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給予下一代什麼

大學講師兼時事評論人蔡子強日前接受《香港01》專訪時，指出民主運動不離妥協。「當你實力有限時，就不要動輒向對方『曬冷』，應該逐點逐點、長期地爭取，哪怕每次爭取到的東西很微小……當對方看清你實力不過如此，唯一的下場就是被清枱。」

在訪問刊出後，沈旭暉公開反駁蔡子強的說法。他指出在中共政權的治港路線下，香港民主運動即使沒有如2019年般走上激進路線，而是沿用泛民的溫和路線，香港仍然會被「牢牢掌控」，「既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仍然會被改變。若說蔡子強的關鍵詞是「妥協」，這種反駁他說法的關鍵詞就是「宿命」。然而，宿命論者同時也是最不相信香港能夠實現民主和自由的，因為按照他們的想法，中共治下的香港不論怎樣也是命途多舛，劫數難逃。

妥協與宿命關乎青春賭注

對於兩種說法，歷史自是裁判。若然沒有妥協，立法會哪會有多了五席直選及五席相當於直選的超級區議會議席？若然有了妥協，雖然在人大八三一框架之下，但至少最早在2017年已經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即使香港經歷了2014年雨傘運動，甚至2016年旺角騷亂，但《港區國安法》也是沒有橫空出現，立法會也沒有被改制為目前的樣子。在在都說明了香港過去一年多的變化，的確與2019年社會運動背離了傳統泛民的溫和路線、採取了激進路線有關。

更重要的是，妥協論與宿命論不只是一些學者和時事評論人的紙上討論。在蔡子強的訪問刊出之後、沈旭暉的公開反駁之前，一名而立之年年輕人步出了石壁監獄，結束他長達四年的在囚生活。梁天琦曾經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宣揚「香港獨立」、「以武制暴」，是一代激進青年的精神領袖。因為曾經滿腔怒火，他在2018年暴動罪成被判監六年。

躁動不安下的激進產物

在香港的民主運動路上，到底是否還要鼓勵年輕人不惜一切地挑戰政權，還是應該提醒他們耐性和妥協的重要，答案自不待言。即使是梁天琦這樣的年輕人，在2019年很多人被熱血沖昏頭腦的時候，他亦曾公開表示「懇請你們不要被仇恨支配自己」。若然要如他所言，「要令不支持自己的人轉為支持自己」，試問沒有對話和妥協又怎可能成事？

四年前梁天琦入獄，當時的香港還沒有《港區國安法》，選舉制度未被「完善」，《蘋果日報》和《立場新聞》仍然存在。這樣看來，香港誠然改變了很多。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香港這四年來其實什麼也沒有改變：年輕人仍然沒有出路，香港人仍然捱貴租或沉重按揭而只為住在狹小斗室，公屋輪候時間仍然長達五年，萬千打工仔仍然任由僱主魚肉。

2018年梁天琦被判刑時，我們在社論指出激進的青年是「不安與躁動的社會土壤」、「結構性不公義分配制度」下的產物，「政府官員若依舊自滿和沉醉於安逸」，社會只會出現更多激進青年。結果一語成讖，如今一人出獄，但更多人正因為反修例示威的暴動罪而鋃鐺入獄。社會結構沒有改變，不安與躁動的土壤仍然存在，政府官員仍然只因為「止暴制亂」而意氣風發。

往日已不可追，將來仍然未來。又一批躁動的年輕人要賠上青春，將來他們重拾自由那時的香港又會是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