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文化．二｜尋覓傳承中西合璧的香港建築　全靠「集體回憶」？

在一些香港人心目中，英殖時期的香港「借來的地方」，因此期間興建的西式古典或中華復興建築都與自己無關；然而，並非所有殖民建築均對香港文化沒有貢獻。例如，香港保育學者李浩然認為，「公屋」就是中西合璧建築的最佳代表之一，他更指出，一些擁有「集體回憶」的建築，就能夠充分突顯香港文化的主體性。不過，也有論者指出，「集體回憶」始終是個心理概念，建基於一種主觀認知，不但容易產生一種「美麗想像」，也難以切切實實描繪香港建築文化的面貌。

公屋就是香港文化載體最佳代表

「香港人一直以來都說香港是『文化沙漠』，這個現象反映經歷殖民時代的一輩不會覺得香港是自己的家，以為這是個過境的地方。經常會有一句話，香港是一個「borrowed place」（借來的地方）、「borrowed time」（借來的時間），終有一天會完結的。」談及「歷史建築」，就離不開「殖民時期」，香港大學前建築文物保育系副教授李浩然認為，當殖民心態出現改變，人們對本土歸屬就會產生更加清晰的概念。

李浩然反問《香港01》記者：「你覺得最代表香港的是哪一類建築物？你跟我應該有同樣的答案。」本身是「90後」的記者如是說，唐樓應該較能代表普羅大眾，但李浩然回應指，「唐樓是戰前的，上一輩應該會說是唐樓，但新一代可能會說公屋。」他進一步表示，「事實上，香港真正的中西合璧建築就是公屋，但一般人都會忽略。」

李浩然解釋，公屋是以實用主義及功能主義作為原則所建造的，而這種建築風格則源自於德國的藝術及建築學校——包浩斯設計學院（德語為Staatliches Bauhaus），是由德國建築師華特葛羅佩斯（Walter Adolph Georg Groprius）在1919年創立。曾任香港大學兼職講師的陳天權所撰寫《殖民地時代的西式建築》一書亦提到，包浩斯學院的老師認為建築設計要乾淨利落，不加裝飾，表現出工業時代的實用美學，採用最省力的方式並重視建築物的功能。不過，由於這班設計及建築師挑戰正統權威，1933年受納粹政府打壓，學校被逼停止運作，而師生轉到世界各地發展，令現代主義建築可在世界流行。

李浩然接着簡介香港公屋的建築史：「公共房屋」概念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第三世界國家成形，當時各國不但經濟蕭條，建築物同樣受戰火催殘，居民流離失所，而包浩斯學院的現代主義建築則是比較適合在短時間內提供具功能性居所的建築方式，至二戰後香港廣泛應用，尤其「六七暴動」後，英國政府意識到如果要繼續維持他們在港的統治地位，就必須做好福利政策。在1970年代麥理浩成為香港的港督後，他的「十年建屋計劃」就是令公屋在香港普及的契機，而直至1983年，超過四成香港人都居於公屋之內。

「現代主義建築（對香港文化建構）十分重要，能夠給予戰後在港居住的人們一個建築與文化認同的關係，因為這一類建築物能夠直接後映香港人戰後的生活模式、整個社會經濟環境，以及他們的需求。」李浩然認為，港英政府為香港人興建了公屋，而香港人在公屋生活中所建立的情誼、習慣，甚至生活的態度，賦予了這類建築物一種香港文化的主體性。事實上，不少電影都以公屋作背景或取材，例如由陳果拍攝的「九七三部曲」第一部《香港製造》、以80年代在沙田發跡的香港棒球隊「沙燕隊」改編的電影《點五步》，都反映了香港升斗市民的生活方式，也代表着香港獨有的發展文化。

有人會疑惑，儘管公屋生活的確反映香港在地文化，但從建築文化上來說，極具包浩斯建築風格的公屋到底如何體驗中西合璧的特色？對此，李浩然回應指出，中西合璧並非只在於物質上的特徵，而是物質與非物質之間的配合，「在形態上、物質上，公屋引用了西方現代主義建築，源自德國，講求實用性，但在設計上必定要有所調教，要適合香港華人居住，要配合香港人能夠接受的生活方式，是完全符合非物質上的元素。」

香港大會堂是多元化的建築象徵

除了公屋以外，今年已走過一個甲子年的香港大會堂亦是一個具代表性的建築，是香港發展的文化認同象徵。李浩然表示，香港大會堂所代表的是文娛設施，不止是中環大會堂，其餘地區的大會堂也是港英殖民時期的香港文化載體，而它們與公屋亦關係密切。

據前述《殖民地時代的西式建築》一書，香港本在1869年已建有大會堂，設有劇院、博物館、圖書館等，使用者是上流人士居多，後來匯豐銀行購入大會堂部份土地，僅餘的土地也在戰後售予中國銀行，而沒有大會堂令當時的文藝活動停滯不前；直至1962年，第二代大會堂於中環新填海區落成，同樣沿用了包浩斯建築，設有公共圖書館、婚姻註冊處、美術博物館、音樂廳等文娛設施——與過往的大會堂性質不一的是，第二代大會堂會比較多平民前往，不再是貴族專屬，因此為市民帶來了不少集體回憶。

「雖然中環沒有屋邨，但香港大會堂為興建在屋邨附近的大會堂提供了一個文化配套的重要雛形，讓後來政府需要發展新市鎮的時候，可以將香港大會堂的概念複製到不同地區的大會堂。」李浩然補充，當每個新市鎮均開始興建大會堂後，這些大會堂的用途亦有所改變，甚至加入了街市、體育館等設施，變成了市政大樓。因此，如果說香港大會堂是象徵着戰後社會走向平等的轉變，李浩然會形容大會堂是本港多元化的象徵，能夠容納不同的改變，「其實這些都與公共、社區、人的生活有關，而大會堂則產生了一個變體，綜合了穩定生活所需要的配套。」

「如果說到建築的話，不能只說建築物，其實『公共空間』也是建築環境的一部份。」李浩然再以香港大會堂作為例子指出公共空間之於建築文化的意義。他表示，大會堂的建築物只是整個建築的一部份，事實上愛丁堡廣場、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以至戰後重新設計的皇后像廣場是共同設計的。這類建築物最大的特點是，可讓居住在這個城市的所有人使用，不論是本地人還是非本地人，換言之，這個地方不但能代表本地人的生活，同樣能代表外地人對香港的印象，更能充份體現香港文化的傳承和推廣。

「集體回憶」建築突顯香港文化主體？

到了回歸後25年的今天，大會堂、公屋等建築依然為香港市民的生活作出重大貢獻，而人們亦繼續在這些地方建立他們獨有的生活模式，建立香港重要的文化資產。可是，隨着時代的轉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亦有所改變，例如往時在公屋居住的鄰里關係，現時或許也變得越發疏離；加上經濟發展的需要，新落成的建築物無論從設計、風格還是功能上看，也有着不小的轉變，社會也湧現不少較為追求實用意義的建築。

但李浩然認為，對於回歸之後的香港建築風格，目前仍然言之尚早，至少需要50年才能形成一個比較明確、清楚的時代建築。不過，他也指出一些建築已經漸有眉目，例如從現時的活化項目，如大館、PMQ、中環街市等建築而言，都是一些殖民時代與回歸時代合併的建築物，儘管還未有定型，但這都有一個共通點——文化設施。可以反映，香港人的需要不再止於居住和休閒活動，而有更加豐富的文化追求，希望更多本地時裝、飾物、藝術品牌在此駐紮，而這些空間或許是香港去除「文化沙漠」標籤的關鍵節點。

至於近期啟用的香港故宮博物館、M+博物館、戲曲中心等建築物同樣反映香港回歸後的轉變；不過，李浩然指出，「其實（建築物的）概念早在殖民時期已有所構思，而且沿用了當時的建築設計，所以它們並非完全是後殖民時期建築。」

可以說，能夠代表香港文化的建築，既不是冠冕堂皇的西式古典建築，亦非古色古香的宮廷式建築，而是對香港人而言擁有「集體回憶」的建築。事實上，法定機構古物諮詢委員會對文物建築的評核標準也包含這個要素，例如評審小組會按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及罕有程度這六項評審準則去為建築物評級，當中「社會價值和地區價值」所代表的就是建築物與社會的關係。

曾任古諮會成員的李浩然解釋：「社會價值內含兩個重點，第一是集體回憶，第二是集體感情。如果一個地方有很重的集體回憶，就會引起集體感情。」依他所言，只有擁有「集體回憶」的建築，才能充份反映出每代香港人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生活情況，由生活自然衍生的任何習慣、習俗，才能真正突顯香港文化的主體性。

不過，用「集體回憶」來定義「香港文化」絕非易事。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趙陽曾經撰寫《「集體回憶」究竟什麼意思》一文，指出「集體回憶」的誤區在於偏重懷舊而忘記眼下、偏重批判而忘記參與、偏重抱怨「為甚麼你會做得那麼差」而忘記「我可以幫助你一起做得更好」。他擔心香港論及「集體回憶」有越來越狹隘的趨勢，「懷舊所呈現的過去，很大程度不是真正的往昔，而是美化了的過去」；而若要透過「集體回憶」去完成社會建構，必須對歷史發展有全面認知，才能把握當下，立足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