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內地推動日常生活現代化　強制垃圾分類「逼瘋」上海人？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制定得有多鉅細無遺呢？官媒《人民日報（海外版）》旗下公眾號「俠客島」特意製作了趣味問答：「那尿不濕是乾是濕？糭子和糭子葉如何明斷？包着狗屎的報紙怎麼處理？一切食物殘渣都是濕垃圾嗎？」

對照《條例》規定，水產固然是「濕」，其外殼卻被歸類為「乾」；食材廢料屬「濕」，而粽子葉、粟米葉則又歸作「乾」；雖然豬骨和雞骨都是骨，但原來雞骨為「濕」，大塊豬骨卻是「乾」；包狗屎的報紙也分為兩部份，報紙是「可回收垃圾」，內藏的狗屎卻須分隔出來，劃入「乾垃圾」之列。

自願垃圾分類，實行多年成效不彰

上海的垃圾分類已推行多年，《條例》的步伐只是大了一些，但絕不是忽然從天而降，殺市民一個措手不及，刻意「逼瘋」上海人。

2018年，上海垃圾房安裝了垃圾處置器，幫助完成濕垃圾源頭減量的任務。同年9月，上海又推出垃圾回收互聯網平台，居民只要在家中使用手機程式，便可讓社會回收人員上門回收廢品。科技令生活更便捷，市民才會有更大動力配合垃圾分類回收。另外，上海設有獎勵機制，市民可藉垃圾分類換取積分，兌換生活用品，又或直接折現為金錢。

由此可見，上海立法強制垃圾分類前，早已從科技和制度設計入手，讓市民有心理預期和適應階段，如此大費周章，正是為了源頭減廢。俠客島指出，上海12天產生的生活垃圾足以堆滿一座東方明珠，23天則能堆滿一座環球金融中心。為了清掃、運輸、處理生活垃圾，全國每年耗資千億元以上的財政資金。

上海市政府所在的黃浦區為例，2018年常住人口約66萬，用於環境衞生的公共財政支出為15億元，折合每年人均2300元。

可惜的是，垃圾分類討論已久，但成效有限。早於2000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京、廈門和桂林共八座城市被選為「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2014年有報道指，杭州將垃圾分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廚房垃圾和其他垃圾四類，設四色垃圾桶，並免費提供可分解廚餘垃圾袋，但是居民缺乏環保意識，以廚餘垃圾袋裝其他垃圾，扔垃圾時哪個回收桶近就扔哪個，分類形同虛設。部份小區想推「實名制」（登記姓名）卻遭居民強力抵制。

其實要做好垃圾分類，不能只依靠基礎建設，同時也要提升行政效率，才可以建立完整機制。可是內地政府過去的表現卻令人失望，即使名義上有垃圾分類制度，內地90%以上可回收廢棄物都被送到發電廠燒掉，或送到垃圾掩埋場埋掉；以建築垃圾為例，每年逾15億噸垃圾，僅回收幾千噸。是次上海大刀闊斧實施《條例》，表明要將「自願」改為「強制」，要改變的對象不只是民眾，政府自身都被倒逼出政治能量，改善現行跟進機制。

就強制垃圾分類，上海已部署好相應設施，針對「濕垃圾」作資源化處理，例如餐廚和廚餘垃圾，經處理後可轉化為富含有機物質的營養土，至於「可回收垃圾」如廢紙箱，顧名思義可循環再用，轉廢為能。最理想的狀況是，強制分類後連帶「乾垃圾」數量也大大減少，即使仍要大批送入焚燒發電廠和掩埋場，經濟負擔和環境污染隱患卻將大大減輕。

提升國民質素，從廁所革命到垃圾革命

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一整代人在滾滾歷史洪流中把握機遇，創出新天地。然而，近年官民各界都反思「唯GDP論」的害處，環境保護、醫療教育及司法公義都頗受影響，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未獲滿足，生活品質未有隨國力節節上升。

有見及此，內地政府提出着重GDP的「品質」，提升民眾的「獲得感」，改善生活環境，令改革開放紅利可以惠及社會各階層。

正是在此大框架下，上海作為中國的經濟重鎮，冀能發揮示範作用。中國的「現代化」不止於浦東拔地而起的高樓大廈，也不限於四通八達的高速鐵路網絡，真正的「現代化」應該體現在日常細節，見諸於生活各層面，包括如何處理先進城市的副產品：垃圾分類。常言道，要看一個國家的質素，就應該看看那個國家的廁所。如何處理垃圾，也能反映文明水平。故此內地政府繼「廁所革命」後再獻新猷，推行「垃圾革命」。

由工廠生產到消費文化，中國都是現代化的「後進者」，這一點在「垃圾革命」也不例外，官方推行手法和目標都有先例可循，以期發揮「後發優勢」。

對於強制分類垃圾，上海市民一時適應不來，抱怨分類太麻煩及花時間。不過，政策制定要以長遠計，每當引入新的生活模式，難免會有磨合期，但只要接下來逐步解決小問題，兩三年後就可以提升生活環境，養成公民品德，向世界展示中國人民「倉廩實知禮節」一面。

作為中國垃圾分類的「導師」之一，日本就是個好例子。據內地「人文經濟學會」介紹，日本經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步入先進國家水平，垃圾分類也始於此時，最早只有可燃和不可燃之分。隨着環保和回收觀念興起，垃圾分類變得格外精細，國民也隨之學習和適應，同一件垃圾的不同部份都要區分：塑膠瓶蓋和塑膠紙屬於一類，瓶身卻屬於另一分類。香煙盒外包是塑膠，盒子是紙，鋁箔卻是金屬，這三樣東西也要分類，再投到指定的垃圾袋。

垃圾分類是為了改善「生活品質」，更是為了訓練「國民質素」。日本的垃圾分類遵循嚴格時限，若錯過指定日期，國民只能將垃圾存放家中，留待下一個收集日投放。因此日本家庭養成習慣，通常有個小空間，專門用來儲存垃圾。據媒體報道，日本橫濱的垃圾分類手冊長達27頁，內含518項條款。不要說外國留學生，就連日本家庭主婦，也要經常參看手冊，以免弄錯。

有論者認為中國人民的質素還有待改進，目前出門在外也可能因隨地便溺而出醜人前，如果強推垃圾分類，似乎並不可行。這種論點除了帶有歧視而絕不可取，也忽略施行地點是一線城市上海。市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公民質素有別農村小鎮。況且從日本經驗可知，公民質素是個「有雞先」抑或「有蛋先」的問題，垃圾分類驟然間可能令人覺得難以適從，但只要實際上可行可操作，配合獎懲機制和教育宣傳，公民質素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港府乏政治魄力，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原地踏步

平心而論，如果上海可以在分類方法一項，再循步漸進一些，如日本般不求一蹴而就，慢慢增加分類的細項，提升辨別垃圾性質的要求，市民的迴響可能更正面，毋須上海市廢棄物管理處刻意想辦法，推銷「簡明」口訣：「可回收物記材質—玻、金、塑、紙、衣；有害垃圾記口訣—藥（要）油（有）電燈；濕垃圾記原則—易腐爛、易粉碎；其餘都是乾垃圾！」可是這一場「垃圾革命」依然是瑕不掩瑜，總勝過繞起雙手甚麼也不做。

回顧香港的垃圾分類之路，多年來仍止於「藍廢紙、黃鋁罐、啡膠樽」的舊機制，自願分類回收未能收得成果，政策擬定亦未能跟得上時代步伐，致使相關領域停滯不前。與內地各大一線城市相似，港府也期望將寶貴的公共財政資源投入其他民生領域，而不是用來處理垃圾廢物，費盡心思去發掘額外的堆填和焚化效能。不過港府卻缺乏相應的政治魄力，收拾好城市發展的爛攤子，將良好生活環境交到下一代手裏。

相較於上海，香港推行環保政策不僅面臨立法上的缺失，科技運用上亦落後於人，模式上也缺乏經濟誘因鼓勵市民參與。多方面的落後，只能說明政府猶疑不決。改變市民的生活習慣與模式，教育必不可少，但考慮到其收效甚緩，以及可控性不強，香港政府必須更積極立法規管，並輔以科技、經濟方面的獎勵，讓香港成為一個更環保的城市。

上海推行強制垃圾分類，雖然最終效果有待觀察，但至少開創先例，香港社會上下應從中取長補短，思考如何解決垃圾問題。

垃圾分類是為了改善生活質素，更是為了訓練國民質素。由環保團體扮演的垃圾分類人偶在公園和孩子互動，宣傳垃圾分類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