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在香港,屠殺是一段空白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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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香港島筲箕灣道460號的艾莎國際學校中學部,是全亞洲唯一的猶太式教育中學,校舍四樓的其中一個房間,是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Hong Kong Holocaust and Tolerance Centre)的地址。這個中心成立至今未足七年,不算太長,加上它的位置處於校舍內部,即使當區居民都未必知道它的存在。

南京大屠殺80 周年紀念到來之際,上周五、六,中心與亞洲協會(Asia Society)、「面對歷史和我們自己」(Facing History and Ourselves)組織合作舉辦了關於南京暴行的歷史講座及教師工作坊。雖然南京大屠殺、猶太大屠殺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的事件,但性質不盡相同,在全球引起的關注也有很大區別。這令人不禁想問:為何一個關注猶太大屠殺的組織,要去舉辦紀念南京大屠殺的活動?

香港猶太人大屠殺及寬容中心教育總監李家豪說:「在外國有很多紀念猶太大屠殺的中心,但是我們中心的名稱加入了『寬容』二字,原因在於我們並不是只談猶太大屠殺。雖然猶太大屠殺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我們也會涉及相當多關於種族滅絕(genocide)、南京大屠殺、赤柬大屠殺等其他問題的討論。」近期緬甸軍方迫害羅興亞人再成國際焦點,中心亦發表聲明表達深切關注,並且強烈譴責一切以平民為目標或影響平民的暴力行為,呼籲緬甸政府確保屬於任何種族或宗教的平民都獲得人身安全、法律保護和權利。

人類共同記憶

作為全亞洲唯一同類題材的組織,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的使命是成為面向學者、教師、學生和普遍公眾的國際資源中心,並致力在亞洲開展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教育和增進公眾對此的認知,但是它最終的目標卻不限於這起單一歷史事件。正如中心在每年1月27日緬懷大屠殺遇難者國際紀念日,宣讀聯合國大會關於紀念大屠殺的第60/7號決議所言,「重申大屠殺造成三分之一猶太人和難以計數的其他少數民族成員被殺害,將永遠警示所有人防範仇恨、歧視、種族主義和偏見的危險」。

香港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總監李家豪認為,大屠殺教育有助宣揚寬容與理解。

李家豪指出:「猶太大屠殺影響的不只是猶太人;南京大屠殺也一樣,不只是中國人的事,它們其實是人道的事件。當大家都身為人類,在我們面對苦難的時候,就不會區分這個是猶太人大屠殺、那個是南京大屠殺,而應該覺得是每個人都要關心的事情。」不同族群追溯表面上跟自身無關的屠殺史,體現人們對大規模屠殺事件的關懷不受國境與種族制約。

在港教育難處多

李家豪強調,他們想透過大屠殺教育去處理歧視和暴力的問題。無論是南京大屠殺,抑或是猶太大屠殺,以至在世界上不同時期的其他大屠殺,它們所反映出的都是當人與人之間的歧視對立去到最極端時,可能帶來的極端後果,故此中心才會強調「寬容」,用意是以歷史教訓防止各種歧視及種族滅絕思想,以及增強人類彼此的寬容和理解,為社會作出建設性貢獻。

猶太大屠殺及寬容中心立足於香港,所以它的服務對象很大部分還是面向本地學校。視乎不同學校的教學模式,展開大屠殺教育的障礙也有不同。以日軍二戰暴行為例,本地傳統文法學校課程儘管會觸及,但由於課時編排緊張,教師往往只能夠在課堂上用片言隻語輕輕帶過,導致學生僅能浮光掠影、欠缺深入了解。譬如有本地學生曾向李家豪表示,他們知道「七三一部隊」的存在,卻沒聽過有部隊主腦在戰後透過秘密交易避過審判。

相比之下,國際學校的時間表一般較有彈性,更容易配合中心活動,惟其學生接受歷史教育傾向聚焦歐、美世界,對於亞洲同期事件近乎隻字不提,加上南京大屠殺的英語教學資源有限,所以不少學生在聽到中心職員分享相關史實時,感到無比新鮮及驚訝。李家豪回憶道:「有一個學生來中心搜集資料完成專題研究之後,跟我說覺得十分感慨,原因是他讀書這麼久,自己明明又身處在香港,卻要問:『為何我會不知道這一段歷史?』」

香港猶太人大屠殺及寬容中心上周五與面對歷史組織共同舉辦的紀念南京暴行80周年公眾講座,請來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總監兼現代中國歷史及政治系教授米德(Rana Mitter)主講,內容重在「教育南京暴行的歷史重要性」。身為印度移民後裔的米德是西方學界新一代「中國通」,更是歐美研究中國抗戰史的權威專家。他在2013年出版《被遺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一書,利用解密檔案史料重新探討八年抗戰,突顯中國軍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之中抗衡軸心國擴張的貢獻。該書出版以後廣受各方歡迎,連續七個月位居亞馬遜同類暢銷書榜首位置,更獲《經濟學人》、《紐約時報》選為「年度必讀圖書」。

講座開始之前,米德教授接受了本報專訪。他對於中國抗戰史產生興趣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認為這段歷史的重要性在西方世界裏並未獲得足夠注意,「人們認識現代的中國往往始於毛澤東與共產黨獲勝的1949 年,對於此前幾年發生的事情往往是匆匆帶過。」

認識大屠殺歷史,除了想藉歷史教訓防止慘劇重現,還希望向下一代傳遞和平與寬容的理念。

牛津印裔學者改變歪風

在《被遺忘的盟友》出版之後,近幾年西方學界慢慢改善「惡習」,但相關變化的步伐仍然緩慢,「當特別談到中國戰爭的時候,西方讀者對比起其他的戰場,仍然傾向對它有較少的認識;即使是太平洋戰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東南亞戰場,我想它們也是較多被提及的、認識也較深入,中國戰爭相對來說還是處於正在研究中的階段。」所以米德期許有更多西方學者加入這個研究行列,他推介的其中一本新研究著作,是劍橋大學現代中國史教授方德萬(Hans van de Ven)的《戰火中的中國》(China at War),該書從軍事史角度將抗戰與後來的國共內戰及韓戰聯繫起來,觀點頗有啟發。

南京大屠殺作為抗戰史的一個重要事件,米德在《被遺忘的盟友》一書中當然也設有章節專門探討。他形容,全世界任何國家的學生都應該認識南京大屠殺,原因至少有二:

首先,作為一件歷史事件,它反映了一個帝國主義社會決定違背民主、走上自私殘暴之路以後,會對鄰國做出何種行為,「在南京對中國人的暴行釀成多人死亡,但這並非深思熟慮的計劃造成的產品,反而他們是對一國君主效忠之心激發暴力行為的受害者。」當時日本對建構亞洲秩序有自己一套獨特觀點,但它遭到中國人的堅決反對。這種單純意識形態層面的落差,居然可以帶來如此恐怖的現實後果,這是今天人們仍然應該認識南京大屠殺的首要原因。

其次,像南京大屠殺這種歷史記憶,本應有力加深中日關係,但到今天雙方仍未能夠放下這塊心頭大石—中方繼續利用其國殤定位來服務地緣政治目的,日本右翼則試圖淡化事件,因此「我們只有認真重溫當年史實,才能協助促成這兩個在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國家就此問題達成共識,以及避免東海陷入緊張局勢。」

儘管米德也承認,中日兩國從冷戰以來受到兩大陣營意識形態的影響割裂長達40餘年,短時間內難以像歐洲諸國對猶太大屠殺那樣獲得一致觀點,但他依然有信心透過增進兩國年輕學生的交流活動,可以促進未來中日兩國冰釋前嫌。

米德認為,理解在歷史上國家和人類所做過的不當舉動,有助防止它們在未來再次發生。

讓南京大屠殺成為舉世歷史教材,用意絕非突顯日本人的罪孽深重。米德在講座上特別提醒,「要說任何一個種族、一個國家、一個文明,較其他人更易或更難作出野蠻或殘暴行為,是於理不合的。在歷史上不同時間,許多國家與人都做過類似的不當舉動,而理解他們的行事原則或許有助於阻止它們在未來再次發生。」何況日本認同南京暴行或否定其存在的人僅在少數,為此事道歉的政治家亦不計其數,甚至在戰後最先於媒體中上公開報道南京暴行的也是日本人,他們對將南京大屠殺事實曝光於世的貢獻毋庸抹煞,遑論以偏概全地批判及指摘整個日本民族。

香港人要認識南京暴行

對於一些香港人強調本地史、排斥學習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中國史的主張,米德深深不以為然。他指出,南京暴行並非只是中國史的一部分,它同時還是更寬廣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的一部分,「我們應該要將這場大屠殺視為全球各地大規模暴力的歷史的其中一個例子」。

況且,就算真的想認識香港本地史進程,也得將香港置於更宏觀的脈絡來理解才對,像1925年省港大罷工便是由上海五卅慘案觸發,顯示華東與香港反殖民鬥爭一脈相連;至於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亦與後來佔領香港以至菲律賓等地同為其戰略一部分,這些事件應一起放在第二次大戰亞洲戰場的歷史場景進行考察。

正如講座後米德回答一位觀眾提問時說,歷史是由人類創造的,而創造文明的也是人類;假若我們願意去學習其他文明的經驗,那麼當然也能改變文明。所謂「中國人就是這樣的」、「日本人就是這樣的」⋯⋯諸如此類成見可謂不切實際,因為只要比較南京大屠殺前後的中、日兩國,就可以發現沒人預料到日本人會製造如此暴行。香港人要認識南京大屠殺,並不單純關乎是否接受中國人身份,身為一個活在地球上的人類,香港人亦應該和中、日以外國家的人民一樣,在心中銘記着南京大屠殺以及同類事件的教訓。

上文刊載於第90期《香港01》周報(201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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