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發展藍圖．下｜「三政」只佔170份之3　不提「復和」談何互信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去年12月20日公布《青年發展藍圖》（《藍圖》），在首階段提出近170項不同範疇的青年政策，要「啟發青年、燃亮希望」。然而，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既敲響本港深層次矛盾的警號，又為部分青年與政府關係築起難以跨越的高牆。要取信於青年，修補社會撕裂無疑是青年政策的一大關鍵，而推動青年的論政、議政和參政等「三政」更是不少人的期望；不過，《香港01》統計各項措施發現，當中只有3項與論政和議政相關，但隻字不提「參政」，而且避談「復和」。

「三政」只佔170份之3

政府常說青年是社會的未來、希望及棟樑，鼓勵他們議政、論政和參政，從而服務社會、為港獻策、貢獻國家。不過，從《藍圖》措施分佈可見（見下圖），「三政」寥寥可數，包括擴大青年委員自薦計劃、鼓勵青年參與地區建設、建立青年交流平台。

具體而言，主要都是吸納青年進入諮詢架構：首先，將會增加參與「青年委員自薦計劃」的諮詢委員會至不少於180個，並計劃將當中的直接委任職位由現時的130各增加至360個；其次，在18區成立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地區青年活動委員會重組為地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最後，鼓勵各政策局成立非正式定期青年交流平台。

事實上，「自薦計劃」早已為人詬病。《香港01》多次指出，部分參與「自薦計劃」的諮詢委員會，只涉及公共政策範疇中的細枝未節，亦非青年關注的議題。例如第5期「自薦計劃」的十五個委員會中的中藥研究及發展委員會、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漁農業諮詢委員會，相信不少青年都對有關議題感到陌生，未必有興趣參與其中。MWYO青年辦公室研究員郭東旺認為，政府應先評估青年興趣，再開放相關委員會供青年申請。

「自薦計劃」為人詬病

「自薦計劃」的評審準則亦具爭議。其三項評審準則重視申請人的專業知識和對議題的熟悉程度，包括誠心為社會服務、對有關政策範疇有一定認識、具備良好的分析和溝通能力——準則看似十分公平公正，卻是將草根市民排除開去的「精英主義」，因為受政策影響的市民，往往不止於專業階層，還有不同階級、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年。

在實際職能方面，「自薦計劃」所涵蓋的諮詢委員會也經常被批評沒有實權，難以驅動政府作出改變；而且官員往往都是帶有「前設」地走走過場，雖說是「徵詢意見」，但委員的發言和討論時間相當有限，即使委員存有異議，但官員也只會置若罔聞。

可以預見，倘若「自薦計劃」的評審準則不改，而諮詢委員會的「諮詢」性質亦然，新設的青年社區建設委員會和重組的地區青年發展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依然是「由上以下」的諮詢，根本無法推動青年參與，而參與其中的青年只會成「清一色」。

郭東旺建議政府推動「由下以上」的青年參與，賦權青年積極參與地區發展事務。他提到MWYO在觀塘彩福邨推動「參與式預算」的案例——居民可自由提案，並以一戶一票的形式，決定部分屋邨開支使用。MWYO曾與政府分享經驗，期望當局參考相關做法。

互信薄弱「雞同鴨講」

《藍圖》隻字不提「參政」，難免引發外界聯想，以為政府有意打壓青年從政空間。郭東旺也擔心明年區議會選舉的調整方案：「2019年區議會選舉，有很多年輕人投票或參選。怎樣鼓勵青年參政、令他們在下屆選舉中有積極表現，是政府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局方眼中，青年與政府的疏離，是源於青年人對政府的「不認識」和「不理解」。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近日接受「Now新聞台」專訪時，多次提到要青年人「認識」政府的工作，「他們不知道政府在做什麼？不知道社會與他們的關係？」她坦言，每次與年輕人交談時都會問他們，「你覺得我們怎樣才能令你們知道政府在做什麼？」

這亦成了《藍圖》的一大方向，「附件一」記載的170項政策中，單是「交流」、「認識」這兩個詞語，分別出現了31次和25次，而「溝通」也出現了3次。局方更會就此設一個「以青年為本」的手機應用程式，用來發放關於各項青年發展項目的多元化資訊。麥美娟在上述專訪中補充：「這是年輕人建議的。以往政府對青年的工作，分散在不同的網頁裡。（應用程式）能夠幫助他們一次過認識所有政府對青年的工作。」

但在部分青年看來，他們並非「不認識」，反而是「太認識」。他們自認為香港所面對的深層次矛盾，包括貧富懸殊、產業單一、上流階梯固化等等，全都源於「政制問題」，所以高呼「時代革命」，冀能真正「當家作主」；而當所謂的「光復香港」大計失敗，很多人就灰心喪志，遠走他鄉。可以說，政府和青年之間的「認識落差」，某程度上也是當局長久以來缺乏誠意與民溝通的結果，才會導致雙方互信薄弱、雞同鴨講。

要更主動「釋出善意」

無可否認，《藍圖》已經釋出善意。儘管麥美娟稱不想標籤反修例事件被捕青年，但局方仍然推出「協助青年更生」的系列措施，包括為入獄前曾修讀或正在修讀大專課程的在囚人士，提供香港都會大學的學分轉換及課程銜接、課程資助；懲教署則有「沿途有『理』計劃」，提供心理輔導、社區心理服務、生涯規劃和中國歷史教育；還有「展翅青見計劃」，鼓勵僱主為更生青年提供在職培訓，提升就業能力，協助他們融入社會。

不過，並非所有群體都願意配合。早有不同媒體報道，儘管部分更生青年在囚表現良好，但在出獄前已被學校開除學藉，又或要求完成學校版的「社會服務令」；有的即使完成大學學位，但有僱主仍對他們「略為不同」的履歷表充滿質疑，放心不下。

郭東旺認為，即使社會有不同的非政府組織，幫助更生青年重投社會，如由跨學科專業人士組成的「蛻變計劃」——為25歲以下被捕青年提供免費的情緒輔導及法律支援，但仍然需要政府牽頭，與不同的大學、企業溝通，給予表現良好的被捕青年更生機會。

事實上，香港不是沒有發生過與青年相關的大型社會運動，當局也不是沒有修補與青年關係的經驗可以參考。1966年4月，因天星小輪申請加價而引發的青年騷動便是一例。

「小修小補」難解矛盾

時任港督戴麟趾（David Trench）在騷亂尚未結束之時，已經下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由時任首席大法官何瑾（Michael Joseph Hogan）擔任委員會主席，傳召示威者、港府及警務處代表、現場警員、記者、巴士司機等作供，又訪問及調查逾300名被定罪者，最後把研究寫成長達167頁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

《報告》除了從政治、經濟、教育、住屋與社區政策等方面，探究市民的生活困境與騷動發生的原因外，更特別分析是次騷動的活躍參與者——15至25歲青年的「特別問題」，指出「他們（年輕人）比較喜歡冒險，責任心也比較輕，易於用興奮，刺激、抑或異乎尋常的方法來消磨多餘的時間。此外，示威是要耗費體力的，如果又因之而不必循規蹈矩和可能引起的暴行，則這種可能發生危險的氣氛，對青年男子的吸引力要比女子更大，同時也說明了發生暴行之後，人群中幾乎完全沒有女子的理由。」

「大家知道青年較難控制他們的不滿情緒。」《報告》因而建議為青年提供較佳的受教育和就業機會、改善居住環境、增加青年福利和康樂設施，以及讓青年參與社會事務，培養他們的歸屬感。不過，《報告》最後強調：「我們不相信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困阻是一九六六年暴動的直接原因。」可見，當時港英政府還沒有完全意識到經濟、社會等諸多深層次矛盾正是騷亂根源，要到翌年「六七暴動」才知道問題所在。

事隔53年，香港發生反修例風波，大批青年走上街頭。保安局數字顯示，截至去年8月31日，共有10,279人因反修例相關行為被拘捕，18歲以下被捕人士有1,754人，年紀最輕的只有11歲。今年7月1日，新任特首李家超上台，特別將「民政事務局」改組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又在同年12月推出《青年發展藍圖》，銳意以170項的政策「啟發、扶持、擁抱」青年，「致力向他們提供有利環境，讓他們對未來抱有盼望，自強不息，在社會盡展所長，繼而貢獻香港、國家以至世界。」然而，這一份《藍圖》既切不中青年生活困境，又無法推動「社會復和」，而是充斥大量「小修小補」的措施，猶如將「青年」當作「問題」處理——認為他們比起中年人和老年人，情緒較難控制，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振臂高呼，因此要不斷進行「教育」、「交流」、「認識」、「實習」和「溝通」等工作，疏導他們對政府的不滿，以免再次觸發社會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