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的揭發者｜香港與新加坡的命運共同體
香港與新加坡作為前英國殖民地既有相似性也有差異，在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遷下又面對共同挑戰與機遇。兩地都繼承了英國式政務官管治模式並扮演中西橋樑角色，但在面對中美力量對比變化時，需要重新定位發展路徑。
在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劇變的背景下，香港與新加坡這兩個亞洲城市經濟體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與發展定位挑戰。作為前英國殖民地，香港與新加坡共享相似的歷史背景、制度基因和經濟角色，卻也展現出不同的發展軌跡與治理風格。
殖民遺產與制度基因：香港與新加坡的相似基礎
香港與新加坡的發展起點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兩地都是英國在亞洲建立的殖民地，繼承了英國式的行政體系與法治傳統。英國殖民統治為兩地留下了高效的官僚體系、普通法制度以及以英語為核心的行政語言環境。這種制度基因使得香港和新加坡在回歸/獨立後仍保持了與西方世界的無縫銜接，成為跨國公司進入亞洲/中國市場的理想門戶。
在經濟角色上，香港與新加坡都發展成為區域性的貿易、金融和物流中心。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22年香港和新加坡的貨物貿易總額分別達到約1.2萬億美元和1.1萬億美元，服務貿易佔GDP比重均超過40%。兩地都採取了自由港政策，實行低稅率制度，並建立了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這種經濟模式的相似性源於兩地面積狹小、資源匱乏的共同特點，迫使它們必須通過發展轉口貿易和高端服務業來維持經濟活力。
地理位置賦予了兩地戰略價值。香港位於東亞中心，是進入中國內地的天然門戶；新加坡則扼守馬六甲海峽，是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的航運要衝。這種地理優勢使兩地成為區域乃至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節點。正如地理學家所說，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地理命運」的體現——它們恰好位於世界最繁忙的貿易路線上。
治理模式的分野：放任自由與專業精英主義的對比
儘管共享相似的歷史起點，香港與新加坡在治理模式上逐漸發展出明顯差異。香港延續了英國殖民時期的「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在經濟事務中扮演相對被動的角色，強調市場和企業自主。這種治理哲學在回歸後得到延續，形成了所謂的「放任自由」經濟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香港政府對經濟的規劃較少，產業政策缺乏系統性。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一國兩制」政治背景，令香港有着中國這個大靠山，容許一種不需要知識密集的工業模式，導致經濟結構過度向金融和地產業傾斜。
相比之下，新加坡發展出了一套「專業精英保守」的治理模式。以李光耀為代表的人民行動黨建立了高度專業化、紀律嚴明的行政體系，強調技術官僚治理和長期規劃。新加坡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積極角色，通過主權財富基金、法定機構等工具引導產業發展方向。這種差異在財政管理上尤為明顯：新加坡長期保持財政盈餘和低負債率，香港則時常出現基建超支和財政紀律鬆弛的問題。
兩地的社會政策也反映了治理哲學的差異。新加坡的組屋政策覆蓋了近80%的居民，而香港的公屋覆蓋率僅約45%。新加坡地鐵系統的規劃建設體現了技術官僚的遠見，香港的地鐵發展則更多受市場因素驅動。這些差異不僅影響了兩地居民的生活質量，也塑造了不同的社會契約模式——新加坡強調政府效能與社會穩定之間的交換，香港則更注重維護個人自由與市場活力。
香港回歸之後試行的代議政制走的是西方任性的自由主義一人一票投票模式，社會着重開放自由卻變成任性沒有系統的批評變成主流，感性政治主導一切。新加坡政府走的是父母官模式，政府高度權力集中，社會要有紀律，政治在一定的管控下發生。但香港和新加坡都一個共通點，就是都有完善的普通法制度。 2019年香港的社會動亂，明顯說明西方任性自由文化衍生出來的管治以及社會發展問題，這其實對新加坡的政治發展也有一定的影響和提示。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可以進行分析和討論；就是政治制度與管治質素的關係。瑞士也是高度民主化的社會，任何事情都可以公投，但是瑞士是一個非常理性和保守的社會，公投結果往往有着一種長遠的視野，不會走民粹主義。這正正是瑞士值得香港和新加坡研究的一個地方，關乎管治與政治制度以及人民質素的關係。
全球格局變遷下的共同挑戰
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使香港和新加坡面臨前所未有的身份認同危機。長期以來，兩地都以「中西橋樑"」自居，在價值觀和制度安排上傾向西方，同時保持與亞洲市場的緊密聯繫。然而，隨着中國崛起和西方相對衰落，這種平衡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美國對華技術管制、金融制裁等地緣經濟手段，使香港和新加坡經常被迫選邊站，增加了營商環境的不確定性。
科技革命對兩地的傳統優勢構成直接挑戰。人工智能、自動化技術的發展正在侵蝕香港和新加坡在專業服務領域的競爭力。與韓國、台灣不同，兩地未能建立起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科技產業，核心技術長期依賴進口。新加坡雖然在生物醫藥等領域取得進展，但整體科技自主能力仍然有限；香港的創科發展則更為滯後，研發投入佔GDP比例長期低於1%。
文化軟實力方面的不足也限制了兩地的國際影響力。香港和新加坡都習慣「購買」西方文化符號來提升國際形象——新加坡引進Taylor Swift 演唱會、F1賽事，香港則有Art Basel等西方主導的國際藝術展覽。這種做法與韓國自主培育具備韓國文化特色文化產業形成鮮明對比。缺乏原創文化輸出能力，使兩地在全球價值鏈中難以擺脫「中介者」角色，無法像韓國那樣通過文化影響力提升國家品牌。
命運共同體的未來路徑：超越競爭，開創合作新模式
很多人誤會，香港和新加坡是競爭對手；其實香港和新加坡在經濟上是一體的。香港和新加坡的頂層財經與經濟體系都是相關的。在中美國力新格局下，香港和新加坡的功能需要調整才能配合全新的發展機遇；這個機遇建基於香港和新加坡都需要進一步瑞士化，即建立自己的能力，而這個能力對中國以及亞洲地方發展有好處，而不只是提供一種服務。例如香港和新加坡現在提供很多的教育服務，目的是吸收學生創造外匯；但是新加坡和香港最需要做的是能夠成為中國和亞洲創新的培訓中心，就正如瑞士是歐洲最重要的科研實驗中心一樣。瑞士成本這樣高，但是他們目前的科研能力也是世界一流的；因為瑞士有團隊。香港和新加坡都習慣了用買西方名牌作為鞏固自身國際化的唯一策略，在培養自家人才團隊方面，並沒有長遠的規劃。而中國的崛起的一個重點就是中國自身已經能夠有能力去培養人才。大家看看黑悟空哪吒以及抖音等各種科技平台，它們已經成為真正的國際品牌，能夠和世界一級的科技企業競爭。
新加坡有一個好學的政府。新加坡官員定期來香港蒐集資料，了解香港的情況，從而更新新加坡的政策和做法。香港政府正好相反，自以為仍然是天之驕子，缺乏吸收新知識和應用真知識的能力。香港政府應用科技仍然停留在90年代的紙本模式，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而香港政府似乎也沒有任何計劃去改變這種落後的管治狀態。新加坡政府有危機感，香港政府因為有祖國的支持，危機感變成了一種惰性。隨着香港的影響力日漸沒落，香港在中國的影響力將會在未來十年慢慢式微。
香港這個地方仍然有價值，但是香港體制若果不能創新，便會被另一個新的制度取代，所以香港需要學習新加坡，學習新加坡公共財政管理的模式，學習新加坡規劃和房屋的模式，以及學習新加坡專業的管治模式。最好是香港和新加坡多做一些合作和交流，例如香港派官員到新加坡實習，甚至在某些領域上，例如創科領域上合作，共同開發實驗室和研究所；吸引國際人才到香港和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應該共同研究瑞士模式，看看有什麼地方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分工合作。新加坡需要香港，因為香港是新加坡進入中國一個主要的平台；香港也需要新加坡，因為新加坡是香港能夠在未來亞洲產生更大影響力的合作夥伴。香港和新加坡在中國發展上、在中美博弈中也需要扮演有用的角色。在金融領域，兩地可以協調監管標準，建立跨市場結算系統，共同開發人民幣國際化產品。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與新加坡的財富管理專長具有互補性，合作而非競爭更有利於亞洲金融體系的整體發展。
科技創新是兩地轉型的關鍵。香港與新加坡可以聯合設立科研基金，重點投資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領域。兩地高校和研究機構應加強合作，打破人才流動壁壘，共同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科技領軍人物。借鑑瑞士經驗，可以探索建立「香港-新加坡科技走廊」，打造區域創新樞紐。
文化認同方面，兩地需要共同探索「後殖民」時代的亞洲價值觀。這不是簡單地拒絕西方影響，而是在吸收東西方文明精華的基礎上，創造具有本地特色的新文化範式。香港的多元包容與新加坡的務實理性可以相互啟發，共同回答「亞洲現代性」這一時代命題。
治理模式上，香港可借鑑新加坡的規劃能力與執行效率，新加坡則可學習香港的靈活性與國際視野。兩地應建立常態化的公務員交流機制，分享城市治理、危機管理等領域的最佳實踐。面對氣候變化、老齡化等共同挑戰，聯合研究與政策協調將產生協同效應。
在西方影響與亞洲崛起之間尋找新定位
香港與新加坡的「命運共同體」關係植根於歷史，面向未來。兩地共同經歷了殖民歷史，共同創造了經濟奇蹟，現在又共同站在轉型的十字路口。在全球秩序重組的時代背景下，簡單維持「中西橋樑」角色已不足以應對挑戰。香港和新加坡需要重新定義自己的價值主張——不僅是地理上的樞紐，更應成為思想、創新和治理模式的源泉。
這一路徑既不是完全背離西方，也不是簡單依附東方，而是在深刻理解全球變革趨勢的基礎上，創造具有亞洲特色的新型現代性。瑞士模式提供了部分啟示，但香港和新加坡必須找到適合自身特點的發展道路。兩地的合作不應局限於經濟領域，更應拓展至文化、科技、治理等多個維度，共同探索小經濟體在大國時代的生存之道。
香港與新加坡的命運共同體意義在於：它們既是特殊歷史的產物，也預示着全球南方城市的未來。兩地的成功轉型將為其他面臨類似挑戰的城市提供寶貴經驗，證明小經濟體不僅可以在大國博弈中保持自主性，還能成為創新與進步的引領者。這或許是香港與新加坡作為命運共同體最重要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