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昔日中間派 黃梓謙:新格局無分建制泛民 接受新制非跪低

撰文:周禮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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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政治生態自2019年後大變,先後經歷社會動盪、中央出台《港區國安法》,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梓謙接受《香港01》專訪時表示,在新政治格局下,不再以民主派與建制派劃分,而是由三類人建構:負責治港的「堅定愛國者」、包含大部分市民的「愛國者」,以及不接受中央、特區等的「非愛國者」。他呼籲民主派思考自己落入哪一類人,若屬「非愛國者」,日後難有參政機會。

曾以「中間派」身份參選立法會的黃梓謙說,不認同社會上有人認為接受今日的框架,就代表「跪低」,強調香港要處理的問題,不會因為某人不加入政制就消失。他稱對加入政府制訂政策、參與立法會工作以至其他公職均感興趣,惟要有適當機會才考慮。

至於泛民的未來,黃梓謙認為民主派應思考自己想站在「愛國者」分類的哪一層。(歐嘉樂攝)

新政治格局由三類人建構

選委會選舉本月舉行,只有兩名非建制派成功入閘,連原是立法會議員的鄭松泰亦被DQ,與5年前民主派在選委會取得逾300席,可謂差天共地。民主派過去一年遭受重創,立法會、區議會有大批議員失去議席或辭職,聲勢大不如前,在「愛國者治港」主旋律下,昔日泛民、建制對疊之局面不復再。

黃梓謙曾加入湯家驊創立、標榜「中間路線」的民主思路,參選2016年立法會直選惟落敗,至2019年7月反修例風波,稱平台未能協助社會修補撕裂等因素,決定退出。今年3月,黃梓謙以中國聯合國協會代表身份,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發言,指香港人權在國安法通過後迅速惡化的指控「完全沒有根據」。

黃梓謙在訪問中說,在新政治格局下,應將政治板塊重新區分為「堅定的愛國者」、「愛國者」及「非愛國者」,連「建制派」的標籤,在他眼中亦過時。他解釋在新分類下,大部分在港生活的市民都屬愛國者,他們從未或沒有打算違反國家安全或《基本法》,這在社會中應屬主流。

黃梓謙(中)曾加入湯家驊(左)創立、標榜「中間路線」的民主思路。(資料圖片)

至於「非愛國者」,黃梓謙認為是不同意、不忠誠相信香港屬中國特區的人,而且做事並非為香港繁榮穩定,但這種人只屬少數;相反,「堅定的愛國者」就是負責「治港」的人,如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提出的要求,在愛國愛港外,還要德才兼備、有管治才幹,有能力團結一切、打破門戶之見。

黃梓謙指,這是本港回歸以來,中央首次對治港者提出如此仔細的要求,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日前被問及是否支持特首林鄭月娥連任,亦是引述「五個善於」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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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民須自證是「愛國者」

至於民主派的未來,黃梓謙認為他們應思考自己於哪一類:如果站在「非愛國者」的位置,相信未來參與憲制內政治的機會甚微。黃梓謙指,泛民中亦有「愛國者」,將來能否參政,可視乎有否闡明國家安全立法與追求自由、民主並無抵觸;如果不願承認國安法的立法需要,將較難證明自己是愛國者,「這就是政治現實」。

他相信即使有人被DQ,亦不代表參政路盡,因為「愛國不分先後」,又說不認同社會上有人認為接受今日的框架,就代表「跪低」,強調香港要處理的問題,不會因為某人不加入政制就消失。他稱尊重有人因政治制度調整而拒絕參與,但認為參政的本質若是為民服務,希望解決群眾的生活問題,就應該繼續做。

選舉改制後,不少人認為民主成分大縮水,那麼本港政制未來應怎麼走?黃梓謙再提及夏寶龍7月發言,指當中提到對香港在國家第二個百年的「四個期盼」,當時已屆2049年,他認為當中隱含了2047後「一國兩制」將會繼續的意思。他稱即使是否相信此表述,夏寶龍亦是在新政治形勢下首名表示對民主有追求的官員,相對地,特首林鄭月娥亦不敢如此誇口。

大家可以暢想一下,當我們國家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實現的時候,「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將會是一種怎樣的光明景象?我們期盼那時的香港,經濟更加繁榮,各項事業發展更加均衡,社會更加和諧安寧。特別是現在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劏房、「籠屋」。我們期盼那時的香港,民主制度有更大進步,法治更加完備,權利和自由有更充分的保障,人人可望實現更全面的發展。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7月座談發言
林鄭月娥於2017年特首選舉當選。(資料圖片)

政制發展前路? 黃梓謙:《基本法》普選目標不變

黃梓謙於2016年以民主思路身份參選立法會,重提往事,他相信自己當時目標仍有機會實現。他稱當時希望在《基本法》底線下,追求最大的民主發展方案,而《基本法》第45條的框架所指,是「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他認為此條文下的空間很大,只要不違反《基本法》,或要求國家安全作讓步,即沒有問題;即使有國安法亦不代表不能再討論民主,只是討論的人需要是「愛國者」,以免損害國家安全。

他強調,完善選舉制度並無改變《基本法》相關條文,換言之,最終達至普選的目標仍在,認為民主派應思考在目前格局下,有何條件能推動民主進步。

稱修例風波主因是市民「活得不高興」

他又認為,國際社會已證明,社會良好發展不一定在於政治參與的方法,而是關乎治理(Governance),只要有治理水平的地方,群眾就會擁戴政府。他舉例指,法國完全以西方民主參與方式運作,惟仍無法平息近年的動亂,就是因為治理出了問題。不過,他強調社會聲音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十分重要,故不能堵塞群眾表達,只是比暴力、激進、破壞法律的方式,有很多更好的方式。

黃梓謙相信,2019年社會事件除了普通市民參與,亦有以奪權為目標的參與者。他認為事件總體成因並非本港「是否有民主」,而是市民活得不高興,「很多想做的事無法實現,特別是年輕人方面」,加上對政府領導不滿,與及香港捲進中美博奕,才導致事件爆發。他預料香港未來將繼續受中美關係所影響,故未來更要集中精力,改善生活。

黃梓謙不諱言,對政策制訂、立法及公職三方面的工作都有興趣。(歐嘉樂攝)

對政府、立法會等公職均有興趣

黃梓謙對推動政策一向興趣滿滿,自言多年來一直推動體育慈善項目,將來亦有意做文化藝術的推廣工作。他認為公共政策上離不開三大領域:一、政府政策制訂,短、中、長期都需要人參與;二、立法層面,如立法會議員負責審批撥款;三、西九董事局、未來啟德體育園的董事局等公職,亦能推動政策。

他不諱言對三方面的工作都有興趣,問題只是機會何時出現,當機會出現時自己是否有好的條件把握。

「服務社會不能太投機」

既然對種種工作都有興趣,對黃梓謙而言,何時才算適合機會?他表示,自己作為中青代,看法很影響社會走向,故希望多發表對香港未來的看法,例如文化、體育、貧富懸殊等議題。他稱社會服務不能太過投機,既要保留初心,亦要多做調查研究,否則就沒有發言權。

他指香港未來有四樣重要發展,包括「南金融、北創科、西文化、東體育」,相信未來數年機會處處,問題是能否從中找到自己的角色,如果有空間就會嘗試服務。他強調自己一直準備中,「我仍在調查研究、思考問題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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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體育及文化成「搵食」機會

一向提倡運動普及化的黃梓謙指,社會多年來注重利益,自己談及體育、文化時將兩者放在一起,正因本港未來兩年有故宮文化博物館、啟德體育園先後落成,提供不少「搵食」機會。

他強調,本港體育政策發展在精英化、普及化、盛事化及新的產業化四方面,均離不開旅遊發展。他舉例指,新加坡以一級方程式賽車作為旅遊業增值項目相當成功,而旅遊作為本港傳統四大產業,亦可研究以體育發展將其升級、增值。

他相信日後有體育作為承托旅遊業的產業,旅客留港的時間亦有機會增長,「只要有內容,周邊的一盤水就會活」。他預料,未來體育新的產業,包括運動大數據分析的專業教練、盛事化產生運動相關的市場推廣、品牌設計、更多運動評述等,甚至體育仲裁亦有市場。

文化產業方面,黃梓謙認為「文化」在十四五規劃內的重要性很高,因為中央希望以文化發展軟實力,並有願景將中國文化輸出至全世界。他提到,十四五有「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建議,以文化結合旅遊,故應將文化、體育及旅遊放在一起,故他亦倡議港府成立新的文化、體育及旅客局,才能把握十四五規劃及大灣區內文體發展帶來的商機。

黃梓謙指,十四五有「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建議,故認為應以文化結合旅遊,將文化、體育及旅遊放在一起。(歐嘉樂攝)

倡教港生活文學家作品

不過,黃梓謙亦強調,在硬件以外,亦需要令文化在社會普及,否則西九文化區最終只會淪為「打卡熱點」,人們只認為「離地」,不懂欣賞。他建議從教育開始,舉例建議將曾在香港生活的文學家,例如金庸、張愛玲、劉以鬯等加入教育局設立的課程大綱,令市民不論出身都一定有所接觸。另一普及化的倡議是「區區有藝術」,「因為好的藝術城市應該有很多公共藝術」。他提到,內地近年容許年輕的壁畫藝術家在橋下創作,只要不是通過藝術傳遞政治訊息即可。

綜觀全局,黃梓謙相信,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雖是一件好事,但直接「搬出來」仍欠吸引力,故要有「事件」將其承載,例如文化、體育等,令參與者自然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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