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溝通式政治」可以解決香港管治問題? 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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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長劉江華本周二(24日)透過傳媒宣傳「青年委員自薦計劃」,邀請青年人參與諮詢委員會,對社會事務表達意見,供相關政策局和部門參考。

然而,百萬計上街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當中還有大批青年,足見現時諮詢制度失效。政府繼續仰賴諮詢委員會吸納民意,擺平社會矛盾,實無視政治形勢變遷,緣木求魚。

「青年委員自薦計劃」源於特首林鄭月娥的競選政綱,鼓勵青年自薦加入政府諮詢委員會,加強青年議政論政空間。計劃表面創新,本質依舊不變,只是政府撥出一定委員會席位給青年人。

經歷反修例一役,自薦計劃以至諮詢制度的名聲更告破產。若然諮詢委員會起作用,青年委員定能轉達民怨到政策局,而不是待百萬市民上街後,政府才恍然大悟。

登入民政市務局官網所見,即有宣傳橫額彈出,並以「堅上場、真發聲」作呼籲。(民政事務局官網截圖)

以往行得通 不能永久複製

邀請民間提供意見,甚至肩負管治社會責任的做法,可以追溯至港英管治初期的會社組織(例如東華三院、各類街坊會),以及委任社會賢達成為立法局、行政局議員(例如伍廷芳、周壽臣)。

研究香港工業化、都市化下社會變遷的學者金耀基,提出「行政吸納政治」學說,解釋港英政府如何應對、消解管治危機,使香港有長時期的穩定。香港沒有代議民主,政府依靠統治者與華人為主的非英國人精英,在行政體系共同分擔決策角色,整合政治社會。

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意識到溝通渠道不能只局限於政府和精英,而是要遍及精英和大眾。對應政府部門的諮詢委員會愈來愈多,望能凝聚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使政府的決定盡量跟公眾利益一致。

除了統合精英外,港英政府也把政治層面的爭拗化為政策和行政程序,並由政務官為首的行政系統承擔。再者,在那個時代,殖民統治不是社會主要矛盾,即使有人質疑,亦未得到社會廣泛和應。

常言道,不能一本通書看到老,「行政吸納政治」亦難以長存。金耀基在 1997 年出版《中國政治與文化》,回顧「行政吸納政治」學說,指出「香港今天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已不能純可從『精英整合』的途徑加以適應」,議會逐步開放,加入民選代表,削弱諮詢式政治的重要性,是主因之一。

第一期「青年委員自薦計劃」部份獲委任名單。

修例風波 諮詢制度破產

現在香港有超過 490 個法定及諮詢組織,不少政策實施前也展開公眾諮詢,但這不代表諮詢政治完善無暇。社會學者呂大樂近年總結諮詢政治的問題,簡潔有力,亦可套用在《逃犯條例》修訂爭議。

除了上段提及的代議制冒起外,還有諮詢政治不能處理所有政治問題,也不能處理涉及價值衝突的社會事件。即使做足諮詢程序,也不必然能擺平矛盾。而且,根據過往經驗,諮詢式政治始終有選擇性的,未能調和所有意見。事實上,政治社會和民間社會日漸成熟,不再經常遵從政府的遊戲規則(例如保育爭議),在委員會內尋求妥協就倍添困難。

我們看到的是,政府在討論修例時,連公眾諮詢過程也未做足,只有廿天網上諮詢,遑論緊貼線上線下輿情,只懂強推方案。市民反對修例,除了反對政策本身,更擔憂政府會否藉機收緊言論、人身自由,打擊司法制度,令外資失去在港營商意欲,等等。尤有甚者,青年人的身影處處,反映他們對修例後的香港絕望,才會上街抗爭。

政府停止修例工作後,劉江華出來呼籲青年人報名自薦計劃,甚為可笑。一來,他列舉的委員會,例如電影、郊野公園、公共圖書館等,也並非與修例以及背後不滿政府施政直接相關。

就連跟青年議政最相關的青年發展委員會,迄今討論內容也圍繞資助計劃,交流計劃,以及青年生涯規劃工作的跨局協作等。對於較宏觀長遠,涉及政治取向、道德價值的社會願景,似乎沒有觸及。

二來,即使政府期望在具體政策重建與青年的關係,但政府準備聆聽他們的訴求嗎?近日司局長脫離群眾,避開傳媒,暫停行政會議,只懂發網誌,證明他們誠意有限。

反修例風波,刺穿了由行政會議到諮詢委員會的諮詢架構均告失效。這不是說要刪除此等架構,反而要擺脫花瓶和酬庸角色,在用人為才的基礎上,吸納不同界別,政見不同的人士,如實反映民情。另外,政府勿再奢望在行政制度解決政治取向、道德、價值問題。更根本的是,官員必須放下身段,走入群眾,重新帶領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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