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認識.七|政治精英必須重新找到定位

撰文:于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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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借《港區國安法》頒布一周年活動的機會,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來最詳盡的說明和要求。《香港01》認為,夏寶龍的講話是號召香港實施改革,香港社會若轉換一下思維去解讀,相信會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連續刊出,從十個方面分享對夏寶龍講話的認識,思考香港面對的挑戰。本文為第七篇。

從政是十幾年來香港人熱衷的職業選項,但2019年的騷亂讓大家更注意到這不是簡單的職業,後來的《港區國安法》則是一記悶棍,將一些狂妄無知、投機狡猾的政客打到落花流水。當然,吃得鹹魚抵得渴,既然選擇了這項職業,就要承受可能的恥辱和榮光,結果掌握在自己手裏。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選擇從政的人不知道政治是可以產生「後果」的,以為就是開開會,扔扔蕉,扑扑咪而已,不知道可以破產,甚至鋃鐺入獄?

殖民地時期,香港人必須是社會精英才能成為從政者,那是被批評為「落後」的委任制。有了選舉之後,大家不需要任何經驗或培訓,大學剛畢業,獲得幾個百分點的選票就可以成為尊貴的議員,晉身「精英」階層。這種政治究竟是進步還是冒進,事實已經給出答案。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從政者提出的要求,反映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管治團隊往績的批評。(鄭子峰攝)

政治家和民意代表是兩個概念,政治家要承擔社會發展責任,民意代表高舉人民授權,以「監督」之名,任意對施政評頭論足,不需要承擔政策是否有效的責任。當然,民意代表和政治家之間的身份可以相互替換,部份人甚至兩者兼備。無論民意代表真正的職責是什麼,既然政府施政得不到市民支持,他只需要聲色俱厲、不斷批評,就會有人繼續「盲撐」。市民的「寬容」縱容了民意代表,選票變得毫無價值,因為大家都不相信施政會改變,議員是否有參政議政的本事,他們根本不在乎。

這種政治害人不淺。

香港從政者須惡補治理課

香港是個精英社會,以往的精英是根據業績來認定,「二世祖」不會被認為是精英,草根代表在沒有業績前亦不被重視,一旦有了,大家自然改變認知。可以說,香港人還算公平,然而,大家對專業從政者好像沒有定下嚴格標準,是否認為獲得幾千選票亦不失為業績,就可以升級為精英?問題是,會計師需要考牌,醫生需要受過嚴格訓練,律師要實習,但議員卻可以是「即食麵」,選民更是隨心所欲、無視業績的判官,這是民主政治嗎?

過去十多年攪亂香港政壇的新興勢力,大多數是年輕的從政者,他們僅憑一兩次出位的社會衝突,靠着伶俐口齒,就認為自己足以「拆大台」,結果是升得快,跌得更快。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如黃之鋒和羅冠聰、梁頌恒和游蕙禎,如今要麼在獄中,要麼逃離香港被通緝,要麼完全從公眾視野消失。他們曾經自以為佔據政治高地,現在卻是徹底失敗,恐怕他們之前也想像不到這種結局。不少從政多年的老手亦料想不到政情的變化,公民黨及其他激進政黨同樣有成員成為階下囚,證明自認為更有經驗的從政者亦判斷錯誤,無法掌握複雜的形勢。

香港政治本應針對市民對社會和生活的需要,完善經濟發展和資源分配。(鍾偉德攝)

很多人以為只是反對派的從政者遭受打擊,其實建制派亦不好受,他們的從政空間同樣被大幅收窄。「忠誠廢物」論很好地說明了問題,這類批評以往只會來自對手,但今天卻是來自「同志」。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從政者提出的要求,更反映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管治團隊往績的批評,建制派對此心知肚明。來自商界的從政者一直擁有優越地位,經歷過反修例騷亂之後,他們不應該再抱有幻想,更要小心翼翼,他們大多與地產界有着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這是包括中央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深層次矛盾批評的直接指向。建制派從政者不會遭遇像對「反中亂港份子」的打擊,但以後的日子亦不會像過往那樣可以輕鬆應對。

政治從來就不是免費午餐,過往的低級要求不可能長此以往。如果沒有領導力,沒有方向認知,沒有道德感召能力,解決不了問題,憑什麼可以成為社會的精英?無論是溫和泛民和激進抗爭派,建制派或商界的從政者,都知道政治將會發生深刻變化,以往的從政模式將會一去不復返。既然如此,新時期香港精英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如何參政議政,必須是大家用心研究的議題。夏寶龍對香港政治的期盼,給香港精英特別是從政者的要求,是香港提升治理的前提認識,香港過往很少這方面的探討,如今是時候將功課補足。

正確建立香港的主體性

香港政治的弊端是無法建立主體性,政治精英都只是「就事論事」,自然不會有堅實的價值觀和全域觀來支撐政治走向。問題是,無法發揮領導力還算是精英嗎?主體性是指社會必須認識和堅守自己的本位,在此基礎上不斷充實和豐富自我的發展,它必然是與外部客觀環境相匹配、相互積極作用,而且是共融共榮的。無法替社會建立主體性的精英就不可能是領導者,主體性自然亦不存在。

從政者應充分理解自己的角色和責任,滿足香港治理的需要,引領香港成為市民安居樂業的社會。(鍾偉德攝)

香港政治的主體性可以從兩個視角來認識,分別是市民的香港和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前者是社會和生活意義的香港,後者是政治和法律意義的香港,兩者相輔相成,但並不等同。一般社會環境下它們是統一的,由於香港近年身處嚴重撕裂,將其作為兩種不同意義的主體性來討論,可以讓精英們更容易理解。作為一個次級政治單元,香港政治本應針對市民對社會和生活的需要,完善經濟發展和公平資源分配,讓市民感到滿意。很不幸,過去十多年香港對主體性的理解偏斜在政治和法律層面,而且是消極理解,一部份人甚至在主權原則上投機,結果是香港政治一片混亂,直接使主體性失去根基,逼迫中央政府強勢出手,撥亂反正。

為什麼情況會發展到如此地步?簡單來說,是建制和商界毫不注意主體性的政治作用,完全不明白社會和生活意義的主體性對他們展現領導力的重要作用;反對派同樣沒有聚焦於此,他們將工作集中在政治和法律意義的主體性上,卻又意識不到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全面管治權的完整意涵,越過了憲制的局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建制派和商界在社會和生活領域滿足了市民的要求,反對派的投機必然是白費的。

反對派其實對如何處理政治和法律的主體性毫無能力,但建制派和商界亦說明不了「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關係,無法幫助市民建立更合理的「一國兩制」認識,反而輕易被錯誤的論述誤導。說建制派是「廢物」並不公正,但他們的政治能力確實應對不了引領輿論的要求,不明白香港如何建立主體性;說反對派愚昧亦難以解釋騷亂的發生,但他們對自己的初心缺乏堅持又確實是無法反駁,更不了解香港的政治屬性。

反對派沉醉在博弈政治是因為對選舉民主的迷思,這是香港政治無法建立主體性的關鍵原因。美國政治曾經有跨黨派的民主共識,而且在重大事件上,兩黨之間可以理性辯論,但這種共識在選舉不斷異化的進程中愈發難以形成,甚至已經退化為純粹的鬥爭政治,它必然是以犧牲國家治理品質為前提。香港亦一樣,回歸初期議會內可以有一些理性討論,一旦議會被少數激進政客劫持,將民主扭曲為博弈政治,議會連粗暴的肢體衝突都容忍,建制和溫和泛民政黨變得毫無招架之力,政治就與治理徹底脫鈎。香港不是主權國家,這裏只有城市政治,絕對不適合以西方慣用的反對派政治規律運行,可是,由於對「一國兩制」模糊認識,結果是既在政治層級上錯誤定位,更在主體意識上錯誤聚焦,讓局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香港是多元社會,不同政見的從政者在各個領域相互碰撞合情合理,一旦將「多元」錯誤局限為「反對」,將意見碰撞激化為議會暴力,甚至是街頭暴力,從政者只會墮落為政治流氓。作為城市層級的政治,焦點當然是在治理,一旦從政者毫無治理能力,甚至缺乏基礎認識,而且將政治泛化為主權爭奪,企圖推銷分離主義,必然觸動國家的相應反擊。中西方文明衝突有機會轉化為新冷戰,而香港已經升格為這場衝突的前沿陣地,香港從政者應該加緊學習和了解這場衝突的變化,更要客觀評價自身的認識是否足夠應對。只要從政者能夠充分理解自己的角色和責任所在,滿足香港治理的需要,引領香港成為市民安居樂業的社會,都將會是幫助中央政府在衝突中獲勝的關鍵貢獻。

【十大改革認識系列文章】

一|止暴制亂是起點 改革不能停下來

二|香港必須用新視角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

三|香港的「國際」究竟是指什麼

四|這是全新的「一國兩制2.0」

五|改革是香港社會的十年主題

六|政府的改革是香港所有改革的起點

七|政治精英必須重新找到定位

八|拒絕博弈政治 重構香港的政治生態

九|公平正義必須是社會新共識 改革才有動力

十|教育、輿論、公民社會的意識形態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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