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只靠高薪厚職吸引人，人一定會離開。」來自四川的周潞鷺因為熱愛港產電視劇，自2010年來港攻讀博士，目前已在一間大學任教。她曾渴望在這座繁華都市落地生根，為了節省房租而做大學宿舍導師，甚至舉全家之力置業，但如今心態已然轉變，甚至考慮出售物業再租房：「不一定要擁有房子才能在香港存在，也不必成為十足的香港人。」對她而言，「港漂」的身份不僅是跨越兩地的流動，更是一種能洞察自由與壓迫、擁有更廣闊視野的驕傲；而未來，高素質、高學歷的港漂，將洗刷香港本土對內地移民長久以來的污名化和歧視。

「港漂的抉擇」系列報道之二

距離產生美，其實距離也產生醜與誤解，如果沒有在社會環境中長期生活過，靠着旅行時短暫的接觸，或媒體的報導，或道聽途說，對內地或對香港的理解都會傾向於符號化、片面化甚至妖魔化。

因為港劇，我留在了香港

「我太熱愛港劇了，香港是我的Dreamland（夢想世界）。」2008年，還在北京師範大學攻讀研究生的周潞鷺，來香港追星，順便旅遊。TVB（無綫電視）藝人徐子珊是她的偶像，在那次粉絲見面會上，偶像送給作為「站姐」（明星粉絲會管理者）的她一條施華洛世奇的水晶項鍊作為禮物。那時茶餐廳外懸掛着「熱烈歡迎自由行」的橫幅，香港人也還沒有那麼厭煩內地遊客。所到之處，她只感受到善意和溫暖：「我一定要來這裏生活。」

為了近距離接觸那自幼就嚮往的港劇世界，她放棄北京編制（國家機構的職位），在2010年來到香港中文大學攻讀文化研究哲學博士，隨後任職香港一間大學。她坦言「有點後悔」，因為疫情後內地的編制工作炙手可熱，而在香港申請終身教職卻越來越難。

更關鍵的是，現實和港劇的香港，差別實在太大。「港劇是一個粉飾階級壓迫的夢幻烏托邦的敘事。」港劇是豐盛的，現實是匱乏的 。港劇裏每個人都相親相愛，擁有真摯的情感，而香港的現實生活非常疲乏，下班後的Happy Hour（酒吧減價時間）並不普及，同事之間不會有過多交往，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很大，不專門邀約根本見不到彼此，「不能想像這是那個TVB的世界。」

作為四川人，從來到香港的第一天開始，她就覺得茶餐廳和廣東菜不對胃口。疫情過後，她像許多香港人一樣開始「報復性」每周末北上消費。習慣了香港餐廳服務態度的她，已然忘卻了內地的就餐禮儀。「我的內地朋友還沒到餐廳就點了一個外賣，讓前台幫他接，吃完後也不需要主動收走垃圾。我還說：這樣好嗎？」她自嘲已被香港的標準馴化，對此心懷愧疚。然而，不用一坐下就倒數75分鐘的用餐時限，也不必在還沒吃完時就被遞上來的帳單打斷興致，都讓她感到由衷地輕鬆，並將「退休後到深圳居住」寫入夢想清單。

儲錢買樓，為了做香港人

起初，周潞鷺十分嚮往成為「香港人」，甚至以為買了房子就能在這片土地紮根。

待滿一定年期後，她成功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並且註銷內地戶籍，又在父母的資助下，投入自己的積蓄，以高價買下一套房子。房子是所有港漂的生存難題。讀博第四年時，沒有了獎學金和學校宿舍，她跟兩個師妹蝸居在粉嶺一個40平米的「破爛」單位，兩年間電梯壞了三次，房租卻瘋狂上漲，就像「陷入了地獄」。為此，她入職大學後兼任24小時待命的宿舍導師，籌辦活動、懲處違規、心理輔導、調解衝突皆需親力親為……因為可以免費入住校內50平方米的宿舍。「那是我在香港住過最大的房子，特別懷念。」

「我現在覺得不一定要以擁有房子的姿態存在於香港。」她自嘲是「理財小白」，購置房產只是為了落地生根而非投資。等房價漲回當初水準，她考慮賣掉，做個租客。「成為香港人」不再是執念，「港漂」反而是她現在引以為傲的身份。「港漂有兩地的混雜性，我熟知兩地的自由和壓迫，我們遊走在兩地之間，不受地域限制，而是對兩地都有深刻的聯繫和感情。這些是我的優勢。」相較之下，單純的香港人或內地人的認知，過於淺薄。

她曾經非常認同香港的價值觀念，有兩個本地朋友甚至把她當成「同聲同氣」的香港人，經常當面吐槽內地，「這讓我特別難過。」但他們從國外留學、工作、生活一段時間回來後，變得不一樣了，「因為在當地遭受了種族歧視，知道以流動性的身份在他處生活多麼艱難，他們還跟我道歉。」這段插曲過後，三人的情感愈發深厚，她也重新認識了自己的跨境身份：「我非常珍視我在內地的身份認同，也不再覺得要做一個十足的香港人。」

兩邊都看到了以後，兩邊都變得可以理解了。我就只有認可和不認可的區別，不會有其他情緒上的反應。我覺得這樣挺好，這也是為甚麼現在感覺平和的原因。

香港文化，無法留住港漂

「我的學生很多都會在深圳租房， 95%畢業後都會回內地。」周潞鷺一開始會反對，並為他們沒有體驗到香港文化而感到惋惜。但後來發現，許多內地留學生已經不再渴望曾經炙手可熱的香港永居身分，「人家回去有編制，過來讀個書回去端個鐵飯碗不香嗎？」而「缺乏文化認同」正是讓內地學生沒有歸屬感、失去留港意願的重要原因。例如，「00後」學生幾乎沒接觸過港劇，「他們既不欣賞，也難以認同香港的流行文化。」

「一座城市僅靠高薪厚職吸引人才，當別處開出更優渥條件時，人自然會離開。所以要靠無可取代的軟實力來留住人心。」她直言，香港最大癥結在定位模糊，若始終自囿於「金融業才是王道」的思維，人才來了終究是過客。反觀，為了追韓團、明星、Kpop去韓國留學深造的人不在少數，可見文化軟實力魅力之大。她批評，香港不僅沒能將曾輝煌一時的港產片、港產劇、廣東歌重塑，沒能做好文化保育工作，還在搞一些「四不像」。「海洋公園瘋狂打熊貓招牌，這不是抄襲我們四川的軟實力嗎？」她笑言有關決策並不明智，因為熊貓只是一個動物，不像一些具備知識產權的人格化形象（IP）可以與受眾產生情感共鳴，「迪士尼為什麼成功？是因為打造了IP，有了性格、有了形象，才能產業化」。

2019年社會運動、陸港媒體的片面報導、部分惡意的對待和言論，也深化了港漂對香港的抗拒和疏離。「我理解香港人的情緒，他們有自己的委屈和訴求，但不能把這個情緒發洩在內地普通人身上。」她提到，曾有一名備受尊重的支持本土主義的老師，在陸港矛盾惡化後開始歧視內地生，有些學生受委屈後向她哭訴。她很憤怒，覺得撕裂的社會情緒只會加深兩地人民的隔閡，「『追求民主』和『逢中必反』是有區別的，不能鐵板一塊。」

高質人才，改寫刻板印象

談及香港人對於內地人的刻板印象，周潞鷺認為原因之一在於香港影視作品對於內地人的污名化，例如曾將低下階層、第三者、苦力等角色塑造成內地人的代名詞。昔日香港經濟騰飛，而內地處於發展初階，大量香港男性北上鄰近城市的娛樂場所尋歡，而該些城市甚至以專門招待香港客人的色情行業聞名，例如深圳羅湖區的皇崗和下沙村就被稱為香港人的「二奶村」。那種頗為普遍的包養現象嚴重侵害了社會、家庭、道德以及婦女權益。

時至今日，依然有香港影視作品致力於污名化內地女性、刻畫香港男人北上「獵豔」的故事。周潞鷺對於早前上映的電影《淺淺歲月》感到憤慨：「都2025年了，還在說這樣的故事？大清早就亡了！」該電影根據真人真事改編，描述一對青梅竹馬的老夫老妻，因為丈夫北上做生意後出軌、離婚、生病、重聚的故事。在一些香港人眼中，《淺淺歲月》記錄了一段非常寫實的時代記憶，但周潞鷺認為，這種敘事對內地人並不公道。

「香港人一向靠『剝削』深圳人起家，過去是『包二奶』，現在是剝削深圳低價商品和醫療。」例如，香港人曾在深圳開設了無數極其剝削內地人的血汗工廠，「不准休息、不准上廁所、還有各種性騷擾，（污名化）農村女性沒有前途，只能淪為獵物」。可是，香港影視作品當中，卻鮮少呈現這一同樣真實的面貌。她進一步指出，若非內地「改革開放」，香港不可能在1980至1990年代實現進一步的高速增長——當然，深圳也從香港獲得諸多發展紅利。因此，她特別強調，陸港相輔相成，港漂群體應當對自身身份多一份認同，少一些自我貶低。

在人口老化、生育率持續負增長的當下，香港亟需補充勞動力。隨着各類「搶人才」計劃的湧現、非本地生數量的擴大，越來越多新一代內地人才來到香港。「現在，我們港漂要改寫那種刻板印象，告訴香港人，我們內地也有很多高學歷、有文化、有自我要求的人才。」儘管她對於香港留住人才不抱樂觀心態，但相信港漂群體會迸發出更大的能量。

香港不乏高學歷的內地人才，但他們在香港過上了理想的生活嗎？不同收入階層眼中的香港，又一樣嗎？「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對他們來說意味着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