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初，巴拿馬最高法院裁定長江和記實業運營近30年的巴爾博亞港（Balboa Port）與克里斯托瓦爾港（Cristóbal Port）特許合同「違憲無效」，總統穆利諾（Jose Raul Mulino）隨即以「尊重司法」為由為其背書。

幾乎如出一轍，2025年荷蘭亦以新設安全審查法凍結中資控股的安世半導體（Nexperia）管理權。這兩起相隔大西洋的事件，表面是主權國家的「合法裁決」，實則暴露同一趨勢，即西方正系統性地以「國家安全」為名，對已合規運營多年的中資資產實施「追溯性剝奪」。

面對這一「合法化掠奪」新常態，中國清晰表達了若僅止於外交抗議，無異於縱容西方以及更多中小國家效仿。由此，北京的戰略邏輯正在發生根本轉變——從忍讓維穩，轉向以精準反制提高違約成本，捍衛海外萬億級資產與契約秩序的底線。

巴拿馬從來不是「中立棋手」

這場風波早已超越商業糾紛，演變為中美戰略博弈的縮影。而對中國而言，更大的危險在於，若僅以外交抗議應對，無異於向全球釋放錯誤信號——在美國壓力下，撕毀與中國企業的合法合同不僅可行，而且「安全」。

表面看，中國握有實打實的經濟籌碼。根據兩國官方數據顯示，作為巴拿馬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商品佔科隆自由貿易區（Colón Free Zone）供貨量的35%以上；中國貨輪貢獻了巴拿馬運河22.7%的貨運量，通行費收入佔比高達30–40%；中資在港口、公路、能源等領域累計投資近19億美元。一旦這些流水中斷，巴拿馬財政將立即承壓。若10–15%的中國相關航運改道秘魯錢凱港（Chancay Port）或墨西哥陸海通道，該國每年可能損失3億至5億美元——相當於其GDP（約800億美元）的0.5%以上。

但經濟槓桿的效力，終究受限於結構性權力的不對稱。巴拿馬並非普通主權國家，而是美國百年戰略佈局的產物。1903年，正是在美國策動下，巴拿馬從哥倫比亞分離獨立，隨即簽署條約將運河區永久交由美方控制。即便1999年主權移交完成，美國的影響從未真正退場。

今天，巴拿馬使用美元為法定貨幣，金融體系完全嵌入美聯儲軌道；其政商精英多受美式教育，家族資產多存於美國銀行；法律、能源、通信等關鍵行業由美資主導；更重要的是，五角大樓始終將運河視為「國家安全紅線」，保留着基於《巴拿馬運河中立條約》的干預權。

正因如此，當華盛頓釋放哪怕最微弱的戰略信號，巴拿馬政府的迴旋空間便急劇收窄。此次港口風波，表面是法律糾紛，毫無疑問是巴方對美國日益增長的地緣焦慮所作出的預防性回應。在中美對抗日趨零和化的背景下，小國的「平衡術」已難維繫。巴拿馬的選擇邏輯清晰而殘酷——得罪中國，可能損失訂單；觸怒美國，卻可能危及國家主權完整性。

然而，這一賭注的風險正在上升。中國的反制雖不至於徹底切斷巴拿馬的經濟命脈，卻足以動搖其作為全球物流樞紐的信譽。若中方持續引導貨輪改道，並在中國控股的海外港口（如希臘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比利時澤布呂赫港Zeebrugge）對巴拿馬籍船舶實施技術性限制（如延長PSC檢查、提高環保查驗標準），全球船東或將加速更換船旗。

目前，全球約20%的商船掛巴拿馬方便旗，年註冊收入約2億美元。一旦信譽受損，這一「國家支柱產業」亦將動搖。

從抗議到威懾：中國的戰略覺醒

真正令北京警覺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示範效應。若放任巴拿馬以「司法獨立」之名行背信棄義之實而不付出足夠代價，未來將有更多中小國家效仿——尤其在華盛頓「去風險」（de-risking）戰略全面鋪開的背景下。

幾乎如出一轍的劇本，早在2025年9月已在歐洲上演。荷蘭政府援引2023年生效的《投資、兼併與收購安全測試法》（Vifo Act），對中資控股的安世半導體（Nexperia）實施管理權凍結，法院也已前所未有速度配合政府的決定。

事實上，類似劇本已在多地上演：2021年，荷蘭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中遠海運（COSCO）增持鹿特丹港（Port of Rotterdam）歐羅波特碼頭（Europoort）股份；2022年，德國漢堡港（Hamburger Hafen）因中方收購漢堡港口與物流股份公司（HHLA）35%股權引發政治風暴，最終交易大幅縮水；澳洲自2015年將達爾文港（Port of Darwin）租予嵐橋集團99年後，近年持續推動立法賦予政府「強制回購權」。

未來，由中國遠洋海運主導建設的秘魯錢凱港（Chancay Port）預計2026年底啟用，被視為繞開巴拿馬運河的關鍵支點；中遠海運持股85%的比利時澤布呂赫港（Zeebrugge），地處北約核心腹地等等，皆是尤為敏感的節點。

正因如此，中國此次對巴拿馬的反制——暫停國企新項目談判、評估現有合作、引導航運改道……，以及對荷蘭安世事件的回應（限制關鍵晶片出口、審查荷企在華業務），並非情緒化報復，而是戰略必需。北京深知，真正的威懾不在於言辭激烈，而在於讓違約成本高到無人敢輕易嘗試。中國掌控全球近三分之一的集裝箱吞吐量，完全有能力通過合法合規的技術性措施，讓違約方切實感受到經濟痛感。

對於中國的反制，西方國家勢必繼續在政治與輿論場扣上「經濟脅迫」的帽子，彷彿只有它們才有權定義何為「合法反制」。但今日西方陣營的信譽早已今非昔比，尤其當美國政治再度轉向「美國優先」——無論由誰執掌白宮，其單邊主義行徑已嚴重侵蝕西方自身倡導的規則信譽。在此背景下，那頂「脅迫」的帽子，也越來越難戴得穩。

過去二十餘年，中國在海外經濟利益遭遇政治干預時，普遍採取克制與協商策略，其邏輯根植於兩大前提，中美關係尚存合作基礎，以及中國自身仍處於「韜光養晦」發展階段。然而，隨着美國將中國明確定義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並在科技、金融、基礎設施等領域系統性推動「脱鈎斷鏈」，原有的戰略環境已徹底改變。單方面忍讓不再被視為善意，反而被解讀為軟弱。

在此背景下，中國對外經濟戰略正經歷從「被動維穩」向「主動設防」的根本轉型，進入所謂「防禦性強硬」（defensive assertiveness）新階段。這一轉變並非追求擴張或對抗，而是以精準、合法、可承受的反制手段，建立「違約必付代價」的清晰預期。

北京多次強調，「以鬥爭求安全、謀發展」——這句話已成為中國新時期對外經濟工作的基本邏輯。其核心目標不是懲罰，而是威懾。通過提高政治背信的成本，阻止「合法掠奪」成為新常態，從而為未來數萬億美元海外資產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構築底線安全屏障。

美國等西方國家正在不斷試探中國維護其根本利益的決心。無論是面對戰術性試探，還是戰略性圍堵，中國反制的邏輯已高度清晰，這種反制精準嵌入全球供應鏈、金融流與市場準入體系，形成「結構性回應」。其深層意圖在於重塑博弈預期——在中國的核心利益邊界上，妥協換不來尊重，唯有實力才能守住契約。而這一點，或許正是當前西方最不願承認、卻不得不面對的新現實。

巴拿馬或許以為，犧牲一家中國企業，就能換取華盛頓的安全背書。但它忽略了一個正在改變的現實：今天的中國，已不再滿足於做規則的被動接受者。當「法治」淪為地緣工具，契約的尊嚴，只能靠實力捍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