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有糭温暖】二千奪命工傷 遺屬包糭送同路人:不會丟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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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聲浙瀝,穿著素黑衣服阿藍(化名)和阿玲(化名)在教堂前拭去臉龐的水滴。教堂盡頭,是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陳錦康的遺照。追思會還沒開始,工友遺屬們把裝飾用的花放好,看著陳抱住一個冬瓜的相片笑起來:「這麼大個冬瓜!」她們坐在長椅上,有一句沒一句的說起關於陳錦康的事,阿藍說:「陳生常常說,一條筷子容易折斷,一堆筷子就不易斷。」

多年來,在建槃行業因工死亡的工人,很多時留下帶著子女的遺屬。工權會於1980年代成立由職業意外身亡工友遺屬組成的「媽媽組」,這些女子碰頭,成為好友,又再扶起另一個工業意外中的傷者。

最近端午節,她們包了600隻糭,分派給工友、遺屬和曾幫助他們的律師。阿玲是過來人,她明白收到糭的感覺:「至少還有人關心你。」

攝影:鄭子峰,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不只是端午節,媽媽組每逢新年、中秋,他們都會做年糕、做月餅。如工權會facebook專頁所說:「爭公義、追賠償只是職業傷亡工友及家屬的一個中途站,別讓它佔據我們整個生活。」(受訪組織提供)

我們覺得要有骨氣,你停就停,我們不會因為你捐糭而不做我們要做的事。
工業傷亡權益會署理總幹事蕭倩文

建築商老闆因遇工傷追討 停止捐糭 

工業傷亡權益會成立快40年,每年一直得某建築商老闆捐糭給會友過節,直至有一年,連他們旗下的工廠也發生工業意外。工權會陪同家屬去見這個捐贈者,追討恩恤和要追究事故原因。老闆不高興,自此截停捐糭。

「我們覺得要有骨氣,你停就停,我們不會因為你捐糭而不做我們要做的事。」工權會署理總幹事蕭倩文說。於是媽媽組每逢端午節前夕就在中心包糭,「我們包糭包了整個星期,足足600隻。」媽媽阿玲說。

丈夫工傷去世 老闆放低200元利是失蹤

媽媽組現在有百多個活躍會員,平日聚會,湧出來的小孩子就有60至70個。

像58歲的阿玲,2012年,在丈夫因為搭棚意外墜樓之前,她是個照顧兩個子女的家庭主婦。工權會幹事梁金愛事後很快聯絡她,協助處理後事和追討法定賠償。後來工權會請阿玲加入媽媽組,阿玲沒拒絕,跟一些舊媽媽初次碰面,是在食物分享會,「大家自己做了些家鄉小菜分享,我順德人,就煮煎釀鯪魚。」

阿玲(化名)與阿藍(化名),本來互不相識的人,因媽媽組連結在一起。

阿藍比較年輕,才31歲。三年前一個清晨,丈夫跟她和未足一歲的孩子一如以往地玩樂了一會,丈夫也一如以往地出門上班。「收工前半小時他還打給我,叫我在地鐵站接放工,他喜歡我等他。」下午她收到別人打來的電話,說丈夫工作時搬運的飛機輪胎爆炸彈飛,撞擊他至重傷,她趕到醫院,望住床上的丈夫打了好幾次強心針,撐了四個小時,這樣去了。

負責公司老闆到醫院,放低了200元利是。「到現在三年幾,沒再見過那老闆。」

陳錦康離世前受訪,指現時工傷工亡情況,就是「修橋補路無屍骸」。(資料圖片/余俊亮攝)

賠償與官司以外 遺屬之痛

一個人就這樣飛墜、這樣被撞斃, 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工業意外遺下的是一個家庭的永久傷痛,阿藍的孩子愈長愈大,在公園聽到別人說,爸爸收工了,我們回家吃飯,開始模仿說:「爸爸在等我們。」

新聞上看到的,只有遺屬當刻的無助和追討賠償的一幕。他們要獨自面對的、親人離開的巨大空洞,旁人無法理解也無法想像。工權會成立以來,處理過2,000個遺屬個案。「後事很快就處理好,賠償、官司要一步步來,長遠面對的是兒子和情緒。」阿藍說。

阿玲那時有幻覺、幻聽,每晚她靠安眠藥入睡,「個腦好似電視不停播放,吃好多藥。」她摸著瘦削的手臂說。阿藍事發時本來就有產後抑鬱,事發後一發不可收拾,曾企圖自殺。「食藥食到看不清楚紅綠燈,衝馬路,精神好差。」

工權會幹事梁金愛組織媽媽組,這個互助小組不只協助追討應有賠償,更支援遺屬的情緒,和她們一起走著照顧子女長大的路。

2016年,138宗被定罪的致命工業意外裡,涉事僱主平均被罰款28,022元。
2017年審計報告數字

「男人不在,你們就是負累」

在香港,工人的命不值錢。2016年,138宗被定罪的致命工業意外裡,涉事僱主平均被罰款28,022元。有些個案,僱主連殮葬費都不給。

阿藍曾經因為丈夫工傷身亡而接受媒體訪問,當時她提及錢銀問題,很快被海量留言指責她只想到錢。但這是很現實的問題:家中經濟支柱走了,各部門要調查事件,死因庭排期、文件核實,本來就需時一年才能領取賠償,倘若涉事公司不承認死因由工作引致,等候時間就更長。

「一個單親媽媽走出來,很不自信。」她說。阿芬當年也有相似經歷;事發後很快有人問她是否領綜援。「為什麼這樣看我們?他們會覺得,男人不在,你們女人就是負累,不會自力更生去搵錢。」她於是寧願花積蓄,吃少幾餐也不願領綜援,想要證明自己可以自立。朋友工傷,請她替工做園藝,她多年沒工作,開初有點怕,最後硬著頭皮去,一做便兩年。

阿玲初初見陳錦康時,見他一臉嚴肅,有點害怕。「開初覺得自己沒知識、沒文化,不太敢說話。」

我們走過來了,希望以後的人福利好一點,不要像我們以前那般。
工友遺屬 阿玲(化名)

過來人的一隻糭

工權會多年來打過很多場硬仗:早年成功推動禁止手挖沉箱,近年正爭取禁止飛棚、設立中央補償機制,爭取立法提高工業安全標準、罰則,及加強檢控。近年社會出現新式職業病,工權會亦正推動把過勞和勞損納入勞工保障範疇。

阿玲初初見陳錦康時,見他一臉嚴肅,有點害怕。「開初覺得自己沒知識、沒文化,不太敢說話。」但她每天跟著媽媽在中心聚頭,一起煮飯,有時上親子課,她們也幫工權會做宣傳,走到不同屋邨做職安健巡迴展覽。媽媽組也會組織探訪工傷工友,他們或癱瘓、或坐輪椅,也有些受害於早年手挖沉箱的肺塵埃沉着病工友。

媽媽組的工作讓她覺得自己有能力成為推動勞工權益的一份子:「我們走過來了,希望以後的人福利好一點,不要像我們以前那般。」

一場工業意外,涉事公司可以有各種原因推卸責任,有些公司不願即時把工傷工友送去醫院,也不承認傷亡由工作所引致。現行法例,僱主不承認工傷,勞工處就只能當個案為「存疑」,工友無法領取工傷病假錢和醫療費補償。

收到糉,會覺得起碼有人記得你,而不是丈夫走了,整個社會不記得你。
工友遺屬 阿藍(化名)

最低落的時候,阿藍收到媽媽組送來的一隻糭,提到那隻糭她就哭起來。「我們大多是單親家庭,逢年過節沒什麼人。」平靜下來,她說:「工權會嘛,像個家,我最喜歡是每年一次宿營,我都去。」

阿玲那些舊媽媽,送給阿藍這個新媽媽一隻糭的意義遠超於慶節。「起碼有人記得你,而不是丈夫走了,整個社會不記得你。」阿藍說。媽媽組的好多雙手支撐著她,她後來去醫院上班,讀夜校。從前跟她爭撫養權的外母,和她慢慢也改善了關係。

阿玲念茲在茲的是陳的未竟遺願。「設立428工殤紀念日,他每年都去政總爭取,現在還未達成他的心願。」

設立428工殤紀念日,他(陳錦康)每年都去政總爭取,現在還未達成他的心願。工會成立這麼多年了,我希望香港真正有工殤紀念日、紀念碑。
阿玲

大樓建成 死者無名

這個城市,基建工程、新建豪宅天天上馬,卻從來沒有一幢紀念碑屬於死去的工人,保障工人權益的法例亦不盡不善——既然違法代價不高,沒有老闆會選擇提供完善保障。香港每年約有200宗致命工業意外,工權會近年平均一年處理60多宗工亡意外、300宗跟進個案、近萬個求助電話,但工業地盤的意外統計板上,只寫上一個又一個的「0」字。

阿玲念茲在茲的是陳的未竟遺願。「設立428工殤紀念日,他每年都去政總爭取,現在還未達成他的心願。工會成立這麼多年了,我希望香港真正有工殤紀念日、紀念碑。」她想了想又說:「這不是我們媽媽說爭取就能爭取,這要看政府官員。」

「一棟大樓,好多人犧牲,但大樓建成了,後面死了幾多人,無人記得。」阿藍說:「香港很容易忘記工友的死,看了新聞,感動了,過幾天又忘記誰做過貢獻。有個紀念碑,就會記得。」

一棟大樓,好多人犧牲,但大樓建成了,後面死了幾多人,無人記得。
阿藍

「一棟大樓,好多人犧牲,但大樓建成了,後面死了幾多人,無人記得。」阿藍說:「香港很容易忘記工友的死,看了新聞,感動了,過幾天又忘記誰做過貢獻。有個紀念碑,就會記得。」

坐在一旁的媽媽阿怡(化名)一直沒有說話,直至訪談最後。她比阿玲更早加入媽媽組,「20年了。」這20年既標誌丈夫離去的日子,也是香港欠勞工一個交代的年數。「事情不會丟淡的。當你的子女大了,有自己的生活,你一個人靜下來,又會再湧現。」對遺屬來說,每次訪問都像重新掀開傷疤。不論阿怡、阿玲,或是阿藍,沒有人會輕易在公眾面前揭露傷口,她們願意這樣做,只是希望每一個死去或受傷的工人,都被當權的人看見和尊重,希望漠視工人生命的行規不再是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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