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緒教育│智庫促提升學童抗逆力防悲劇:保護因素要大於風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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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去年曾發布數據,指自2013/14學年起共5個學年,共有73名中、小學生疑因自殺身亡,令人再次關注學生抗逆力問題。當時局方曾表示,會向公營主流學校提供約2,000個「精神健康的專業發展課程」培訓名額,讓更多中、小學教師加強識別及支援有精神健康需要學生的知識和能力。若對學生精神健康繼續採取「治療式」的方法,又是否足以改變現狀?

有智庫組織近日發表研究報告,指出社交及情緒教育與抗逆力息息相關,而保護因素及風險因素便是影響抗逆力高低的原因,「風險因素包括校園欺凌、學業及生活壓力,以及集體社會創傷等,而家庭的愛、朋輩支持等則屬於保護因素」。負責撰寫報告的研究員指出,兩個因素一直在角力,只要保護因素大於風險因素,學生的抗逆力便會提升。

有協助中小學籌辦社交及情緒教育的非牟利機構表示,有小六生曾於工作坊上表達對父母日常生活了解不足的感受,「她說希望聽到爸爸說自己的感受,因為父母經常問子女在學校過得如何,卻從無主動講及自己的職場生活」,認為讓學童的情感得以抒發,才能增強其抗逆力, 故認為必須由多個持份者,包括學校管理層、教師、家長,以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建立有利促進社交及情緒教育發展的生態系統。

本港學生的情緒健康一直備受關注。(資料圖片)

以青年為本的民間智庫MWYO本月發布一份關於社交及情緒教育的研究報告,內容集中探討如何提升學生的抗逆力。負責撰寫報告的研究員黃樂謙(Ambrose)引述數據指,2018年10月,由全球36個市場經濟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發表國際學生能力評估計劃(PISA)數據,當中比較不同國家及地區之間學生在各方面的能力,發現香港學生的學術能力排名全球第3,社交及情緒抗逆力卻排在全球第42,「這表示我們只能做好學業成績,但不懂處理情緒問題,這個情況並不普遍,因為在其他地域,成績與社交及情緒能力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很多地區都羨慕香港學生的競爭力,但我們是否甘於二選一,放棄他們學業以外的能力呢?」

「很多地區都羨慕香港學生的競爭力,但我們是否甘於二選一,放棄他們學業以外的能力呢?」
MWYO研究員黃樂謙(Ambrose)

研究員:應採取「預防勝於治療」教育方針

每次談到抗逆力,大眾定必想起抑鬱、自殺等關鍵詞,也容易將悲劇歸咎於年輕人的抗逆力不足,但到底應該如何提高抗逆力?黃樂謙表示,研究報告第一部分,便是探討抗逆力的特質。「關於抗逆力有兩種學說。第一種認為這是天生特質(as a personal trait),例如我天生是一個樂觀和勤奮的人;但亦有另一種學說指,抗逆力是可刻意培養出來(as a process)」。他指根據不同的文獻研究,確立了抗逆力是可被培養的本性,故認為教育工作者及社福界均可就這點為年輕人「行多一步」,採取「預防勝於治療」的教育方針,希望提早讓學生調整面對逆境時的心態,而非待他們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時,才介入治療。

MWYO研究員黃樂謙認為,學校應採取「預防勝於治療」的教育方針,希望提早讓學生調整面對逆境時的心態,而非待他們出現精神健康問題時,才介入治療。(呂凝敏攝)

他表示,保護因素及風險因素便是影響抗逆力高低的原因。「風險因素包括校園欺凌、學業及生活壓力,以及集體社會創傷等,而家庭的愛、朋輩支持等則屬於保護因素」,黃樂謙形容,兩個因素一直在角力,只要保護因素大於風險因素,抗逆力便會提升。去年至今本港發生大型社會運動及爆發疫情,大批青少年因生活突變而累積大大小小的情緒問題,黃慨嘆,若等到年輕人情緒嚴重受困時才施予援手已是太遲,「所以我們希望研究的建議能應用在學校上,令學生有足夠能力面對各種逆境」。

情緒教育與抗逆力息息相關

研究報告中指出,社交及情緒教育(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SEL)與抗逆力息息相關。惟現今教育界受制於傳統重紀律的訓育及輔導模式,故建議政府將社交及情緒能力列入學校主要的教育目標,並制定相關政策,要求學校透過獨立成科,教授學生社交及情緒能力,或為校方提供支援幫助,營造有利於建立關係及正面的校園環境,亦提倡向教育制度外的其他持份者提供空間舉辦及試驗活動,希望政府、學界、非政府組織、學校及家長能共同建立有利促進社交及情緒教育發展的生態系統。

英國強制校方加入情緒教育項目 芬蘭着重師生建立穩定關係

報告中提到5個在情緒教育工作上做得較好的地方,包括美國、英國、芬蘭、新加坡及台灣。黃樂謙指,這些地方把情緒教育放在首要教學目標內,「例如英國在中小學強制加入關係及性教育項目,成為法定課程;芬蘭的小學生,每三年才轉一次班,能與班主任及同學建立更深厚的關係,未必是硬綁綁的措施,但將其融入教育目標內,會慢慢看到學生的轉變」。黃樂謙認為,本港現時針對情緒教育的大概只有德育及公民教育科,惟涉及的範圍太大,加上其教學重點明顯不在關係教育上,發展空間仍有很多。

非牟利機構:以支援學校為首,不欲增加教師工作量

有份支援學校提供社交及情緒教育項目的非牟利機構JUST FEEL項目主任霍靖兒(Rachel)認為,要在教育界廣泛推行情緒教育,非牟利機構在設計課程時,需盡量配合學校的資源,「因為香港教師的工作量已很繁重,設立情緒教育課程,並非要加重他們的工作量,所以我們要準備好教材及教案,為他們帶來支援。當然也需要提供教師培訓,因為情緒教育需要有持續性,單次工作坊對學生的精神健康效用不大」。她指機構會因應學生的能力而調整教學方式,例如以故事形式及觀看影片形式向低小學生灌輸社交及情緒的基本概念,而高小學生則可透過活動,讓他們親身嘗試表達自己感受,從而觀察自己及別人的情緒需要。

非牟利機構Just Feel設計「感受需要卡」,鼓勵學生表達情緒需要。(呂凝敏攝)

設計「感受需要卡」 鼓勵學童表達己見

JUST FEEL創辦人之一楊思毅(Raymond)表示,需要學童開口表達感受並不容易,故機構以短片、工作坊,甚至設計「感受需要卡」和親子及師生兩款課冊日記,以多元方式鼓勵學生表達情緒需要。另一名創辦人魏敬國(Anthony)憶述,6月疫情下首次復課,機構在學校舉辦「感講森林」工作坊,讓學生寫上自己的感受,也能了解其他同學的心情,「讓他們知道就算感到失落,也並非孤單一個面對」,而校長及教師亦可就學生的情緒調整教案,「學生身心準備好,便盡快投入教學工作,若他們很不開心,可能需要先照顧他們的情緒」。其中一名小六生在工作坊寫下的感受,令他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名小六生,說希望聽到爸爸說自己的感受,因為父母經常問子女在學校過得如何,卻從無主動講及自己的職場生活」。魏敬國強調社交及情緒教育需雙向發展,「要懂得說,也要懂得聆聽」,要透過社交及情緒教育增強學童的抗逆力,除了老師培訓,管理層、教師、家長,以及坊間與青少年發展有關的組織的共同參與也是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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