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還是留下？生活還是工作？拿不拿「永居」？——這些都是縈繞無數「港漂」心頭的終極單選題。他們說，「回到深圳才真正開始生活。」他們說，「永遠不知道眼前這個香港人會不會喜歡我。」他們說，「『永居』就像驢前面的那根胡蘿蔔。」他們說，「我寧願忍受三個小時的深港通勤也不想住在香港。」他們說，「究竟政府和民眾對我們的態度是怎樣的？」他們說，「我們是否永遠都會作為一個外來者？」

「港漂的抉擇」系列報道之一

香港是一座浮城，我是這浮城中的一葉浮萍。拿着三顆星的香港身份證，卻從來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年少時的成長經歷對人的一生至關重要，成年後才到香港，已經難以徹底融入這個城市。正如到了香港之後才接觸基督教，花了很多時間去瞭解基督，曾經以為自己信服了上帝，結果是骨子裡，我還是那個無所皈依的內地人。

香港的生活是軌道的分支

2022年，周悅煬來香港修讀研究生課程，畢業後留港工作一年就回了深圳。談及箇中選擇去留的緣由，周悅煬說：「從一開始，留港就不是我可以安定下來的時刻，像軌道之外的分支，可以探出去試一試，但好像總有一天要回到這個軌道上來。」

2024年的11月15日，香港樂隊My Little Airport舉辦出道二十周年演唱會。周悅煬在香港的每一年，都如約而至他們的演唱會。去年那場「今晚可能好大風」為題的露天演唱會上，下了一整晚的暴雨。期間手機叮咚一聲，是已交了辭呈的前司的編輯發來的訊息，確認最後幾篇稿子的細節。之後，她在公司的所有工作就徹底收尾了。那個雨夜，她還收到了談了三個月、冷暴力了她好幾天的香港男朋友，發來的兩頁分手備忘錄。

「好像我在香港最後的羈絆，一下子消失掉了。」她哭完，拿出手機打開了內地求職應用程式「Boss直聘」。她下定決心，「香港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了，我要回來看一看。」

幾個月後，周悅煬找到了一份深圳的工作，還是做記者。如今她感慨道：「在香港是歷練，在深圳才好像真正開始生活。」

香港那間用掉她一半工資的10平米的劏房，被她稱之為「避難所」——那不是家，是在晚上11點結束工作後的「睡覺的地方」。在深圳，她用5000元人民幣租了一個30平的公寓式房間，在搬進去打掃房間的那晚，她跟媽媽打電話：「原來從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要那麼久。」在香港，她用拖把把房間拖完，拖把還沒乾；而在深圳，她那把拖把得過四次水。

她開始用心裝扮她的家，買了一塊漂亮的暈染地毯，拼好了在香港沒地方拼的3000塊拼圖，不需要再「卡點」起床上班；而是提前在舒服的客廳裏享用早飯，開始學習架子鼓——在香港學不起的興趣（空間和金錢上）。

她有意識地把所有肉眼可見的雜物都收到櫃子裏。因為她仍記得在上工作上受了委屈的那晚，推開香港的家門就蹲在地上哭，但「整個空間都很小、很擁擠、很壓抑」。在香港的生活，就像身處被雜物堆滿的逼仄房間，讓她透不過氣。

我好像永遠是個「外來者」

曾幾何時，與所有在畢業後留港的港漂一樣，周悅煬秉持着「內地隨時都能回去」的想法自然留了下來。但那些生活上、工作上的不安和不便，讓她一直在打退堂鼓。因為沒有便捷的網絡生活平台，在發着高燒的時候還要搜索家附近的診所，爬坡下坎地走一圈，回家後想點一份10塊錢的粥，竟然要80塊錢才能起送，只能湊幾頓的粥一起下單。

她說：「在這座城市好像失去了『生病自由』。」因為香港的路窄，她要時刻留心避開街上的行人，她說：「我的手錶總是會跟隔壁的手錶撞在一起，很耗費我的精力。」因為香港的肉類多是冷凍，容易不新鮮，她說：「我這兩年都不怎麼吃肉了。」因為是內地人，她常在交友應用程式中被本地人劃走，在給港資公司投遞簡歷後杳無音訊，甚至在前男友口中聽到毫不掩飾的對內地人的厭惡。

「文化歸屬感」是她當初選擇放棄英國大學的錄取通知而來到香港的原因，但也是她最後選擇離開香港的原因之一。作為文化工作者，她曾嚮往《推土機前種花》書中所描繪的敢向強權說不的香港社區凝聚力，但當真正走上深水埗街頭，儘管聽得懂廣東話，她卻覺得自己是個「異類」。她也總是在講廣東話的交際場合中下意識保持沉默，「感覺一開口會給別人造成心理負擔，他們用普通話好像也會很難受。」

她不是沒有嘗試融入本地社會，「但後來慢慢發現，本地的文化圈層非常固化。」在跟本地文化碰撞的過程中，不停地發現雙方的巨大差異，慢慢地讓她覺得自己無法融入這裏，自己似乎永遠是個「外來者」。

「如果跟本地人聯繫的時候不會發怵，大概才算融入吧。」經過2019年社會運動和後續三年新冠疫情的沉澱，看着不停擴大的人才計劃、勞工計劃和非本地生人數，聽着政府不斷高喊「歡迎人才」口號，她也有過片刻的恍惚，但很快就被淡漠的社會氣氛拉回現實，尤其是香港媒體常常有意無意地放大關於內地人的負面新聞，實在讓她感到困惑：

政府和民眾有沒有達成一致？香港人是不是沒那麼歡迎我們？如果歡迎我們是否應該讓我們感受到？如果不歡迎是否應該有個溝通渠道消除誤會？到底我面前的香港人喜不喜歡內地人？他會不會覺得我是個累贅？會不會覺得我搶了他們的飯碗⋯⋯

諸如此類的內耗，經常佔據她的大腦。

生活和工作，到底要哪個

周悅煬並不是孤例，她在香港的朋友也常面對這些問題。「生活和工作，到底要哪個？」——這似乎成了港漂日常思考的主旋律。回去似乎心有不甘，留下則要承受難以消弭的孤獨和迷茫。

家在山東的港漂思思認為，永居和續簽就像是拴在驢前面的那根胡蘿蔔，想要去夠那根胡蘿蔔，就要一直往前走，「但驢就算吃到那根胡蘿蔔，又怎樣呢？」她也想不明白。她曾想養一隻小貓，但在香港找不到安定感，自然無法對一個小生命負責，只能無奈作罷。合租的舍友即將離開香港，她在換房、換工作、換地方之間搖擺，遲遲沒有結論，只得先逃避，回老家試着考個公務員。

從香港搬到深圳的小張，每天往返深港的通勤時間長達3小時。過程需要換乘兩次交通工具，最後還要騎電動車才能到家，但他對這種生活甘之如飴。「剛來深圳時，早上醒來打開手機，看到滿屏的外賣選擇，簡直太爽了！」他忍受不了香港食物，而深圳的「外賣自由」則很大程度上寬慰了他的疲憊。結束工作後，他總會在整潔寬敞的房間裏，坐在電腦前沉浸遊戲的世界。小張已經決定，無論未來收入如何，都要繼續做「雙城擺渡人」。

兩年時間過去，周悅煬與香港建立的連結和歸屬感，是每天晚上下班，在7-11便利店的收銀員叔叔阿姨熟悉的面龐；是樓下保安叔叔微笑地打招呼的善意；是回到深圳後，依然堅守着準點下班的原則；是堅持乘坐公共交通時先下後上，且不坐地鐵關愛座的習慣；是在港鐵承辦的深圳地鐵上下班時時恍惚的一刻；是智能手錶上仍未更改的香港時區......融合了兩種文化的她，更有勇氣做那個「不一樣的人」。儘管短時間內不想再回到這座城市，但她無可否認：「香港讓我知道一個社會合理的秩序是怎樣的，我應該如何遵守規則和禮貌，我會帶着那部分記憶，踐行在我現在的生活裏，不要忘記，我之前有過那段經歷。」

有人因為文化離開香港，也有人因為文化而來到並留在香港⋯⋯

註：文中周悅煬、思思、小張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