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港移民加拿大籌建和平紀念館 港府被批交白卷
南京大屠殺轉眼已80年，但那慘痛歷史未被遺忘。多倫多史維會（ALPHA）今年中宣布籌募900萬加幣，在當地興建「亞太和平博物館及教育中心」（Asia Pacific Peace Museum and Education Centre），就是要以南京大屠殺作切入點，提醒人類不要再犯同樣錯誤。
二戰時期的香港亦淌滿一地鮮血，日軍在1941年的黑色聖誕佔據香港，所犯的罪行罄竹難書，可是港府至今仍未有計劃，將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完整地收藏於博物館中。昔日的死傷枕藉，今天一切只記錄在書本上。
「我的訴求是希望香港有抗日戰爭博物館。」訪問一開始，立法會議員葛珮帆便急不及待向記者說。
熱心訴求 冷淡回應
葛珮帆熱愛攝影，不時周遊列國，參觀當地的紀念館及博物館，這些讓她非常感觸，「當中的照片及文字記錄也有與香港戰亂有關，同時也有許多與香港歷史有關的文物。」她抱着相同期盼回到香港，到海防博物館走走，結果「不看由自可，看完就把鬼火」。她說，博物館大部分內容與香港抗日無關，相關的只有兩個小展廳，但文物多是介紹英軍英勇抗戰、日軍鐵腕統治，對東江縱隊事迹及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生活卻鮮有提及。在她眼中，戰爭博物館的作用並不止於紀念亡魂，最重要是提醒世人戰爭的可怕，要有世界和平及反戰爭的醒覺。
「我會問，為什麼我要離開香港才找到相關的史料？要去別人的國家及城市才可以看得見、了解二戰歷史及禍害？」她抱着這個疑問回到立法會，在11月底向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提出質詢，查問香港會否設立抗日戰爭紀念館或豎立「慰安婦」紀念雕像，以加深市民對南京大屠殺及香港居民抗日事迹的認識，得到的答覆是：「香港特區政府十分重視抗日戰爭，特別是日軍侵略香港和日佔時期的歷史，多年來透過研究、展覽和教育推廣活動，以及每年於9月3日及12月13日舉辦官方紀念儀式，也有邀請原東江縱隊成員參與，分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和悼念戰爭中死難同胞，目的是加深公眾對這段歷史的認識。」
劉江華另外回應，歷史博物館和海防博物館均設有以抗日戰爭為題的常設展覽，政府還委託了專家學者進行研究，將部分成果刊於《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未有計劃設立獨立紀念館或雕像。
三年零八個月 誰來記載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吳軍捷望着葛珮帆手上厚疊疊的《香港抗戰—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論文集》，冷笑一聲。現任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的他說：「2004年出書，政府除此之外還做了什麼？」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掀起日軍侵華序幕。同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當時中華民國首都南京後，展開維期六個星期的大屠殺，超過30萬名中國平民遇害。四年後的12月8日，香港保衞戰爆發，中國軍隊、英軍、加拿大士兵與民兵奮力抵抗，18日後守軍糧盡，時任總督楊慕琦於聖誕節當天投降，香港成為日軍蹂躪之城。
在接下來的三年零八個月，日軍在這片土地犯下種種惡行：強迫灣仔一帶百戶居民遷出住所及店舖，劃為「慰安區」凌辱女性，發洩享樂；為了應付龐大軍費，日方不停大肆搶掠，濫發軍票掠奪人民財產，它們在戰後成為一文不值的廢紙；日軍又實施歸鄉政策，疏散居民出境以減低物資需求，當眾人抵達廣州時，廣州日軍不願放行，把他們關進廣州海珠區南石頭難民營，那裏是日軍波字8604部隊的細菌試驗基地。當收容所人滿為患，日軍用致命細菌毒害難民，廣東學者譚元亨估計，多達數萬人遇害，絕大多數為香港人。
在日軍佔領的日子，香港人口因逃難、殺戮、飢寒衞生種種原因，由戰前的約160萬人跌至60萬人。抗戰時期的屈辱生活，吳軍捷未曾經歷，但不敢忘記。他不滿政府出書後便再無作為：「政府根本無心做好這件事，如果只當出書便交了功課，那麼個人、團體也出了幾十本，而政府只出了一本。」他邊翻着400多頁的論文集邊批評，論文集沒人知曉，放在圖書館根本無人問津。葛珮帆亦順勢批評：「難道你要小學生讀完這本書？有哪個人會買？」政府邊說要年輕人認識香港歷史，卻連「貼地」的配套均欠奉。
葛珮帆所說的不無道理，要數港府最近期的突破性措舉，便是在2015年將9月3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日」，全港放假一天。「那段日子也有香港女性長時間被囚禁，不斷遭到性虐待，我所說的，是長達幾年的時間。『慰安婦』這個名詞已被美化，所有『慰安婦』都是不斷被強姦的受害者，部分從此不育。如果她們是你的親人，你能不能放低她們？你可不可以就此罷休？」一向關心女性權益議題的葛珮帆不明白，為什麼政府並不將此段歷史放在眼內？
政府沒有做 民間做不到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在吳軍捷帶領下，於2015年以慶祝香港抗戰70周年為名舉行「香港抗戰文化展覽」，介紹各方聯手在港抗日的事迹，邀請游擊隊分享抗戰經歷，並安排曾轟炸香港日軍機場及日本軍艦的一比一美國飛虎隊P-40高仿戰機模型來港展覽，加深大眾對香港抗戰史的認識，展期為期一個半月，吸引逾五萬市民入場。這令葛珮帆回想起，自己也是從非官方的途徑才得知南石頭大屠殺這段歷史，更令她詫異的是為數不少的港人對此毫不知情，她深深覺得港人歷史感薄弱，也對香港歷史無處寄藏產生無力感。
吳軍捷為民間力量所作的貢獻感到自豪，同時為工作無以為繼感憂心。基於場地及經費匱乏，大型展覽難以每年舉行，因此他衷心希望政府能設立永久的展覽場地，「現在這兩個（歷史及海防）博物館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只可叫做有（硬件），但無人宣傳及組織。」他形容，香港正陷於「政府沒有做，民間做不到」的兩難局面，若香港有專門管理抗日戰爭博物館的組織，便可將不同資源整合起來，民間團體充當號召角色搜集史料，「若政府堅決認為沒有需要（設立博物館），我覺得很遺憾。」
這些年來，不少民間組織與時間競賽，趕緊在歷史廢墟中整理碎片，包括口述歷史及文物，了解香港的過去，不僅是為那些無辜犧牲的生命，更是因為親歷者走一個少一個。「他們慢慢老去，香港好像無人記得他們，好像被人遺忘。只要我們無人發聲追究，便被時間淹沒。」葛珮帆認為要讓港人時刻銘記歷史，但這條路並不平坦。
「歷史需要承傳及研究，單是收集、整理、保育已包含許多工序，不是單靠民間組織便可輕易完成的。因此政府責無旁貸。」更令她難過的是，許多歷史痕迹不是故意被毀，而是被歲月泯滅。年輕人沒有經歷戰亂的傷痛，也許難以明白這段悲慘回憶。「家裏不說、學校不教、社會不討論，政府又不提供地方讓大眾了解，讓年輕一代變得無知。無知的後果是什麼？就是會說出一些令他人取笑我們的話，例如『支那』。或者他們覺得這是平常的挖苦，但懂歷史的人及上一代人會很痛心。」葛珮帆認為，這是整個社會的責任，而像博物館這些書本以外的教育，興許是最有效的救贖。
上文刊載於第90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2月11日）。原文題為《「我希望香港有抗日博物館」》，現題為編輯重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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