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發動關稅戰之下，全球金融與貿易格局面臨急劇變化，香港亦面對巨大挑戰。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顧問張炳良今日（6日）在報章撰文，談及香港發展經濟的弊病和前路。他直指香港已成為「自己過去成功的受害者」，以為坐享內地發展紅利便可「躺贏」，現時應該思考重塑自身中介角色，如何協助內企「出海」和吸引新興市場。

張炳良指，在既受西方邊緣化、相比內地城市優勢又下降的情況下，香港要講謀略地求變，做長期打算，這是對政府領導力的要求。

以為可靠內地「躺贏」　勇闖精神已削弱

張炳良在《明報》撰文剖析香港發展經濟的困境。他列舉回歸以來本地工商界抱持「high-tech揩嘢，low-tech撈嘢」心態抗拒發展新企業、特區政府籌建西九文化區與郵輪碼頭有遠見但落實蹉跎費時、率先推出非接觸支付系「八達通」但未能進取擴大應用及追上智能科等事例，指過往香港經濟起飛時的勇闖精神已經削弱，政商生態變成頻向中央爭取惠港政策，香港成為了自己過去成功的受害者，易於自滿，以為坐享內地發展之紅利，便「躺着」也會贏。

張炳良指出，21世紀新經濟主要靠高新科技，但與深圳、杭州等內地城市以及新加坡相比，香港顯得故步自封。他分析，香港對高新科技的研發投放長期不足，儘管近年已增加，惟僅佔GDP1.11%，落後於多個地區及國家，例如深圳（6.46%）、上海（4.34%）、美國（3.36%）、韓國（4.93%）。至於初創生態環境短期內也難扭轉劣勢，舉例按「2024年全球初創生態環境」（Global Startup Ecosystem）排名，香港不入前40名。

他又質疑，香港擁有世界級大學群、基礎研究出色、生產論文無數，卻帶不起創科表現，舉例本港大學中，僅有科技大學進入2024年全球300強創新型大學排名。他總結，本地產學研脫節、研究成果轉化為技術不順、欠缺協同的生態環境，乃另一短板。

重塑地緣變局中介角色　必須思考三個問題

香港常自稱「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但張炳良直言香港已失卻一些傳統「聯繫」與「增值」作用。他提醒，香港要在地緣政治變局重塑中介角色，必須思考三個問題：

（1）國家今天高度發展，內企「出海」已成趨勢，為何仍需香港？是怎樣的香港？

（2）美國與西方遏制中國，西方為何仍需香港？

（3）亞洲、中東以至「全球南方」國家，過去香港忽視、一知半解，現在憑什麼吸引它們？

求變需講謀略及改變心態生態　考驗政府領導力

張炳良指，香港經濟病的主要問題在於固化，現時既受西方邊緣化，相比內地城市優勢又下降，再不改革只會衰落，惟求變需講謀略，更需改變心態和生態，要有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幹勁，肯做長期打算，也是對政府領導力的要求。

他認為貿易戰之下有危有機，現時有利吸引外企以港為區域中心，惟香港首要自己「增值」。例如優秀的大學群吸納各地學研人員，應加強院校協作，形成知識樞紐，創建「香港學問」、「香港發明」品牌；打造人才樞紐，要吸引多元化、而非只是內地人才。

他續指，香港創科實力在基礎研究，惟缺乏科企生產，應善用大灣區及香港中介特色，伙拍深圳等城市，搭建供應鏈上的轉化與融資平台；利用香港的國際聯通網絡和信譽，連結研究、技術、企管和投資人才，連結生產供應和用家市場，做強「轉化的中介」功能，並跨國向具潛力的初創者，包括「全球南方」國家，提供融資和知識產權服務。他強調，當好聯繫人、交流地，是變局下香港的中介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