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劏房．倡議 （二）】政策收效微 貼身服務靠社區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最新報告，2017年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數較往年上升9%，全港逾11.5萬人受問題困擾。居住權屬人權，在社會結構性貧窮問題及政府房屋政策成效不彰的雙重夾擊下，基層市民被迫蝸居劏房，埋下生理及心理隱患。
劏房住戶的心聲是什麼？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為迫切的需求又是什麼？劏房專題，將從劏房住戶的生活日常、政府措施的效用，以及保障居住權益的「最低居住標準」入手，探討社會應如何為市民的住屋權編織一張安全網。
本文為專題第二篇，從社區中心觀察基層市民需要怎樣的貼身服務。
【劏房．倡議】專題
二. 政策收效微 貼身服務靠社區
現時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為4.7年，遠超政府「三年上樓」的承諾，市民利益受損，無奈只能「打甩門牙和血吞」。劉太加入等候公屋的長龍已經六年有餘。問她心情如何，劉太脫口而出說「想死呀」，然後又爽朗地笑了笑。上公屋遙不可及，津貼補助雖是雪中送炭，但無法解開劏房生活的死結。專為劏房住戶提供服務的社區中心，對劏房戶而言最為「貼地」。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於五年前成立，由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組織。大聯盟所在的社區中心有兩層樓，街坊和社工在門外種了兩排蔬果，記者來到社區中心的這個下午，正好有小朋友在澆水。一進門，溫馨的氣息迎面而來。乒乓球桌上放有積木玩具，靠牆的書架擺滿讀物，時常有小朋友在這裡消磨時光。
今年3月，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將正式推出「煥居生活館」，離社區中心不遠。「煥是光明的意思，又是『換』的諧音，是搬屋的意思。我們希望能在搬屋期間，跟他們一起度過艱難的時間。」姚冬梅提起即將面世的新項目，眉目間不僅流露興奮的神情。
兩前，姚冬梅作為全職社工加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平日時常走訪劏房住戶，「煥居計劃」在接觸街坊的過程中應運而生。家訪過程中，社工們發現，劏房街坊搬家頻繁，一則是因為家中小朋友成長，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間；二則因為業主加租加得厲害，或用不同藉口回收房子。而劏房住戶在交完房租後基本沒有積蓄，搬家費用對他們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搬家費用高昂，如何才能節省開支？「煥居計劃」中的「義氣搬運司機計劃」為此設計，先由社區中心通過宣傳或街坊介紹，招募司機，以市場八折的價錢幫助街坊搬屋。計劃啟動不久，姚冬梅透露曾有「原價」2,000元的搬屋個案，司機最後只收取300元。計劃還在完善，之後還將推出網站，模仿Openrice提供評價服務，「（司機計劃）不僅看價錢，也可以看服務質素，保障雙方。另一方面，有些司機都未必有錢，也是基層街坊，比較難自己找生意，所以計劃可以給司機一些機會。」 姚冬梅解釋道。現時已有七名司機加入計劃，「有的是街坊介紹的，有的是知道我們宣傳的，有的司機也是劏房房，他們都願意幫助街坊。有的街坊（司機）好好，他們說以前也窮過，知道搬屋過程都很困難。」
「煥居生活館」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個空間讓街坊親自動手實踐家居維修。生活館內擺放了幾張木桌，提供專業維修工具，開放的空間就像一間設計工作室。將於4月開展的「家居維修班」，有份構思課程內容，包括天花板漏水處理、石屎保留修補、牆身掃油漆技巧、安裝門鎖和水龍頭等。
除了硬件設施上的幫助，有過基層家庭生活經驗的姚冬梅也關注劏房住戶的心理狀況。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會定期舉行居民關注組會議，邀請街坊一起分享明常生活遇到的困難。「有街坊因為住在劏房，覺得自己能力不夠，總之是會怪責自己，怪自己不夠厲害、沒錢，才會住這些劏房，他們成天這麼說。」一開始只有十人左右的會議，如今已經有二十多人參與。「我們希望街坊多參與（活動）之後，懂得分析住屋問題，（他們住在這樣的環境）不代表他們不勤力，可能是社會因素令租金這麼高，劏房環境愈來愈差也有其他因素。當他們懂得分析問題後，就不會一直怪自己了。」組織街坊會議的姚冬梅深有感觸。
劉太在知道葵涌的社區中心之前，形容等待公屋「等到灰心」，「之前自己沒有找過資料，只是感覺徬徨，亦不知道還有多久才可以上樓。」直到二、三年前，她認識了一些也在等待公屋的人，才有對象分享和討論彼此情況。社區中心除了提供貼地的服務和免費物資，亦教住戶了解自己的權益，例如當財政預算案來臨的時候，住戶會討論政府的方案。
組織社區活動要面對資源不足的問題，對於社工而言，最開心的莫過於看到街坊在參加活動過後有所改變。姚冬梅憶起與街坊的交談，「他們自己會說，自己參加活動後會開心。」接觸了不少劏房街坊後，姚冬梅看到街坊對政策失望，更覺與街坊聯繫的重要性。「街坊參加活動後，懂得講自己的訴求；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問題，也會更有自信。」有的街坊原本認為自己無知，只當旁觀者，「但當他們懂得之後，會邀請朋友一起來了，」姚冬梅欣喜於發現街坊自身產生的變化。
政府措施成效不彰 「基層的需要，好像總是放在最後」
儘管社區中心能為劏房住戶提供「度身訂造」的服務，但援助畢竟有限。公屋數量未能達標，基層市民無法上樓，只能委身居住在不適切的居所。因此，對劏訪住戶而言，政府的中短期舒緩政策必不可少。
政府於2016年推出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但至2017年6月，政府僅收到7.4萬宗申請，惠及11.9萬人，與預期的20.4萬戶、71萬人目標相距甚遠。申請過程繁瑣、工時及入息資格不合理等問題，是阻擋低收入家庭申請該津貼的主要原因。劉太已是第二次申請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下稱「低津」），第一次申請過程對她來說並非好回憶。首先是填表過程繁瑣，在遞交申請之後，職員並未主動跟進，和等待上樓的心情相似，等待津貼的過程是茫然的。時隔半年，「救命」津貼才到劉太手中。
隨着社會對低津政策改善呼聲漸漲，2017年10月施政報告公佈將放寬低津入息資格，一人住戶不再被排除在外，津貼額將調高，工時要求增設中間層（每月168小時），增設四分之三津貼額，允許家庭成員合併申報工時。這些調整或會降低申請門檻，但仍有申請困難的人群，例如難以提供工作證明的零散工。若沒有穩定僱主，無法提供僱傭合約、工作和薪金證明，便無申請資格。
低津之外，N無人士津貼亦是劏房住戶的「救命稻草」。所謂的N無津貼，由2011年成立的關愛基金發放，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發放一次過生活津貼，對部分無法獲得任何政策援助的劏房住戶而言，能夠發揮「補漏拾遺」的功用。於情於理，「N無津貼」與低津在目標和作用上並無重疊，不能互相取代。
關愛基金曾於2013年、2015年和2016年三度發放「N無津貼」，但2016年底宣布次年不再發放。按照政府說法，「N無津貼」是配合財政預算案推出的短期紓困措施，由於2016-2017年度相關短期紓困措施較少，「N無津貼」隨之取消。數日前（28/2），政府公布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計劃重推N無津貼，料將有15萬人受惠。儘管如此，對於長期處在租金上揚、環境惡劣的劏房住戶而言，津貼仍不過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
另一方面，針對近年來惡化的劏房問題，政府終於在2017年與社聯共同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下稱「共住房屋」），計劃在3年內為1000名住戶提供為期2至3年以上的共住房屋，但接受度不如人意。早前有組織調查深水埗劏房住戶是否願意住在共住房屋，結果七成人拒絕入住。劉太對共住亦有遲疑，由於大兒子今年將上小學，共住房屋期滿後又需要搬屋，學習地點對孩子成長的影響以及搬屋的消耗是家人最大的考慮。回到共住概念，國外以共享房屋舒緩住房問題，但其根本上推廣的是促進社區關係的共住形式，而香港住屋空間本已狹小，共住的居住體驗未必優於劏房。
2014年，社企「要有光」向城規會申請，將深井山邊前身為九龍紗廠職工宿舍改為租住房屋用途，並於2015年展開翻新計劃，最終於2016年完成維修工程，提供45個單位。共住房屋常被拿來與光屋比較，身為光房計劃董事會成員的鍾劍華認為，「要做到共住，又產生正面效果，不是拿出一間屋就可以做，是花費了很多心機。」例如光房計畫會專門配對租客和業主，但鍾劍華坦言，光房計劃只能做到「幫得一個得一個」，要解決根本問題，不能止步於此。「我們做了幾十個光房，我們只是給幸運的少數人一些選擇。」
當劏房儼然成為畸形租屋市場的必需品、將劏房的存在合理化，便容易導致基層市民的基本住屋權被漠視。「幸運」理應屬於「普通的大多數人」，政府應構想適合香港市民的居住標準，摒棄市場為先的教條。社區配套服務與中短期紓緩措施應繼續改進，多管齊下改善基層住屋環境，更應從訂立基本居住標準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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