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觀點】美外交政策雙重標準 伊朗擁核就是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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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推翻了由美國扶植的巴勒維(Mohammad Pahlavi)王朝,並建立政教合一的社會體制,間接引發了「伊朗人質危機」,令美國與伊朗的關係就一直處於水火不容的境地。自此,美國歷朝政府的官方論述都把伊朗描繪成「敵人」,而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更在2002年的國情咨文中,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鮮貼上「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標籤,並指摘上述三國是贊助恐怖主義的政權。從民調可見,確實有不少美國人認為伊朗是頭號敵人,反映出美國官方「文宣」奏效。雖說伊朗的人權問題跟中東大多數國家都不遑多讓,但將伊朗妖魔化的論述,其實只是隱含着帝國主義的修辭。

喬治布殊(George W. Bush)在2002年的國情咨文中,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鮮貼上「邪惡軸心」的標籤(VCG)

美國無法拉攏「敵人」 轉為妖魔化「盟友」

在官方論述中,伊朗已被西方傳媒標籤成敵人,成為美國國家的一大挑戰,同時亦成功令民眾相信和支持美國對伊朗的政策。根據蓋洛普(Gallup, Inc)的民意調查,在喬治布殊和奧巴馬執政的年代(2007至2012),多達四分一美國人認為伊朗是「美國最大的敵人」。

不過,誠如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道理,美國的官方立場同是摘取「適當的」的歷史來建構論述,刻意忽視歷史的全部和國際關係的複雜性,從而合理化自身對伊朗的外交政策,也遮掩背後的利害關係。

從官方論述看來,伊朗跟朝鮮致力發展核武,表面上是橫蠻無理、「破壞地區和平」的舉動。但若果將歷史敍事的時間軸拉長,伊朗的確有發展核武的「正當理由」。1953年,美國中情局與英國軍情六處聯手,策劃軍事政變推翻時任民選總理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q),用以報復摩薩台將伊朗石油業國有化,並扶植親西方的巴勒維。解密報告更指行動得到政府內部最高層的核准,英國事後更試圖阻止消息外洩。

伊朗前首相摩薩台。(維基百科)

伊斯蘭革命推翻高壓的巴勒維王朝後,成立政教合一的政體,令美國逐步失去對中東事務的主導性。兩伊戰爭(1980-88)爆發,美國為了資助薩達姆(Saddam Hussein)在戰爭中能打倒伊朗,把伊拉克從「資助恐怖主義」名單剔除(有趣的是,美國後來又因為薩達姆與阿爾蓋達組織有聯繫,重新把他置於資助恐怖主義名單),以便向薩達姆提供戰爭所需物資,增加薩達姆之力,推翻反美伊朗政權的機會。

在伊朗眼中,美國不只一次嘗試推翻德黑蘭政權是國家最大外敵,而其核武計劃同是在此考量下產生。撇除上述美國直接參與的事件外,有統計顯示,在冷戰期間(1947–89)美國共有72次全球行動,試圖推翻「危害美國安全」的政府。有鑑於此,德黑蘭政府的政治盤算其實跟朝鮮政府差異不大:在軍力差異極大的前提下,如要不依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而行,發展核武是唯一和必須的手段。故國際關係上沒有無故的恨,不論是伊朗還是伊拉克,兩國的國際地位和標籤,都是跟據美國對「國家安全」的定義而改變。

薩達姆當初向美國交出大規模殺傷力武器(WMDs),美國仍指控薩達姆政府擁有武器,最後更推翻薩達姆政權。(VCG)

解密文件揭美國雙重標準 是敵是友還看國家利益

2010年,美國國防部應國會要求,解密一份有關伊朗軍事力量的評估報告,當中有不少段落陳列出將伊朗列為敵人的因由。報告除了正確地指出伊朗,在革命後的首要目標是確保政權生存外,還一如既往地指控伊朗透過多種手段,包括支援「恐怖組織」,來破壞地區穩定,還指德黑蘭的核武計劃是重點的威懾手段。

不過,美國定義「敵人」的標準亦有斟酌空間。伊朗所資助的「恐怖組織」,包括黎巴嫩的真主黨(Hezbollah)和巴勒斯坦的哈馬斯(Ḥamas)等,實際上皆有從事國際恐怖活動,但其活動主要是解放和對抗以色列在兩國的非法入侵和殖民地擴張活動,故上述兩個「恐怖組織」均在當地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誠如一句老話:「恐怖份子」和「自由戰士」的差異,其實只是一體兩面的表述。 

武裝組織真主黨在黎巴嫩控制不少土地,擁有的火力甚至比由美國及沙特支持的黎巴嫩政府軍還要強大。領袖納斯魯拉不但指控沙特正向黎巴嫩發動戰爭,亦明言若果開戰,真主黨一定不會孤軍作戰,在巴勒斯坦的武裝組織哈馬斯或許會加入戰線,以色列要評估能否應付來自多方的攻擊。

然而,雖說真主黨和哈馬斯的行動有的是針對平民的恐怖活動,問題是美國標準只是針對伊朗,但沒有應用到其盟友沙特阿拉伯上。911恐襲中,19名恐怖分子中有15人為沙特公民,而美國官方調查報告(有部分頁數仍被加密)顯示,沙特跟劫機者亦有錯綜複雜的關係;再者,在也門內戰中,沙特領導的聯軍曾對一座進行喪禮中的會場進行空襲,造成至少155人死亡,當中大部分是平民。如果按美國政府的評估標準,沙特阿拉伯毫無疑問同是「恐怖國家」,而美國亦因出賣軍備予沙特,豈不是成了「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

再者,有關伊朗的核問題上,美國同樣持有雙重標準。1972年《核武禁擴條約》簽訂之後,美國因地區利益和盟友關係,默許印度、巴基斯坦和以色列發展和擁有核武。但三國擁核的托辭事實上亦跟伊朗大同小異(以色列官方從未公開承認或否認自己的核裝備),以保護國家主權為由,拒絕簽署《條約》,最後不了了之。伊朗則亦以同樣的理由開發核武,卻換來西方各國經濟制裁和武力恫嚇。

自1979年伊朗革命後,伊朗與美國關係一直惡劣,去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場後雙方關係再跌至谷底。這裏是德黑蘭前美國大使館外牆,1979年伊朗學生包圍使館及挾持職員事件後,伊朗政府將之改為博物館,公開展覽美國中情局在裏面的絕密設備及資料。(蔡傳威攝)

在西方傳媒和民眾眼中,伊朗(或朝鮮)危害地區和平的論述,已建構出一般人對伊朗的負面觀感。觀乎美伊兩國的外交問題,官方以不同重現歷史的手法、不同的敍事手法,已可帶出截然不同的觀感。雖說伊朗在支持「恐怖組織」和發展核武兩事上有違國際協定,但箇中的是非對錯,又是否能像主流傳媒般,可有明確的界線去劃分?若德黑蘭要保護政權的完整,維護國家的自主性,總不可在中東世界扮演「佛系國家」,就能換取地區和平。

在評估報告也有一個中肯的論點:「伊朗正在擴展勢力範圍,支持其他政府和異見份子,皆於反對美國利益。」就這樣,伊朗就成了「邪惡軸心」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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