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社工.倡議(二)】「一校一社工」不合時宜 須加駐校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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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問題」成為近年社會各界愈趨關注的焦點。家庭關顧功能失效,教育制度改革緩慢,孩子們身上滿是社會問題的縮影。中學社工作為青少年成長的同行者,承托住學校和家長的期望,卻囿於制度的桎梏和不合理工作負擔,從守門員的角色滑落,「年輕人受到的壓迫,有時並非我們社工處理得到。」

社福政策與社會制度層層相扣,當政策不隨社會需求改變,當制度缺少前瞻性的規劃,政府的服務永遠只能處於「撲火」的狀態。因兒童自殺數字及虐兒率上升,政府終於擬推於2018/19學年增加撥款資源,在小學落實「一校一社工」政策。相較之下,中學「一校一社工」政策推行十八年來始終未有徹底檢討,有何可取之處,又該如何因時制宜?孩子們的成長路越走越窄,需要的是抗逆力還是聆聽陪伴?中學社工作為青少年成長中不可缺少的安全網,為何漸漸變得有心無力?社福政策應如何改革,才能托住下墜的孩童與背負生命的社工?

本文為中學社工專題第二篇,回顧推行18年的中學「一校一社工」政策,探討漏洞和補救措施。

【中學社工】倡議專題 

一. 駐校社工談青年問題:我們就像接波小丑

二. 【中學社工.倡議(二)】「一校一社工」不合時宜 須加駐校社工

中學駐校社工Florence認為,了解學生情況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及心力。(吳鍾坤攝)

五天半的工作時間內,中學社工一般有四天駐校,1.5天回到所屬的服務中心。早上九點回到學校,可以上堂見學生,也可以在社工室等學生來諮詢。午餐時間也適合留給學生。等待五點學生陸續離開學校,社工便着手處理寫文書等行政工作。加班到七、八點,便可以回家。這是Florence形容的「風平浪靜」的工作狀態。

但「風平浪靜」的時間零星可數。這半年來,Florence的學校時常「爆Case」,學生時常對她說,「你怎麼那麼忙,都見不到你。」見不到的時間,駐校社工往往奔波在去家訪、去醫院的路上,面對各式各樣的溝通和協調工作,他們分身乏術。「這半年爆了很多Case,不止我這間學校,近年社會的一些風氣或狀況,都對學校有影響。」Florence認為,社會議題複雜化,社工面對學生早已不是簡單接觸和面對面傾談輔導就可以解決。「要去了解背後的家庭情況和整個社會的議題,」她頓了頓,「每個學生的問題,已經需要放很多時間或者用很多的心力去接觸。」

Florence喜歡接觸年輕人的工作,駐校社工是能直接接觸到學生的工作之一,還能幫助學生接觸到社會不同資源。未入職前,Florence對駐校工作的想像,最為接近風平浪靜的狀態。「現時的教育制度下,學生已經被箍得好緊。社工室應該是讓學生透氣,或是屬於他們空間的地方。」但一入校,Florence就要不停「撲火」處理危機事件,「基本沒有空間做到我想要的理想狀態。」

什麼是理想狀態?——「預防性的工作。」

不難想像,預防性的工作不到位,由潛在個案升級為危機或「爆Case」的機會自然會大大提升,一旦需要將大量時間投入撲火的狀態,便沒有精力維繫預防工作。惡性循環下去,學生、社工,甚至整個教育體系的負擔便只增不減,守護學生的這張安全網搖搖欲墜。

曾有社區中心工作經驗的駐校社工Alex透露,他有七成工作時間用於個案服務。(吳鍾坤攝)

1. 政策18年未有徹底檢討 駐校社工人手不足

現時支撐中學駐校工作的關鍵性政策,是自2000年推行的「一校一社工」政策。回溯學校社會工作政策的演變過程,1971年,開始有社會機構實驗性在中小學推行學校社會工作。1970年代,全港中學達到一名社工服務四間學校的比例,而1980年代已經開始研究將社工人手比例調整至1:1000。步入1990年代,人手調整至一名社工服務兩間學校。令人失望的是,時至今日,社工仍要面對1:1000的人手壓力。

2000年,政府落實「一校一社工」政策,當局解釋,這是為了「充分善用現有資源為青少年提供適切的服務,以提供他們不斷轉變的需要」,同時,「亦會特別留意有較多學業成績稍遜學生的學校的需要」。時間線拉回到當下,若依照政策的承諾檢視前線工作狀態,是否有善用現有資源、服務是否適切、青少年不斷轉變的需求有否得到正視、不同學校需求是否因地制宜,四大問題問題仍然存疑。

中學駐校社工的工作內容主要包括個案服務、小組活動和行政工作。曾有社區中心工作經驗的駐校社工Alex透露,他有七成工作時間用於個案服務。坊間有聲音認為,社工工作輕鬆,個案服務等同於和學生聊聊天,便能解決青少年問題。事實上,和學生談話是為了「診斷」學生狀態並發覺潛在個案,潛在個案一旦升級,社工便要花大量時間家訪、進行轉介工作,爭取不同支援幫助學生。根據社聯最新調查顯示,社工平均處理個案時間需要19小時,自殺個案甚至需要33小時,但實際能夠投入的時間僅有14小時。

「出去一趟需要三、四個小時,我留在學校可以看三、四個學生,」Alex解釋,從學校角度而言,駐校社工外出便無法保證學校所需。對他來說,最難處理的是缺課學生或SEN(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缺課學生需要經常探訪,「一個月可能要有兩、三次去看他,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教育局副秘書長胡振聲在上承認,過去處理缺課學生程序上「有多啲地方可以做到」,承諾不會再有「結束個案嘅機制」。(盧翊銘攝)

2017年底,屯門屯門山景邨一宗母子雙屍命案引起社會譁然,後來發現死者於2011年已經輟學,惟教育局於五年前已無跟進個案。學生缺課數字不容輕視,根據教育局提供2015/16學年缺課的中小學生學生有3,600名,其中有約20名因無法接觸而放棄跟進。根據教育局政策,一旦有學生連續七天缺課,學校應上報教育局相關情況。同時,根據「優化學校投訴管理計劃」,除非發生涉及《教育條例》的投訴與嚴重的失誤事件,教育局一般不介入學校日常運作,交予學校和家長協調。

儘管教育局有針對缺課的處理機制,但成效仍然存疑。教協會長馮偉華曾對傳媒表示,懲處的機制含糊,除非是嚴重的錯誤,否則可能只是警告。而教育局將事件交給學校自行處理,亦失去監察角色,更遑論前線社工的工作狀態,難以關顧到每一位已經缺課或有潛在可能性的學生。缺課的「影子學生」鮮有引起社會重視,除了申報及懲處機制不夠完善,教師和前線社工能否及時發現也至關重要,但社工的工作量顯然已經超出負荷。

另一方面,當「爆Case」時社工亦分身乏術。學校發生緊急事件時,會將學生分成不同組別,再安排不同社工進行針對性的輔導工作,「一校一社工」的規例在人手方面自然不足,需要外校社工支援。Florence曾到其他學校支援,她表示,一旦需要支援,就需要花去一整天的時間,顧不上自己學校的學生。在其他學校支援時,Florence和其他學校的社工都會接到本校教師的電話,需要他們解決本校的問題。

教協與社總均認為政府需於小學設一校一社工、一輔導教師,並增撥資源予社工督導工作,防止類似臨臨事件的虐兒慘劇。(資料圖片)

2. 「不是沒有資源,而是缺少整合與規劃」

為增加學校輔導專業的人手,自2010/11學年,社署撥出額外開支,從非政府機構安排人手,增加20%的社工,業界稱之為「0.2社工」。然而,這兩成人手並非駐校社工,基本以1:4或1:5的比例,專門做學校小組活動,即預防性的工作。從小組活動層面而言,「0.2社工」可以為駐校社工分擔部分工作,但在繁重的個案服務上,駐校社工仍是處於超負荷的狀態。

學校小組和活動形式多樣,包括工作坊、講座等,不僅針對學生,還會涉及家長和老師。但有的活動僅僅流於形式,Florence指出,有些小組通過問卷形式了解學生,「一份很長的問卷,學生5至10分鐘就完成,你知道那是亂做的。」問卷有什麼效用?問卷可以判斷學生的狀況及其數量,Florence解釋,「因為要量化,對拿資金來說,(若沒有量化結果)你沒有說服力,」問卷轉化為數字,數字成為量化的工具,「但究竟有沒有用,又是另一回事了。」

除了「0.2社工」,還有類似「好心情計劃」引入的「0.5社工」。然而無論是哪一種社工,他們都沒有駐校的要求,學生能見到他們的時間遠不及駐校社工。幾次簡短的活動,很難建立起互信的關係。此外,由於做活動的社工未必來自駐校社工所在機構,要與駐校社工、甚至老師建立良好的關係、磨合工作方式,都需要花費更多時間。若能整合這些社工支援,根據不同學校的需求增加相應駐校社工的人手,既能兼顧個案服務,亦能設計相對應對活動輔助,或許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近年來,一旦爆發學童自殺或虐兒事件,政府才急急忙忙成立委員會、增加資金。「為什麼會這麼多零零散散的(計劃)呢?每次社會上有議題出現,(政府)都是丟一筆錢,就當作解決了,沒有去想怎麼樣才能對改變年輕人的狀況有幫助。」活動並非全然無用,Florence指,「不是要減少活動,而是當政府有資源的時候,應該思考如何應用。」她認為將「0.2社工」和「0.5社工」的資源重新整合,足夠增加一名駐校社工的人手,「你多一個人,才能有常規的接觸,才能同學生建立關係。」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為十間中學提供駐校社工服務,範圍覆蓋觀塘和將軍澳。一般中學駐校社工個案數字高達75宗以上,超過既定目標,在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對應的十間中學中,有兩間中學的個案數更超過100宗,於是有的學校會自行多聘請一位社工。然而,在校本管理的背景下,學校自行聘請社工雖然有助於緩解駐校社工的壓力,但由於該名社工隸屬學校,校方未必全面了解社工職能,可能會影響專業工作。

2017年10月,學生、家長、團體、立法會議員共同參與「紀念被遺忘的孩子_正視學生自殺請願行動」。(防殺聯提供)

3. 「一校兩社工」非空談 社福規劃應有前瞻性

「一校一社工政策都推行18年了,18年來有沒有檢討過呢?」Penny表示,一眾社工同工都認為應該檢討,現時的青少年問題早已不是18年前「一校一社工」可以處理得了了。「一校需要多少社工?當小學在希望有一校一社工的時候,中學還在叫苦連天。」「現在只能說『好過無』,」Riva說,「這個說法都好慘,為什麼不能再好一些?要『好過無』?」

「政府沒再改變一校一社工的計劃,好像已經settle(定型)了,」立法會社福界議員邵家臻表示,「都已經一校一社工了,還可以做什麼?」小學一校一社工提倡多年,政府終於決定於2018年落實, 「現在在談小學一校一社工,有趣的是,我們社區界和教育界連同一起要求小學社工+輔導老師+全方位輔導計劃,即「1+1+1」,但(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中學都做不到,小學怎麼做呢?他拿中學作benchmark(基準)。」

在邵家臻看來,政府缺少政策理性。「我不會用『彈性』(來形容社福政策),而是『自願的』。現在政府不再用(五年計劃)這種方式做社福規劃,變成政治先行,『政治』優先於『政策』。所以壓力很大時,政府就即刻做些事,用福利緩和社會矛盾。」在社會輿論和壓力下促就的應激反應並不可取,例如當發生雨傘運動,政府便強調青年政策;當學童自殺潮湧現,便推動幼稚園和小學增加駐校社工。

小學終於會有駐校社工了,這樣不好嗎?邵家臻的語氣低沉了一些,「如果(政策)是建基於學生自殺,我會不會好興奮呢?這條路是要好多人無辜犧牲,才會走出來的。」2017年10月22日,為回應學童自殺潮,包括學生、家長、團體、立法會議員等一行人,舉著寫滿自殺日期的黑布赤足遊行,邵家臻走在隊伍前列。那天陽光燦爛,眾人神情靜默。這段路,或許曾有逝者走過;這場遊行,不知會留在多少人的記憶中。

中學社工Penny和Riva希望在學校的社會工作可以助人自助。(鄭子峰攝)

現時政府和機構基本依靠一年一度的服務檢討,但不少社會服務早已負荷累累,服務輪候時間長、人手不足等問題有增無減,正視說明政府缺少中期和長期規劃。自回歸以來,政府的管治方向大體仍遵循「大市場,小政府」,以經濟利益掛帥的思維主導城市發展,長期下去只會犧牲公眾福祉。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僅是社會福利的一個範疇,政府規劃應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方能應對日趨複雜的社會局勢。

事實上,無論是社福界還是教育界,早有聲音提出,中學駐校社工人手不及需求,倡議學校改為「一校兩社工」。2016年學童自殺潮揭露學校安全網千瘡百孔,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指出,「受精神困擾的人趨向年輕化,駐校社工負責全校近千學生,跟進個案亦趨複雜,」並呼籲增加駐校社工人手。儘管政府成立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並通過不同活動舒緩學生情緒健康的問題,但直到又一宗兒童虐殺案或自殺案出現時,政府才正視在小學實行「一校一社工」。問題是,難道要等到中學再出現令人痛心的事件,政府才要重視中學生的成長需求嗎?

對於複雜化的青少年問題,駐校社工僅是了解問題的第一道安全閥,「一校兩社工」也只是每間基本要求。政府應對全港中學的情況做詳細的普查和比對,針對每間中學的需求提供彈性化的方案。例如有較多雙非、低收入家庭、SEN等特定情況的學生,提供適切支援。

從人手和社福開支來看,達至「一校兩社工」並非難事。根據社會福利署《社會工作人力需求系統報告書》,大部分社工系學位畢業生未能找到相應職位,學位職位一直供過於求,多年累積下來,社會絕對有足夠人才應付「一校兩社工」。從開支考量,根據2011年增加20%中學社工人手時,全年開支所需費用為2億5,000萬元,就2017/18社福經常性開支預算為798億元,就算實現一校兩社工,開支亦不會造成過大負擔。從社福開支的青少年服務範疇來看,近四年青少年的開支比例增幅低於其他範疇,政府或應考慮增加相應開支,滿足社會所需。

政府常言已經增加社福開支,從數字上來看的確如此。但數字不代表一切,資源能夠與社會所需匹配才是根本。政府亦應避免數字管理的思維,使社會福利變成市場化的管理手段。在小學即將落實「一校一社工」政策之時,政府應同步檢視中學駐校社工的實際需求,及早彌補漏洞,方能避免更多慘劇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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