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基地產創辦人李兆基本周一（4月28日）舉殯，扶靈名單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新地資深董事郭炳江、東亞銀行主席李國寶、恒地副主席林高演以及港大校長張翔。這份名單與香港另一「四大家族」創始人鄭裕彤九年前離世時相比，呈現出一些微妙的差異。

兩個扶靈名單　折射十年變局

鄭裕彤在2016年9月29日離世，10月13日舉殯，八人扶靈名單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時任特首梁振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澳門特首崔世安、「四大家族」兩位在世創始人李嘉誠與李兆基，以及鄭裕彤的生意拍檔和好友。單從名單來看，鄭裕彤扶靈人士政商身份突出。與之相比，李兆基扶靈名單具有更廣泛的社會代表性，不過，特首與中聯辦主任不在其中，難免引人猜想。

對此，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兆佳認為毋須過度解讀，他強調，中央對李兆基的愛國愛港情懷讚賞有加。內地輿論確實頗為推崇李兆基，港澳辦亦轉發文章，稱他「一生回饋社會，貢獻國家，愛國心長存」。生榮死哀，也許確如劉兆佳所言，可以反過來看，如果一個資本家不做善事，亦不曾為國家作貢獻，「你試下搵個特首扶靈，可能拜祭都費事嚟」。

扶靈名單引起想像，更根本的原因在於，兩位曾經吒咤風雲的超級富豪相隔近十年先後離世，在這期間，香港與國家都經受了一波又一波震盪，香港長年積蓄的社會與經濟矛盾更是以極為激烈的方式爆發，迫使中央全面探討香港的深層結構性問題，重新調整「一國兩制」的實踐方針，也重新摸索與香港商界，尤其是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地產商的關係。

當「四大家族」遭遇轉型挑戰

「四大家族」的創始人李嘉誠、李兆基、郭得勝與鄭裕彤都是投資房地產累積財富，經過數十年的經營，資產遍及香港不同領域，通過資本影響力掌控社會經濟命脈。他們既是香港拼搏奮鬥精神的典範，也是廣為詬病的「地產霸權」的化身；既成為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管治理念的主體，也埋下社會資源分配失衡的制度隱患。

鄭裕彤離世之時，香港社會其實已在承受轉型陣痛，表面的繁榮再也無法遮掩貧富差距、居住困難、土地供應不足與產業單一等結構性矛盾，但精英階層的思維與行事方式並未及時轉變，中央則基於對「一國兩制」框架的戰略性考量，採取相對寬鬆的態度。然而，不僅香港自身長期被忽視的深層次問題隨着政治的躁動而浮上水面，世界格局也暗流湧動。2016年11月，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揭開了中美「攤牌」序幕。時隔一年之後，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了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重要判斷。來到2025年，特朗普再度上台，用極粗暴的方式讓全世界看到何謂變局。

香港社會熱衷於探討「機遇」，但「百年變局」對香港來說意味着什麼，卻一直未受足夠重視。長期以來，香港將「國際性」等同於「西化」，精英階層，包括商界在內，對中國崛起所撬動的世界格局變化反應遲緩。本月較早前，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火力全開，力數美國「要我們的命」，要求香港丟掉幻想，便是用最直白的方式向仍存僥倖心理的香港精英階層發出嚴厲警示。

大變局發生前，香港商界擁有相對獨立的議程設置能力，到了今天，商界的話語權已不再取決於資本體量，而是其與香港轉型發展，以及與國家戰略的契合。長和集團面對美國覬覦其關鍵戰略資產，匆忙出售多個碼頭卻遭遇強烈反制，便清晰地表明，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僅僅依靠傳統的生意模式擴大資本實力，已不足以贏得尊重。在全球化浪潮中，李嘉誠及其長和系一度被視為香港商界的標竿，碼頭交易風波卻突顯其既有企業發展模式在大國博弈下的局限性。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下的新角色

事實上，中央近年對香港商界的要求，更多地着眼於「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特首李家超上周訪問浙江時與「寧波幫」舉行了一場座談。「寧波幫」受矚目，與習近平去年的一封回信有很大關係。習近平稱讚「寧波幫」傳承先輩愛國愛鄉的優良傳統，積極創新創業，但這絕非簡單的鄉誼褒揚，而是用另一種方式對香港商界發出參與「中國式現代化」的號召。李家超在杭州與包括DeepSeek在內的科創「六小龍」代表交流， DeepSeek年初平地一聲雷震響全球，並非僅僅因為其盈利能力，更在於其發展方向契合時代需求。就如同當年的阿里巴巴與騰訊那樣，不僅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帶來變革，也向外釋出影響力。

「融入」容易產生誤解，不少人只談如何配合國家戰略，而忽略了香港自身發展的主體性與迫切性。中央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去年11月，夏寶龍南下深圳，舉行了一場香港政府與商界共同參與的座談會，它既是對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動員，更重要的其實是要求香港把握新的窗口。夏寶龍明言，香港工商界要以港為家、倚港興業，積極探索新產業。這場座談會的一個重大背景是中央極力督促香港做好北部都會區開發，但特區政府與地產商之間卻出現張力，暴露出香港傳統發展模式的限制：當中央對香港的期待轉向結合國家科技創新戰略、深度參與與產業升級，香港的地產資本卻由發展引擎異化為社會經濟改革的枷鎖。

香港能否塑造新時代「四大家族」？

習近平在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年之時曾明確提出，香港需要破除利益固化藩籬。長久以來，商界被視為香港最大的既得利益階層，但破除利益固化藩籬並非否定其社會角色及至其所依賴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要求他們在獲取市場紅利時同步承載對國家與社會發展的責任。這也是中央近年針對阿里等平台經濟企業強力作出整改的關鍵原因，目的是逼迫新興資本更好地服務社會。

香港政府過往迷信「積極不干預」的教條思維，以至屢次錯失推動經濟轉型的良機，中央如今明確要求香港實現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的結合，也是在促使香港實現政商互動模式的轉型。從這個角度看，時隔十年兩場香港超級富豪的葬禮帶來的最大啟示是：當舊有的政商關係難以支撐新的治理需求，香港商界需要找出自己的新定位，既要能夠賺大錢，也要推動香港突破結構性矛盾，實現真正可持續的長期發展。畢竟，香港要服務於國家發展大局，前提是自己有足夠的發展能量。

企業離不開社會，要受到真正的尊重，顯然不僅需要金錢，還有對國家和社會的關懷。在揮別又一位「四大家族」標誌性人物之際，如何塑造新時代的「四大家族」，是香港的重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