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多時戰雲密布、核協議談判僵持後，美國與以色列在2月28日聯手空襲伊朗，目標斬首領導高層，促成伊朗政權更迭，希望一次解決「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核協議、導彈計畫的多重問題。

而從當前發展來看，美以已經取得一定成果：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2月28日在自家社交平台Truth Social公布擊殺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的消息，並稱「這不僅是伊朗人民的正義，也是所有偉大的美國人以及世界各地被哈梅內伊及其嗜血暴徒殺害或殘害的人們的正義」，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則持續呼籲伊朗人民推翻政權。

對此，德黑蘭官員原本反覆否認，堅稱哈梅內伊平安無事，但最終，伊朗國營電視台還是在3月1日正式承認：哈梅內伊2月28日早上於辦公室內工作時身亡，其女兒與孫子同樣死於空襲。

顯然，這個戰果正為美以的後續施壓奠定基礎，尤其特朗普已經表示，針對伊朗的空襲將持續下去，直到達成中東和平。這就會牽引出一個關鍵問題：哈梅內伊的身亡，除了導致可能的政策轉向外，是否還會連動伊朗的神權政府垮台？

平心而論，這個問題或許連發動攻擊的美國與以色列，都不是那麼確定。

如果政權平穩過渡

首先，有鑑於哈梅內伊年歲已高，伊朗顯然不會對其猝逝毫無準備。

最明顯案例就是前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的崛起，基本上直到2024年5月直升機事故前，萊希都是伊朗政壇心照不宣的未來最高領袖；當然，哈梅內伊次子穆傑塔巴·哈梅內伊（Mojtaba Khamenei）也是可能人選，不過受限行政經驗的缺乏，以及神權政府本身對世襲統治的反對，穆傑塔巴或許不是理想選項。

因此萊希意外去世後，哈梅內伊還是必須另覓接班人，尤其2025年以伊12日戰爭時，伊朗就已傳出最高領袖指定三位神職人員作為可能繼任者的消息。雖說候選人的身分未有公開確認，但媒體猜測主要集中在具有可靠宗教或行政資歷的高級官員身上，包括：現任伊朗神學院系統負責人、憲法監護委員會和專家會議成員阿拉菲（Ayatollah Alireza Arafi）；哈梅內伊辦公室的重要顧問庫米（Hojjat-ol-Eslam Mohsen Qomi）；長期擔任專家會議成員的阿拉基（Ayatollah Mohsen Araki）；伊朗司法機構負責人埃傑伊（Ayatollah Gholam Hossein Mohseni Ejei）等。

基本上，前述人選除了宗教資歷，其實也都出自哈梅內伊的親信圈。這就意味著，如果下任最高領袖出自這群人，伊朗政壇或許能夠維持現有的權力平衡。而從哈梅內伊被殺前半年的情況來看，這種預案或許不是全無準備，因為哈梅內伊的公開露面已持續減少，龐大關係網則愈發獨立運作。

但問題是，這些人選雖然能夠維護「法基赫的監護」（Guardianship of the Islamic Jurist）體制，繼續伊朗獨特的宗教與共和權力交織路線，卻基本存在一個巨大缺陷：除了負責司法機構的莫赫塞尼·埃傑伊外，其他人選基本都沒有擔任過重要職務、尤其是國家安全領域，並也因此缺乏公眾支持或知名度。

此外，伊朗也正值多事之秋。新任最高領袖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其實不是1979年革命路線如何延續，而是如何在複雜的國家機器中施加影響、如何在資源有限且壓力增強的背景下制定經濟政策、如何在充滿挑戰的地區維持動員「抵抗軸心」、以及如何在全國示威反覆的困局下統治民眾。

從這個脈絡出發，即便下任最高領袖是由哈梅內伊的親信繼任，其實也未必能延續類似的政治路線。尤其前述人選其實都已年過六旬，缺乏行政經驗這點還可能加速體制衰退。

因此，也不能排除伊朗未來可能暫時出現委員會共治、而非單一領導人主政的局面，畢竟這種作法除了能夠分散「再被斬首」的風險，也能補足接班人選的資歷不足，甚至不是沒有歷史基礎：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去世時，這項方案就能被提出討論，只是最終沒有執行。不過觀察哈梅內伊接班早期的伊朗政治，其實也就是呈現類似局面：哈梅內伊雖然名為最高領袖，卻實際是與時任總統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實施共治。

顯然，權力共享有助政權的平穩過渡，既能收攏更廣泛的精英階層和公眾支持，也能為新繼任的最高領創造時間與空間。而從當前伊朗政局出發，這就意謂被打壓多時的改革派，其實可能循某種「集體領導」機制重新接近權力核心，畢竟這一群體雖然相對親美親西方、主張暫緩核發展換取制裁解禁、力主放鬆部分保守政策擴大民眾支持，卻整體還是站在支持政權的立場上，而不是高呼迎回流亡海外的巴列維（Reza Pahlavi）。

當然，有鑑於哈梅內伊死於美國與以色列擊殺、伊朗也從2025年12月起持續逮捕改革派政治人物，改革派的復甦其實不是毫無障礙，如果集體領導的局面真的發生，關鍵也還是要看領導核心願意共享權力到什麼程度。

如果爆發軍事政變

但局面也可能不是政權內部的平穩交接，而是可能被強勢參與者改變規則，那就是軍隊接管政權。

當然，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歷史來看，軍隊與教士集團始終維持共生關係，雙方結盟並不只是權力果實的共享，還有家族、經濟、社會和政治的多場域交織。即便1999年德黑蘭大學動亂時，伊朗軍方一度威脅要接管民選機構，卻也還是沒有波及對於最高領袖的忠誠。

不過這終究是早期局面。回顧近10年的伊朗政治動態，不論是動員「抵抗軸心」、持續介入中東各大戰場作戰，還是對內鎮壓一場又一場的大型示威，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安全部門的政治能量，尤其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可以這麼說，統合並收割1979年革命成果的雖然是教士集團，但鞏固並維繫革命後體制至今的關鍵力量，其實還是在各大衝突後堅定捍衛政權的軍方，只是後者始終沒有「更進一步」。

從這個脈絡來看，哈梅內伊的被斬首，無疑是某種伊朗軍方的「機會之窗」。如果革命衛隊真的接管政權且成功，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伊朗1979年後的政治動態，也就是議會等民選機構的權威和合法性受到弱化，其他場域挑戰者則幾乎沒有正式途徑來顛覆軍方控制。

當然，這種局面還是可能誕生最高領袖，只是權力核心必然牢牢緊握在軍方手中。換句話說，這種模式其實更接近埃及或巴基斯坦，前者是軍政府壟斷一國權力與經濟利益，後者則是軍方作為重大勢力，能夠主導權力運作。在這種情況下，政權的統治正當性並不來自意識形態敘事，而是絕對的武力優勢。

如果情況走上這種局面，伊朗基本上不太容易改變反美立場，但可能會在強制佩戴頭巾等保守政策上鬆綁，卻還是不太可能實施任何顯著的經濟或民主改革。而這就會回歸美以空襲前的政治困局，也就是即便美國與以色列沒有出手，伊朗政權也已千瘡百孔：經濟嚴重扭曲、持續通脹與貨幣崩潰、水資源與能源嚴重短缺、腐敗盛行、絕望與恐懼在民眾當中蔓延，以及國家地位與威懾力的不斷削弱。

平心而論，這些問題恐怕都不是軍隊掌權、持續強硬本身，可以一夕改變、迅速解決。

如果政權發生崩潰

最後，伊朗政局還可能出現另一種巨大震盪，那就是政權崩潰，其實也就是美國與以色列的理想結局：在定點清除大量政治與軍事領導高層後，直接對1979年後的反美政權釜底抽薪，一勞永逸解決核協議、導彈計畫、「抵抗軸心」的多重問題。

當然，這種局面或許不會迅速發生，而是會在一定時間醞釀後突然爆發，並且連動大量街頭示威、政治精英彼此內鬨、軍隊決定放棄鎮壓，最終走向政權的忽然變天。雖說這種場景對統治將近半世紀的伊朗神權政府來說，或許不太容易想像，卻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正如更早的蘇聯解體，以及2024年忽然閃電變天的敘利亞，兩者其實都曾被視作固若金湯的不倒政權。

只是，政權崩潰雖然足夠美國與以色列大加宣傳，也可能在第一時間符合兩國戰略利益，卻還是可能伴隨後續極大的不確定性。回顧1979年伊斯蘭革命，當時的伊朗秩序就沒有隨著政權更迭而迅速平靜，而是開始了持續數年的內部暴力與混亂，包括部落叛亂、少數民族起義、新興準軍事組織間的局部權力爭奪，以及各種有組織的恐怖襲擊。

從這個脈絡來看，如果當前伊朗真的走向政權崩潰，那麼首先可能出現的，或許不是各方所謂的「民主化」，而是該國部分少數族裔群體的武裝叛亂，尤其是作為中東有力跨界族群的庫爾德與俾路支武裝，而其結果就是連動周遭國家的邊界不穩。

此外，不論是爆發內戰或出現難民潮，沙特等海灣國家無疑會是伊朗動亂的直接苦主，這對近年偃旗息鼓、專注經濟與產業轉型的各方來說，都是極不願意面對的場景。就算伊朗衰弱其實也是各方樂見，但前提是這種局面不能以海灣安穩與發展為代價，尤其沙特與阿聯酋正在積極布局AI領域，阿聯酋甚至傳出有意邀請台積電、三星前去設廠，如果海灣受到伊朗動盪波及，不論是霍爾木茲海峽被封鎖，又或是衝突外溢，「中東矽谷」的美夢顯然都要被推遲多年。

當然，所謂「伊朗變天」本身或許不會只是單一劇本，而是可能出現混合發展，例如一開始勉強進行政權的平穩過渡，但新任最高領袖無法掌控局面，導致權力後續被革命衛隊等軍方實質接管，結果引發新一輪贏家與輸家博弈，接著連動庫爾德等少數族裔武裝叛亂、受到美國以色列鼓吹的街頭示威，最終導致1979年以降的政權崩解，接著開啟一系列失控的混亂走向。

當然，政權崩潰的骨牌也可能在平穩過度、又或是軍方掌權後停止傾倒，隨後進入教士、官僚、改革派、軍方協力穩固政權的局面，不論究竟是哪一方更加掌權。只是即便如此，前述的內外挑戰也不會立刻消失，包括經濟嚴重扭曲、通脹與貨幣持續崩潰、水資源與能源嚴重短缺、腐敗盛行、民眾對政權的政治信任持續下降。到頭來，伊朗或許終究要在國家的戰略路線上進行調整：是堅持對外干預、強硬反美反以、持續動員「抵抗軸心」、堅持當前核計畫，還是在部分領域進行回撤，以換取美國與以色列暫時的戰略鬆綁，包括解禁部分制裁。

歸根結柢，不論伊朗變天如何發展，伊斯蘭共和國政權都已經來到命運抉擇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