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認識．十｜教育、輿論、公民社會的意識形態轉向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借《港區國安法》頒布一周年活動的機會，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來最詳盡的說明和要求。《香港01》認為，夏寶龍的講話是號召香港實施改革，香港社會若轉換一下思維去解讀，相信會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連續刊出，從十個方面分享對夏寶龍講話的認識，思考香港面對的挑戰。本文為第十篇。
經濟生產是社會發展的基礎，這並非意指人只是物質個體，但它確實是首要的。生活的各個環節建基在經濟基礎之上，它們更能說明人的社會存在。現代社會學家喜歡將兩者分開研究，甚至將後者專稱為公民社會，希望讓其獨立於政府和經濟環節之外，成為社會學的專責領域。這種劃分未嘗不可，只要大家不會因而忽略三者之間的緊密關係，特別是貫穿它們之間的意識形態紐帶。
在現代社會，意識形態發揮着強大作用，無論是進步或消極的。其實，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是這樣，傳宗接代不只是依靠生育，遺傳的手段不只是基因，這些都是生物學意義的，更直接影響社會和群體的生活其實是教育和文化的傳承，它們是社會學意義的傳宗接代。文化傳承不等同意識形態，但它是其中一個重要切面。
生物學的遺傳比較容易理解，社會學的傳承卻難以捉摸，當我們區分歐洲人和亞洲人，表面上只是生物特徵的區分，但更讓人眼花繚亂的其實是生活習慣和社會價值追求的差別。生物學意義的不同其實並不代表孰優孰劣，社會學意義的不同同樣可以是無分好壞，就好像不同個體之間的各種喜好。同一種族群體之間更容易建立合作，不同種族之間容易產生誤解，不同文化或價值追求群體容易發生衝突，擁有同樣信念或價值觀的群體則容易相互理解。香港絕大多數人當然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同一族群，但在社會學意義上，不同群體卻因為價值追求差異而走上了岔路，甚至激發了巨大矛盾。
教育應為社會提供共識基礎
大家都認為香港是中西文化的匯聚點，但這句話的意思究竟指什麼，卻沒有太多人研究。中西文化不只是飲食服飾等議題，更是生活習慣和價值追求的分別，其中最主要就是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之間的文化衝突。西方社會更強調個體，而中國人普遍認為集體是人社會存在的基礎。聽起來好像學術討論，但其實這在社會每個環節都察覺得到。疫情之下是否戴口罩，這究竟是個人喜好還是群體健康考慮，應該由個人作主還是集體決定？接種疫苗究竟是個人選擇還是集體防疫措施？稅收是個人權利還是集體對社會的價值需要？同性婚姻屬於個人範疇的偏好還是社會對婚姻如何定義的權力？這些提問並沒有偏袒任何一方，但它們之間的差異不是很好地反映了社會學意義的文化傳承嗎？
如果文化是抽象的，那麼教育，或者是教科書應該是具體的。在教科書中是否應該鼓勵大家接受社會要求接種疫苗，還是強調這是個人喜好？應該強調個人服從社會的集體決定，還是鼓勵個體的獨立自主，甚至拒絕接受主流的社會道德要求？近年興起的所謂「違法達義」是個體主義的極端案例，教科書應該鼓勵這種價值判斷嗎？教育首先是社會的集體行為，它的主要作用是社會價值的傳承，通過知識的傳播，在年輕一代與成年人之間建立認識的橋樑，為社會建立共識提供知識基礎，為社會高效運行培育相協調的人才基礎設施。通過教育，社會將不同時期的不同群體連結起來，這是社會作為整體的成長過程，亦是人類自古以來行之有效的社會發展手段。
近年有關通識教育的爭論，其實是社會選擇什麼共同價值的爭論。大家都相信教育的重要性，更知道教育是價值觀傳承的手段，一部分人認為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應該是傳承的主要內容，另一部分人認為社會更應該強調集體意識，教育下一代奉公守法，以眾人利益為依歸。這種討論每過一段時間就應該發生，但它不應該是爭吵，而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商議。中西方文化匯聚的好處從來就是取長補短，並沒有誰比誰優越，更沒有不變的定律，但香港作為主體就必然是以中西之間的主從關係來思考教育，更不應錯誤以為香港是西方陣營的一員。
香港應該積極地在兩種文化及價值觀之間，尋找更適合香港的集體價值，通過不斷修正，為香港教育和價值共識建立更科學和進步的基礎。中國政府在推動改革開放之前提出解放思想，就是要尋找更適合中國在特定時期的集體價值，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提供意識形態基礎，香港同樣應該解放思想，通過教育和價值共識的搭建，為香港的前進方向提供指引。
公權力須防範輿論走向極端
香港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在教育之外，輿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人口集聚所致，亦是通訊發達的結果，更是現代社會的自然發展。何謂輿論？簡單定義就是社會大多數人意見的表達。由於香港是個多元社會，從眾的心理同樣旺盛，輿論並不會跟隨某種規律定向前行，輿論的飄忽反而是常態。香港高鐵站的「一地兩檢」曾經被認為是眾多反對聲音的焦點，但2018年通過後卻順風順水。官員們認為修改逃犯條例只是針對罪犯，輿論卻可以完全錯誤解讀，甚至演變為騷亂的主題。這兩項社會議題既可以說明輿論的飄忽，同樣可以說明輿論的可操縱性。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是煽動民意的高手，他非常懂得輿論是如何形成，更熟悉運用議題和工具，他讓大家認識到政治可以完全被輿論綁架，操控輿論就可以從政治中獲利。
輿論與媒體並不等同，互聯網讓輿論變得難以捉摸，社交媒體的氾濫更促使輿論的全面碎片化，曾經是傳統新聞媒體專屬領域的輿論，成為無主孤魂，任何人都可以擺弄，無論是特朗普還是黃之鋒，是環保少女通貝里還是世衞總幹事譚德塞。輿論客觀環境的碎片化並不等同社會可以任由其放縱，更不等同政府可以被混亂的輿論環境所挾持。在現代政治中，奪取政治話語權先要奪取輿論的主導權，保證輿論更多時候符合社會公眾利益的走向，鼓勵團結而不是撕裂。民粹政治的弊端就是通過撕裂撈取政治利益，互聯網世界的缺陷就是鼓勵投機者操控輿論，由於投資少收益多毫無責任可言，某些人就認為這是機會。既然如此，公權力必須在輿論場牢牢掌握主導地位，失去了輿論的主導權就是失去公權力的合法性。
香港社會必須堅持言論自由原則，但它不等同放任輿論走向極端和破壞。管控部分破壞性言論是法律的責任，但輿論場的更多方面要靠政府承擔有效疏導，讓公眾利益凌駕任何極端言論，以免社會被引入歧路。積極引領輿論是現代治理的重要內涵，亦是民主政府必備的能力，但香港政府對此顯然缺乏重視，社會亦輕視了輿論場域的變化，難以適應受網絡世界操控的輿論發展。
教育與輿論是作用於公民社會的精神動能，很多人認為它們是意識形態的關鍵載體和養分來源。傳統公民社會更多被視為與政府對立，事實上，現代治理應該積極連結公權力和公民社會，相互作用，互補長短，更好地包容源自經濟生產模式急速異化所產生的拉力。近年網絡世界是輿論形成的主場所，民粹觀點在這裏容易找到擴散的空間，容易被誤解為社會的主流聲音，更有取代公民社會之勢，社會絕不應該允許這種形勢持續發展，必須鞏固公民社會與公權力在輿論場域的真正核心地位。由於網絡世界本身的開放性，訊息容易傳播，但它不是法外之地，政府應該鼓勵公民社會在網絡世界的發展，自己亦應該積極參與，而且應該強調網絡世界的法治建設，有系統地打擊潛藏在網絡世界的極端言論與非法群體。
將公民社會、教育、輿論統一審視，是社會建立價值觀共識的重要路徑。一旦公民社會被視作政府的對立面，它必然會與網絡世界的極端言論結合，錯誤構建消極的輿論環境。公民社會同時應該緊密與教育環節結合，在精神領域團結一致培育社會正能量，由市民的基礎認識開始鞏固社會共同價值，只有這樣，輿論才能夠復歸社會整體利益，為社會協同發展提供指引與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