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改革認識．七｜政治精英必須重新找到定位
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近日借《港區國安法》頒布一周年活動的機會，就香港政治提出了中央政府多年來最詳盡的說明和要求。《香港01》認為，夏寶龍的講話是號召香港實施改革，香港社會若轉換一下思維去解讀，相信會在其中找到香港政治的出路。
本系列文章合共十篇，每日一篇連續刊出，從十個方面分享對夏寶龍講話的認識，思考香港面對的挑戰。本文為第七篇。
從政是十幾年來香港人熱衷的職業選項，但2019年的騷亂讓大家更注意到這不是簡單的職業，後來的《港區國安法》則是一記悶棍，將一些狂妄無知、投機狡猾的政客打到落花流水。當然，吃得鹹魚抵得渴，既然選擇了這項職業，就要承受可能的恥辱和榮光，結果掌握在自己手裏。問題是，為什麼會有選擇從政的人不知道政治是可以產生「後果」的，以為就是開開會，扔扔蕉，扑扑咪而已，不知道可以破產，甚至鋃鐺入獄？
殖民地時期，香港人必須是社會精英才能成為從政者，那是被批評為「落後」的委任制。有了選舉之後，大家不需要任何經驗或培訓，大學剛畢業，獲得幾個百分點的選票就可以成為尊貴的議員，晉身「精英」階層。這種政治究竟是進步還是冒進，事實已經給出答案。
政治家和民意代表是兩個概念，政治家要承擔社會發展責任，民意代表高舉人民授權，以「監督」之名，任意對施政評頭論足，不需要承擔政策是否有效的責任。當然，民意代表和政治家之間的身份可以相互替換，部份人甚至兩者兼備。無論民意代表真正的職責是什麼，既然政府施政得不到市民支持，他只需要聲色俱厲、不斷批評，就會有人繼續「盲撐」。市民的「寬容」縱容了民意代表，選票變得毫無價值，因為大家都不相信施政會改變，議員是否有參政議政的本事，他們根本不在乎。
這種政治害人不淺。
香港從政者須惡補治理課
香港是個精英社會，以往的精英是根據業績來認定，「二世祖」不會被認為是精英，草根代表在沒有業績前亦不被重視，一旦有了，大家自然改變認知。可以說，香港人還算公平，然而，大家對專業從政者好像沒有定下嚴格標準，是否認為獲得幾千選票亦不失為業績，就可以升級為精英？問題是，會計師需要考牌，醫生需要受過嚴格訓練，律師要實習，但議員卻可以是「即食麵」，選民更是隨心所欲、無視業績的判官，這是民主政治嗎？
過去十多年攪亂香港政壇的新興勢力，大多數是年輕的從政者，他們僅憑一兩次出位的社會衝突，靠着伶俐口齒，就認為自己足以「拆大台」，結果是升得快，跌得更快。他們當中的代表人物如黃之鋒和羅冠聰、梁頌恒和游蕙禎，如今要麼在獄中，要麼逃離香港被通緝，要麼完全從公眾視野消失。他們曾經自以為佔據政治高地，現在卻是徹底失敗，恐怕他們之前也想像不到這種結局。不少從政多年的老手亦料想不到政情的變化，公民黨及其他激進政黨同樣有成員成為階下囚，證明自認為更有經驗的從政者亦判斷錯誤，無法掌握複雜的形勢。
很多人以為只是反對派的從政者遭受打擊，其實建制派亦不好受，他們的從政空間同樣被大幅收窄。「忠誠廢物」論很好地說明了問題，這類批評以往只會來自對手，但今天卻是來自「同志」。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從政者提出的要求，更反映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管治團隊往績的批評，建制派對此心知肚明。來自商界的從政者一直擁有優越地位，經歷過反修例騷亂之後，他們不應該再抱有幻想，更要小心翼翼，他們大多與地產界有着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這是包括中央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深層次矛盾批評的直接指向。建制派從政者不會遭遇像對「反中亂港份子」的打擊，但以後的日子亦不會像過往那樣可以輕鬆應對。
政治從來就不是免費午餐，過往的低級要求不可能長此以往。如果沒有領導力，沒有方向認知，沒有道德感召能力，解決不了問題，憑什麼可以成為社會的精英？無論是溫和泛民和激進抗爭派，建制派或商界的從政者，都知道政治將會發生深刻變化，以往的從政模式將會一去不復返。既然如此，新時期香港精英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如何參政議政，必須是大家用心研究的議題。夏寶龍對香港政治的期盼，給香港精英特別是從政者的要求，是香港提升治理的前提認識，香港過往很少這方面的探討，如今是時候將功課補足。
正確建立香港的主體性
香港政治的弊端是無法建立主體性，政治精英都只是「就事論事」，自然不會有堅實的價值觀和全域觀來支撐政治走向。問題是，無法發揮領導力還算是精英嗎？主體性是指社會必須認識和堅守自己的本位，在此基礎上不斷充實和豐富自我的發展，它必然是與外部客觀環境相匹配、相互積極作用，而且是共融共榮的。無法替社會建立主體性的精英就不可能是領導者，主體性自然亦不存在。
香港政治的主體性可以從兩個視角來認識，分別是市民的香港和作為中國特別行政區的香港，前者是社會和生活意義的香港，後者是政治和法律意義的香港，兩者相輔相成，但並不等同。一般社會環境下它們是統一的，由於香港近年身處嚴重撕裂，將其作為兩種不同意義的主體性來討論，可以讓精英們更容易理解。作為一個次級政治單元，香港政治本應針對市民對社會和生活的需要，完善經濟發展和公平資源分配，讓市民感到滿意。很不幸，過去十多年香港對主體性的理解偏斜在政治和法律層面，而且是消極理解，一部份人甚至在主權原則上投機，結果是香港政治一片混亂，直接使主體性失去根基，逼迫中央政府強勢出手，撥亂反正。
為什麼情況會發展到如此地步？簡單來說，是建制和商界毫不注意主體性的政治作用，完全不明白社會和生活意義的主體性對他們展現領導力的重要作用；反對派同樣沒有聚焦於此，他們將工作集中在政治和法律意義的主體性上，卻又意識不到香港的「一國兩制」和全面管治權的完整意涵，越過了憲制的局限，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建制派和商界在社會和生活領域滿足了市民的要求，反對派的投機必然是白費的。
反對派其實對如何處理政治和法律的主體性毫無能力，但建制派和商界亦說明不了「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關係，無法幫助市民建立更合理的「一國兩制」認識，反而輕易被錯誤的論述誤導。說建制派是「廢物」並不公正，但他們的政治能力確實應對不了引領輿論的要求，不明白香港如何建立主體性；說反對派愚昧亦難以解釋騷亂的發生，但他們對自己的初心缺乏堅持又確實是無法反駁，更不了解香港的政治屬性。
反對派沉醉在博弈政治是因為對選舉民主的迷思，這是香港政治無法建立主體性的關鍵原因。美國政治曾經有跨黨派的民主共識，而且在重大事件上，兩黨之間可以理性辯論，但這種共識在選舉不斷異化的進程中愈發難以形成，甚至已經退化為純粹的鬥爭政治，它必然是以犧牲國家治理品質為前提。香港亦一樣，回歸初期議會內可以有一些理性討論，一旦議會被少數激進政客劫持，將民主扭曲為博弈政治，議會連粗暴的肢體衝突都容忍，建制和溫和泛民政黨變得毫無招架之力，政治就與治理徹底脫鈎。香港不是主權國家，這裏只有城市政治，絕對不適合以西方慣用的反對派政治規律運行，可是，由於對「一國兩制」模糊認識，結果是既在政治層級上錯誤定位，更在主體意識上錯誤聚焦，讓局面變得一發不可收拾。
香港是多元社會，不同政見的從政者在各個領域相互碰撞合情合理，一旦將「多元」錯誤局限為「反對」，將意見碰撞激化為議會暴力，甚至是街頭暴力，從政者只會墮落為政治流氓。作為城市層級的政治，焦點當然是在治理，一旦從政者毫無治理能力，甚至缺乏基礎認識，而且將政治泛化為主權爭奪，企圖推銷分離主義，必然觸動國家的相應反擊。中西方文明衝突有機會轉化為新冷戰，而香港已經升格為這場衝突的前沿陣地，香港從政者應該加緊學習和了解這場衝突的變化，更要客觀評價自身的認識是否足夠應對。只要從政者能夠充分理解自己的角色和責任所在，滿足香港治理的需要，引領香港成為市民安居樂業的社會，都將會是幫助中央政府在衝突中獲勝的關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