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香港應該怎樣做？

來稿作者：張博涵

改革開放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轉折點，自1978年鄧小平提出「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方針以來，中國逐步打破計劃經濟的桎梏，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在這一歷史進程中，香港以其獨特的地位成為連接中國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香港在改革開放初期扮演了無可替代的橋樑角色。

改革開放初期香港的橋樑作用

首先，香港是改革開放初期外資進入內地的「第一站」。上世紀80年代，內地基礎設施薄弱，制度尚未完善，而香港憑藉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和國際化網絡，成為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跳板。港商通過「三來一補」模式（來料加工、來樣生產、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將製造業生產線遷移至珠三角，帶動了深圳、東莞等地的工業化浪潮。這一時期，香港不僅輸出了資本，更傳遞了市場經濟的運作經驗，為內地培育了首批熟悉國際規則的企業家和管理人才。

其次，香港是中國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試驗田」。在資本管制尚未放開的年代，香港的離岸金融市場成為內地企業籌集外匯資金的重要渠道。例如，1984年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通過香港發行首筆境外債券，開啟了中國企業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的先河。

此外，香港的銀行體系為內地引進了現代金融工具和風險管理機制，推動了中國金融改革的初步探索。更重要的是，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的獨特性，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制度緩衝區。1997年回歸前，香港既是西方觀察中國的窗口，也是中國向世界展示改革決心的平台。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和《基本法》的制定，不僅保障了香港的繁榮穩定，更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中國堅持開放的信號，為吸引外資創造了政治信心。

回歸後香港角色的轉變與深化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後，「一國兩制」的實踐為其發展注入新動能，但也面臨全球化競爭加劇和內地城市崛起的雙重挑戰。這一階段，香港的角色從「單向輸血」轉向「雙向互動」，成為國家戰略與國際規則對接的樞紐。

在經濟層面，香港鞏固了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2003年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簽署，取消香港產品關稅，並開放服務業准入，推動兩地要素流動。此後，滬深港通、債券通、跨境理財通等機制相繼推出，使香港成為內地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防火牆」和「緩衝器」。截至2024年，香港股市總市值中內地企業占比超過70%，離岸人民幣存款規模突破1.2萬億元，全球佔比近60%。這些數據表明，香港已從單純的「資金中轉站」升級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戰略支點。

在社會治理層面，香港經歷了從「磨合期」到「融合期」的轉變。2019年的修例風波暴露出深層次矛盾，而《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愛國者治港」原則的落實，則為社會穩定奠定基礎。與此同時，深港合作進入新階段。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等平台的建立，推動兩地在規則銜接、產業協同和民生融合上取得突破。例如，前海通過借鑑香港商事制度，實現企業註冊「一日辦結」，並探索跨境金融監管「沙盒機制」。

然而，香港也面臨結構性困境：產業過度依賴金融地產、青年向上流動空間收窄、全球競爭力相對下滑。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兩制」優勢未能充分轉化為「國家所需」的創新動力。

新時期香港的挑戰與戰略轉型

在改革開放步入深水區的當下，香港需依託「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優勢，以制度創新、區域協同與國際規則對接為核心路徑，為國家深化改革提供戰略支撐。首先，香港應深化與內地的規則銜接，例如通過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推動跨境金融監管協同機制，並借鑑香港商事制度優化內地營商環境，此舉既能促進兩地市場互通，亦為國家制度型開放提供壓力測試場域。

其次，面對美國對華加徵關稅的衝擊，香港需維持自由港地位與零關稅政策，吸引受高關稅影響的國際商品經港轉銷，同時加速與大灣區形成「前店後廠」供應鏈新格局，例如推動「香港接單+內地生產+東盟中轉」模式，利用RCEP原產地規則規避關稅壁壘。此外，香港需強化國際網絡服務能力，透過普通法體系和國際仲裁經驗建立「一帶一路」爭端解決中心，降低企業跨國經營風險，並推動ESG標準與內地綠色金融體系接軌，突破歐美碳關稅限制。

在區域協同層面，香港應積極參與深港融合發展試驗區的建設，例如以口岸經濟帶為起點推進跨境資源要素自由流動，並協同規劃北部都會區與深圳接壤區域的產業佈局，避免產業碎片化與同質競爭。同時，香港需鞏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吸引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通過CEPA框架延伸服務貿易開放經驗至大灣區，促進專業服務機構參與內地產業升級。面對全球供應鏈重構壓力，香港可協助企業將低端產能轉移至東南亞，保留研發與金融等高附加值環節，並透過法律與政策協調保障跨境合作項目的穩定性。

現在，香港正從傳統的「橋樑」轉型為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支點」。這種轉變既需要香港自身突破產業「內卷化」，破解產業結構「內卷化」困境，亦需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中找到「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的交匯點，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兼具國際視野與制度創新的範本。

作者張博涵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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