」政策,「委任」伊朗與沙特作為美國的中東穩定器,並為雙方提供大規模武器轉讓。

當然,「雙柱」政策不是一帆風順,除了伊朗在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從此成為反美政權外,沙特與美國的關係也更多是相互利用、貌合神離,尤其是在以阿對立的戰爭年代,美國對以色列的無條件支持,無疑會阻礙美沙合作的進一步深化,因此一直到卡特(Jimmy Carter)政府時期,美國在海灣的基地基礎設施與部隊數量,都還是維持在較低水平。

但1990年代開始的「沙漠盾牌」(Operation Desert Shield)和「沙漠風暴」(Operation Desert Storm)行動,成為改變海灣安全的重要關鍵。在這段期間,有超過50萬美軍與盟軍部隊被先後部署到沙特,協防海灣各國同時解放被伊拉克佔領的科威特,基本上這確立了美國在海灣的永久軍事存在,也進一步鞏固雙方的安全合作。

在1991年到1994年間,美國先後強化與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爾、阿聯酋、阿曼的防務合作,從而在各國部署了大量戰鬥機聯隊、旅級規模的裝甲編隊、海軍艦隊,海灣也因此成為美國向周遭投射軍力的重要基地。不過之所以說是「基地」,就是因為美軍投入更多是基於周遭用兵需要,而非真正實踐對於海灣的安全承諾。

圖為2020年1月在位於伊拉克巴格達以西的阿薩德空軍基地(Ain Al-Asad Air Base),兩架美軍車輛在基地內行駛(Reuters)

所以當伊拉克戰爭結束、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開始「重返亞洲」,美國也就逐步從中東戰場撤軍,最後更連帶降低在海灣的安全部署。例如在2021年關閉在卡塔爾的三處軍事設施、於2022年終止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科威特的戰鬥裝備儲存專案、在2023年將空中作戰中心從卡塔爾的烏代德基地遷移到南卡羅來納州的肖空軍基地。

而這些動作毫無疑問反映美國戰略的重新定位,卻也激化海灣國家的「被拋棄感」,導致後者開始調整安全戰略,向美國以外的盟友發出合作邀請,包括法國、土耳其、英國、俄羅斯,沙特甚至在2023年與伊朗在北京宣布復交,顯然有意對美國釋出對沖訊號。而從現實視角出發,這些嘗試既為各國提供投射力量的跳板,也讓海灣國家充實對美槓桿,更反映多極博弈下,海灣地區日益增長的戰略能量。

與此同時,海灣各國也嘗試強化本身軍力,來最大程度補足美國撤出的真空。例如2011年卡塔爾、阿聯酋就嘗試聯合部署空軍,來開展針對利比亞的多邊軍事行動;2015年沙特也組建「果斷風暴行動」(Operation Decisive Storm)、「恢復希望行動」(Operation Restoring Hope),聯合埃及、摩洛哥、約旦、蘇丹、阿聯酋、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進攻也門,當然美國提供了後勤與情報支持,不過並沒有真正出兵。

可以這麼說,面對美國軍事挹注的下降,海灣國家既向域外尋求新盟友,也試圖自立自強,不論是軍事或外交場域。

沙伊關係:圖為202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在北京會見沙特阿拉伯以及伊朗兩國外交部代表團。(中國外交部照片)

美國如何宰制海灣

但即便如此,也不代表美國與海灣就此分道揚鑣。

首先,沙特等雖在近年設法與中俄等其他大國接觸,美國卻依舊是海灣各國的安全首選。關鍵在於,通過滲透區域軍事裝備體系,美國即便持續撤出中東,也還是能在功能層面延續自身工程師、技術人員及國防承包商的潛在影響力。

例如阿聯酋、沙特和卡塔爾運營的終端高空區域防禦系統,其採購就遠遠不止核心系統元件(發射器、雷達和通信設備),還包括維護設備、電源單元、發電機、測試儀器、備件,以及至關重要的美國政府和承包商技術支持。每當有元件需要更換或系統需要更新時,海灣軍隊通常無法通過合同在當地製造零件或修改軟體,而是必須通過嚴格控制專有技術資料、診斷設備和軟體更新的美國承包商協助處理。

其中,卡塔爾的烏代德基地就是對美依賴的例證。基本上這一設施從20世紀90年代初建立至今,已經逐漸從單純的物理基礎設施轉變為複雜的軍事技術關係樞紐,構成了顯性軍事目的之外的隱性功能。即使卡塔爾有意減少對美依賴,其防空網路、指揮系統的技術架構,也還是從根本上與美國系統和專業知識緊密相連。

可以這麼說,前述種種無不提醒海灣國家,使用美國裝備並遵守美國標準,是最符合自己國家利益的選擇,因為美國是唯一能夠在海灣地區實施大規模行動的國家,也是唯一能夠宰制本國軍備的壟斷者。

而從美國視角出發,出於對水道、能源甚至半導體博弈的渴求,華盛頓同樣不會真正坐視海灣完全靠向中俄,而是會用各種方式遂行綁定。除了前述的軍事依賴,還包括外交規劃,例如始於2020年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目的就是推動海灣國家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先是阿聯酋、巴林,接著就是拜登(Joe Biden)任內大力推動的沙特與以色列建交談判。

2026年1月14日, 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南部汗尤尼斯(Khan Younis)的帳篷營地避難。(Reuters)

不過眾所周知,這一努力受到2023年的「阿克薩洪水行動」干擾,沙特只能暫緩談判進程,而這毫無疑問符合伊朗的地緣利益,也就是阻止以色列勢力進一步滲入海灣,同時迫使海灣國家減緩親美程度。

但伊朗的盤算也不是全部成真。因為從當前發展來看,無論是特朗普(Donald Trump)在促成加沙第三次停火時提出的「20點和平計畫」、又或是目前聲勢浩大的「和平委員會」,其實都反映了另一個方向的「校正回歸」:用建設加沙、准許巴勒斯坦「建國」的名目,強制翻過以巴問題的歷史扉頁,好在將來繼續《亞伯拉罕協議》,推動以色列與更多海灣阿拉伯國家建交,尤其是沙特。

而華盛頓的終極目的,就是將海灣國家繼續鎖在親美陣營中,繼續新時代的「雙柱」政策:讓以色列、海灣國家擔任美國的中東代理人,協助維繫美國撤出後的區域秩序。不過在這之前,美國勢必要持續削弱伊朗、避免2023年的黑天鵝再來,所以當伊朗在2025年底爆發大型示威,美國與以色列便也拍手叫好、甚至持續鼓動,顯然希望伊朗政權能從內部自爆,讓威脅就此消於無形。

只不過伊朗即便衰弱,卻也不是毫無底牌,也就是放話要報復周遭所有美軍基地。平心而論這種場景一旦成真,海灣國家首當其衝,不論是其國土可能受襲、又或是能源航運受到影響,潛在成本相當可觀。這也導致沙特等國強力勸阻美國,希望不要對伊朗發動軍事攻擊。

顯然,即便將實踐、技術標準和制度關係全面滲透到海灣軍事系統,美國確保了自己在政治風向波動的情況下,也能維繫對各國的影響力;但美以伊三國衝突升溫的情境,卻也無疑會導致海灣不敢「捨命陪君子」。顯然,在本土力量崛起與全球多極化共同重塑海灣秩序的背景下,能否巧妙駕馭隱性影響力、精準拿捏情勢火候,將會持續形塑圍繞美國影響力的時代之問:所謂退出中東,究竟是是優雅轉型,還是淪為無關緊要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