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中南海與華為的抉擇 習近平和任正非的性格底色

撰文: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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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美國將華為列入出口管制「實體名單」,此舉禁止電訊巨頭華為在未經美國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從美國公司購買零部件。與孟晚舟事件發生後一樣,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再次開啟公關攻勢,他周二(21日)接受內媒圓桌採訪,向世界說明華為對此事件的態度和應對方式。
任正非在這場採訪中的發言,盡顯不凡政治高度。同樣的話,若要說是從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政治家口中說出,同樣不會有違和感。他那句「美國企業和我們是共命運的,我們都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如果轉換成政治話語,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歷來提倡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或「亞洲命運共同體」極為相似。這種雷同背後,或許既來自華為和中國在世界上的類似處境,亦來源於一個企業家和一個政治家在個性特徵上的相通之處。

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周二(21日)在華為深圳總部舉行「中國媒體圓桌會」,接受國內媒體集體採訪。(資料圖片)

共命運的企業和共命運的世界

外界很難分得清,是華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供應鏈體系,還是任正非對世界政經的宏觀視野,塑造了華為開放的色彩,以及以開放為核心的認知結構。或許後者更為主要,因為任正非作為華為創始人,在這個企業最開始的路徑選擇中便烙印上了自己的性格特點。

在採訪中,作為「美國企業和我們是共命運的,我們都是市場經濟的主體」這句話的一個註腳,任正非稱,「我們不會排斥美國,狹隘地自我成長,還是要共同成長。」

2015年10月,在英國訪問的習近平至華為英國總部參觀,任正非(前排左二)在陪同之列。(資料圖片)

與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類似,在自己公司的主業和能力範圍內,任正非致力於建設「人類資訊社會」——「我們還是會保持跟美國公司的正常貿易,要共同建設人類資訊社會,而不是孤家寡人來建設資訊社會。」

類似的話,在2018年9月任正非於華為內部「公共關係戰略綱要彙報會」上也曾說出:「公共關係要把華為的價值觀講清楚,大帽子一定是『合作共贏』,要以高屋建瓴的方式,建立世界的平衡和合作共贏的格局。」對於這樣做的原因,任展示了他作為一個企業家對世界政經規則的理解:「如果沒有這個綱領,那就容易被理解為要顛覆世界,世界就會排斥我們。領先者,可以只顧自己;領導者,就要顧及他人。」

在西方某些右翼政客和少數競爭者眼中,華為的迅速崛起是一個挑戰,進而被描繪為是對世界資訊產業格局的顛覆;對於整個中國而言同樣如此,迅速崛起的中國總被政治保守人士描述為對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顛覆,並千方百計從貿易、技術、意識形態等幾乎所有領域進行圍堵和打壓。

如同中國面對貿易戰的態度是繼續擴大改革開放一樣,華為在面對美國的封堵時仍然步調堅定,堅持一直以來的開放態度。任正非稱,「儘管自己晶片的成本低得多的多,我還是高價買美國的晶片,因為我們不能孤立於世界,應該融入世界。」這是一種主動的讓利行為,有時利潤並非全部,而產業鏈和產業生態以及合作共贏的關係是一種更長遠和更長期的投資。

而對於中國來說,歡迎各國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推出「一帶一路」以及「亞洲文明對話」等對話合作機制,不單單盯住狹隘可見的帳面利益,追求合作共贏,亦是對地緣政治格局的一個長遠投資。

任正非希望傳媒能夠區分美國企業和美國政客。(視覺中國)

愛國者的決然和超然

對於記者提出的多個針對華為的問題,任正非往往擴而大之,跳開華為自身,談論起整個中國的科技發展以及基礎教育問題。外界能感受到,這決然是一個愛國者。

但當他說「不能說用華為產品就愛國,不用就是不愛國」時,這也說明他是一個超然於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之上的愛國者。

當記者問到「華為綁架了全社會的愛國情緒」時,任正非斷然將用不用華為產品與愛不愛國進行切割:「華為產品只是商品,如果喜歡就用,不喜歡就不用,不要和政治掛鈎。」「千萬不能煽起民粹主義的風。」

同樣,當習近平喊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口號時,當他推動的中國軍事改革塑造出一支愈來愈強大和現代化的軍事力量時,當他愈來愈多談論「人民的美好生活」時,當他憑弔甲午海戰的戰場或念念不忘作為中國屈辱史起點的鴉片戰爭時,在外界的驚疑中,中國並未走上一條狹隘民族主義甚至民粹的道路,反而愈來愈強調開放的重要性。

華為風波:英國廣播公司(BBC)5月22日引述英國晶片設計商ARM的公司內部文件報道指,將暫停與華為的業務,以遵守美國的最新規例。(GettyImages)

適度的能力展示和底線思維

當然,開放並不是妥協,並不是對自身力量的無視,亦不是對改造世界格局失去熱忱,一味遷就已經面臨失效的世界治理局面,而是一種雙向的、互動式的開放,將中國的國家利益與世界格局的變化融為一體。這不是顛覆,而是建設性的。因而在面對外界的打壓時,無論是華為和中國,都不是無底線的忍讓,而是在適當的時機進行必要的、適度的能力展示。

對於華為的技術和產品,任正非極為自信,「美國政客做這個工作可能低估了我們的力量。」「在最先進的領域不會有多少影響,至少5G不會影響,不僅不影響,別人兩三年也不會追上我們的。」「核心部分我們完全是以自己為中心,而且是真領先世界。」

在今年1月17日的一次採訪中,任正非亦曾透露,「在電子上我們已經做出最先進的晶片ARM CPU、A晶片,在光子的交換上,我們也是世界最領先的」。必要的能力展示,即使不會讓對手停止打壓的行為,但至少能讓其明白他們將面對的不是一個「軟柿子」,同時亦要掂量自己將付出的代價。

同樣,在面對美國屢屢升級貿易戰規模、撕毀貿易協議時,中南海早已劃定底線,表達態度:「中國不願打,不怕打,必要時不得不打」。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直言,美國政客目前低估了華為的力量,華為亦能夠做出與美國晶片一樣的晶片。(資料圖片)

為危機做好準備

面對世界上愈來愈多的不確定性,誰都愈發期待預言家的出現。有時候,明智本身就會讓人變得像個預言家。當他們談到似乎近在咫尺的危機時,旁人或許會覺得他們過於敏感了。

20年前,任正非就曾斷言「華為在冬天」,而直到20年後的今天,任正非的心緒似乎仍停留在20年前的冬天。當華為喊出「站到世界最高點」的口號時,任正非便想到華為與美國遲早有一天會「山頂」相遇。為此,任正非稱華為「做了一些準備」。

實際上,華為只是迅速崛起的中國與美國在更廣的維度上「山頂」相遇的一個縮影,誰都知道這一天遲早要來,但不是所有人都在為此做準備。於是,當習近平2017年7月專門召開「金融工作會議」,喊出「金融維穩」的口號時,當中國雷厲風行地實施「去產能」、「去庫存」時,這一系列對中國內部經濟進行整頓、當時看起來似乎並非完全必要的動作,就並非所有人都能理解。

一旦當中美貿易戰打響,這一切的準備,便顯示出更大的合理性和預見性。於是,雖然有中美貿易戰的衝擊,但中國並未發生大規模的金融危機,人民幣匯率仍然大體堅挺,經濟增長率仍在合理範圍,華為亦在美國祭出釜底抽薪的一招,從晶片和作業系統上進行封堵時,能有準備已久的「備胎」及時補上。

華為創辦人任正非表示,華為對於美國的封鎖早有準備。(資料圖片)

對着同一個「城牆口」衝鋒

在採訪中,任正非稱「全世界沒有一個上市公司敢像我們這樣對同一個『城牆口』投入這麼多的炮擊量」,這個「城牆口」就是華為30年持續的研發投入。「炮擊這個『城牆口』的『彈藥量』,現在是每年200億美元的研發了」。

早前,歐洲電信標準化協會(ETSI)發布了全球5G標準核心必要專利數量排名,華為以1970件的專利數量再度奪冠。雖然諾基亞排在第二名,但是華為在數量上比後者多出33%。這就是華為持之以恆的戰略定力。

對中國來說,保持「戰略定力」是1949年後能夠走過內外風雨的「法寶」。正是因為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發展階段有清晰的認知,並且「與人為善」,在自己發展的同時力求滿足別國發展需求,才總能為中國漫長的崛起之路創造出「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機遇。中南海明白,只要中國仍舊保持開放定力,在滿足自身利益的同時滿足大多數國家要發展的需求,而不似美國那樣試圖搞封閉性的小圈子,美國打壓中國的意圖就不會真正得逞。

實際上,華為的企業文化和戰略與如今的中南海在底層色彩上極為相似。這說明,華為在資訊產業鏈中的崛起,與中國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崛起一樣,具有某些底層認知上的共通性,兩者在各自群體中的脫穎而出,具有相似的邏輯。

當然,這在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兩個實體的領導者相似的性格色彩,以及這種性格特點對各自發展路徑的選擇和型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