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認識.十|教育、輿論、公民社會的意識形態轉向

撰文:于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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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借《港區國安法》頒布一周年活動的機會,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來最詳盡的說明和要求。《香港01》認為,夏寶龍的講話是號召香港實施改革,香港社會若轉換一下思維去解讀,相信會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連續刊出,從十個方面分享對夏寶龍講話的認識,思考香港面對的挑戰。本文為第十篇。

經濟生產是社會發展的基礎,這並非意指人只是物質個體,但它確實是首要的。生活的各個環節建基在經濟基礎之上,它們更能說明人的社會存在。現代社會學家喜歡將兩者分開研究,甚至將後者專稱為公民社會,希望讓其獨立於政府和經濟環節之外,成為社會學的專責領域。這種劃分未嘗不可,只要大家不會因而忽略三者之間的緊密關係,特別是貫穿它們之間的意識形態紐帶。

在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發揮着強大作用,無論是進步或消極的。其實,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是這樣,傳宗接代不只是依靠生育,遺傳的手段不只是基因,這些都是生物學意義的,更直接影響社會和群體的生活其實是教育和文化的傳承,它們是社會學意義的傳宗接代。文化傳承不等同意識形態,但它是其中一個重要切面。

生物學的遺傳比較容易理解,社會學的傳承卻難以捉摸,當我們區分歐洲人和亞洲人,表面上只是生物特徵的區分,但更讓人眼花繚亂的其實是生活習慣和社會價值追求的差別。生物學意義的不同其實並不代表孰優孰劣,社會學意義的不同同樣可以是無分好壞,就好像不同個體之間的各種喜好。同一種族群體之間更容易建立合作,不同種族之間容易產生誤解,不同文化或價值追求群體容易發生衝突,擁有同樣信念或價值觀的群體則容易相互理解。香港絕大多數人當然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同一族群,但在社會學意義上,不同群體卻因為價值追求差異而走上了岔路,甚至激發了巨大矛盾。

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西文化的匯聚點,但這句話的意思究竟指什麼,卻沒有太多人研究。(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教育應為社會提供共識基礎

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西文化的匯聚點,但這句話的意思究竟指什麼,卻沒有太多人研究。中西文化不只是飲食服飾等議題,更是生活習慣和價值追求的分別,其中最主要就是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文化衝突。西方社會更強調個體,而中國人普遍認為集體是人社會存在的基礎。聽起來好像學術討論,但其實這在社會每個環節都察覺得到。疫情之下是否戴口罩,這究竟是個人喜好還是群體健康考慮,應該由個人作主還是集體決定?接種疫苗究竟是個人選擇還是集體防疫措施?稅收是個人權利還是集體對社會的價值需要?同性婚姻屬於個人範疇的偏好還是社會對婚姻如何定義的權力?這些提問並沒有偏袒任何一方,但它們之間的差異不是很好地反映了社會學意義的文化傳承嗎?

如果文化是抽象的,那麼教育,或者是教科書應該是具體的。在教科書中是否應該鼓勵大家接受社會要求接種疫苗,還是強調這是個人喜好?應該強調個人服從社會的集體決定,還是鼓勵個體的獨立自主,甚至拒絕接受主流的社會道德要求?近年興起的所謂「違法達義」是個體主義的極端案例,教科書應該鼓勵這種價值判斷嗎?教育首先是社會的集體行為,它的主要作用是社會價值的傳承,通過知識的傳播,在年輕一代與成年人之間建立認識的橋樑,為社會建立共識提供知識基礎,為社會高效運行培育相協調的人才基礎設施。通過教育,社會將不同時期的不同群體連結起來,這是社會作為整體的成長過程,亦是人類自古以來行之有效的社會發展手段。

2021年9月新學年起,中四不再修讀通識科,而是修讀被改革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資料圖片)

近年有關通識教育的爭論,其實是社會選擇什麼共同價值的爭論。大家都相信教育的重要性,更知道教育是價值觀傳承的手段,一部分人認為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應該是傳承的主要內容,另一部分人認為社會更應該強調集體意識,教育下一代奉公守法,以眾人利益為依歸。這種討論每過一段時間就應該發生,但它不應該是爭吵,而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商議。中西方文化匯聚的好處從來就是取長補短,並沒有誰比誰優越,更沒有不變的定律,但香港作為主體就必然是以中西之間的主從關係來思考教育,更不應錯誤以為香港是西方陣營的一員。

香港應該積極地在兩種文化及價值觀之間,尋找更適合香港的集體價值,通過不斷修正,為香港教育和價值共識建立更科學和進步的基礎。中國政府在推動改革開放之前提出解放思想,就是要尋找更適合中國在特定時期的集體價值,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意識形態基礎,香港同樣應該解放思想,通過教育和價值共識的搭建,為香港的前進方向提供指引。

香港高鐵站的「一地兩檢」曾經被認為是眾多反對聲音的焦點,但2018年通過後卻順風順水。(資料圖片/林若勤攝)

公權力須防範輿論走向極端

香港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在教育之外,輿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人口集聚所致,亦是通訊發達的結果,更是現代社會的自然發展。何謂輿論?簡單定義就是社會大多數人意見的表達。由於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從眾的心理同樣旺盛,輿論並不會跟隨某種規律定向前行,輿論的飄忽反而是常態。香港高鐵站的「一地兩檢」曾經被認為是眾多反對聲音的焦點,但2018年通過後卻順風順水。官員們認為修改逃犯條例只是針對罪犯,輿論卻可以完全錯誤解讀,甚至演變為騷亂的主題。這兩項社會議題既可以說明輿論的飄忽,同樣可以說明輿論的可操縱性。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是煽動民意的高手,他非常懂得輿論是如何形成,更熟悉運用議題和工具,他讓大家認識到政治可以完全被輿論綁架,操控輿論就可以從政治中獲利。

輿論與媒體並不等同,互聯網讓輿論變得難以捉摸,社交媒體的氾濫更促使輿論的全面碎片化,曾經是傳統新聞媒體專屬領域的輿論,成為無主孤魂,任何人都可以擺弄,無論是特朗普還是黃之鋒,是環保少女通貝里還是世衞總幹事譚德塞。輿論客觀環境的碎片化並不等同社會可以任由其放縱,更不等同政府可以被混亂的輿論環境所挾持。在現代政治中,奪取政治話語權先要奪取輿論的主導權,保證輿論更多時候符合社會公眾利益的走向,鼓勵團結而不是撕裂。民粹政治的弊端就是通過撕裂撈取政治利益,互聯網世界的缺陷就是鼓勵投機者操控輿論,由於投資少收益多毫無責任可言,某些人就認為這是機會。既然如此,公權力必須在輿論場牢牢掌握主導地位,失去了輿論的主導權就是失去公權力的合法性。

「太子站打死人」事件缺乏事實證據,但在反修例運動中流傳甚廣。(資料圖片)

香港社會必須堅持言論自由原則,但它不等同放任輿論走向極端和破壞。管控部分破壞性言論是法律的責任,但輿論場的更多方面要靠政府承擔有效疏導,讓公眾利益凌駕任何極端言論,以免社會被引入歧路。積極引領輿論是現代治理的重要內涵,亦是民主政府必備的能力,但香港政府對此顯然缺乏重視,社會亦輕視了輿論場域的變化,難以適應受網絡世界操控的輿論發展。

教育與輿論是作用於公民社會的精神動能,很多人認為它們是意識形態的關鍵載體和養分來源。傳統公民社會更多被視為與政府對立,事實上,現代治理應該積極連結公權力和公民社會,相互作用,互補長短,更好地包容源自經濟生產模式急速異化所產生的拉力。近年網絡世界是輿論形成的主場所,民粹觀點在這裏容易找到擴散的空間,容易被誤解為社會的主流聲音,更有取代公民社會之勢,社會絕不應該允許這種形勢持續發展,必須鞏固公民社會與公權力在輿論場域的真正核心地位。由於網絡世界本身的開放性,訊息容易傳播,但它不是法外之地,政府應該鼓勵公民社會在網絡世界的發展,自己亦應該積極參與,而且應該強調網絡世界的法治建設,有系統地打擊潛藏在網絡世界的極端言論與非法群體。

將公民社會、教育、輿論統一審視,是社會建立價值觀共識的重要路徑。一旦公民社會被視作政府的對立面,它必然會與網絡世界的極端言論結合,錯誤構建消極的輿論環境。公民社會同時應該緊密與教育環節結合,在精神領域團結一致培育社會正能量,由市民的基礎認識開始鞏固社會共同價值,只有這樣,輿論才能夠復歸社會整體利益,為社會協同發展提供指引與保護。

【十大改革認識系列文章】

一|止暴制亂是起點 改革不能停下來

二|香港必須用新視角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

三|香港的「國際」究竟是指什麼

四|這是全新的「一國兩制2.0」

五|改革是香港社會的十年主題

六|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所有改革的起點

七|政治精英必須重新找到定位

八|拒絕博弈政治 重構香港的政治生態

九|公平正義必須是社會新共識 改革才有動力

十|教育、輿論、公民社會的意識形態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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