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政策倡議研究所（ASAP）專欄｜張博宇、張芷萱

年逾70歲的長者，照顧另一位同樣年邁、身體轉弱的伴侶；取藥、覆診、覆診後的照顧，構成了日復一日的生活節奏。這種情況已不是零星個案，而是近年逐漸進入社會視野的「雙老家庭」現象。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香港「雙老家庭」在10年間持續上升，由2011年的7.9萬戶增至2021年的14.7萬戶，增幅高達87.1%。大批年邁長者正在以「以老護老」的方式，維持日常生活。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重量

「雙老家庭」的困境在於照顧者與被照顧者身份的重疊。兩位相依為命的老人，自身可能就已存在行動不便、記憶衰退或慢性病纏身的問題，然而，他們卻成為了彼此的照顧者。什麼症狀需要即時求醫、怎樣安排每日的藥物服用、如何在體力有限的情況下協助對方如廁或洗澡…這些任務看似日常瑣事，背後卻需要持續的認知判斷、清醒的情緒狀態，以及無間斷的體力投入。

然而，照顧彼此所需要的認知、判斷與體力恰恰是老年人最難以維持的痛點。當初「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承諾，在年邁時以照顧彼此去實踐，當彼此照顧的需求叠加在身體機能衰退之上，比終身承諾更重的就變成是照顧壓力和無助感，年輕一代未必可以完全體會。

「三文治一代」不堪重負

面對雙老家庭的困境，直覺性的追問往往圍繞子女的不盡責、不盡孝。似乎正是因為雙老子女的缺席，才會讓父母陷入彼此相依的境地。這個判斷，情感上非常直觀，但若放到真實的社會中審視，卻顯得過於輕率。

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需要認識香港社會的「三文治一代」。這群中年人，上有年邁雙親，下有仍在成長的子女，而自身同時還肩負着工作收入的重擔。這個稱呼本身，已帶有某種壓縮感，像一塊被上下兩層死死夾住的餡料，沒有空間舒展，只能盡力維持現狀。然而，「三文治一代」所承受的遠不止是一個比喻，因為香港的中年一代，正在承受一種比其他地區更大的照顧重壓。

港人照顧時長是英國30倍

有國際及本地研究顯示，香港須同時承擔照顧子女與照料父母雙重責任的「三文治一代」中，有46.8%每周照顧時數超過71小時，同一指標下，英國只有1.3%，美國為2.4%，中國內地為0.8%。也就是說，在同樣的衡量標準下，香港三文治一代的照顧時數，是英國的逾30倍、美國的近20倍。將每周照顧時數超過71小時換算一下，以一周七天計算，等同於每天平均超過10小時都在某種形式的照顧狀態之中，而這還不包括正常的工作時間。也就是說這種「照顧」並不只是每天放工後的一、兩個小時，而是幾乎滲透進清醒着的每一刻。換言之，香港不少中年人並非只是「忙」，而是在子女、父母、工作與家庭責任之間，承擔了一種接近全職、甚至超時的照顧角色。

然而，在照顧責任與工作壓力的天秤下，三文治一代無法偏向任何一端。血脈雙親無法割捨，然而香港的生活成本壓力令他們在面對房貸或租金、子女的教育開支、日常家用以及年邁父母的醫療費用等開支面前，亦無法拋下或減少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在照顧責任中。如果香港是齣實況劇，對絕大多數中年人而言，「辭職去全心照顧父母」幾乎是不可能想像、不可能演出的劇情。他們離開職場所付出的代價，不只是一份薪水，而是維持整個家庭生活的能力。這份兩難，是真實且沉重的，亦需要放在香港這個城市的具體生活條件下重新理解，而「雙老家庭」愈來愈多的現象，並不能簡單地歸因於子女。

兩代壓力的結構性碰撞

「雙老家庭」的增加與「三文治一代」的困境，表面上是兩個不同群體的問題，但它們其實是同一個社會結構問題的一體兩面。一面是兩位年邁的長者，在體力與認知日漸衰退的同時，仍在互相照顧、獨力維持日常；而另一面是他們的子女，在工作、照顧子女及雙親的三重軌道上超負荷運轉。

這不是因為任何一方的情感疏離，而是在現實壓力下逐步形成的落差。年邁的父母需要的是陪伴，是及時的照料。然而其子女在工作和支撐下一代的壓力下，剩下的往往是力不從心，而非真的不在乎與不關注。

「雙老家庭」所面臨的困境，往往在於當其中一位長者突然健康惡化或需要緊急照顧時，另一位年邁的伴侶不僅頓失依靠，更須獨力承擔全面的照顧責任，身心俱疲。現時政府已設有多項照顧者支援服務，涵蓋居家及社區照顧支援，以及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等措施，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適切協助。然而，當「雙老家庭」面臨突發危機時，此類家庭往往需要更具針對性的深入介入支援，以提供短期的緊急援助與喘息空間，讓「三文治一代」得以規劃長遠的照顧安排並接手，確保照顧不會突然中斷。

作者張博宇為亞太政策倡議研究所ASAP研究總監；張芷萱為亞太政策倡議研究所ASAP研究員

亞太政策倡議研究所（Asia-Pacific Society for Advocacy and Policy, ASAP）結合嚴謹精闢的公共政策研究及積極倡議策略，將實證研究轉化為政策推動力。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