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民、建制政客不應順民粹走　引領社會回歸理性才是本份

從政者必須推動社會進步，並具當仁不讓的原則和決心，否則無異於追逐名利的投機政客。近日，張超雄接受訪問，談及爭取難民權益的心路歷程。近年來，「難民」對社區的影響陸續浮現，部分傳媒更對此大加渲染，張超雄堅持以符合國際法和人道原則的手法，處理滯港「難民」，可謂力排眾議。
部分政客一直順民粹走，少有助市民認識社會問題、香港處境的真象。學作鴕鳥根本無補於事，政客不應再自甘蒙在鼓裏，而是盡快認識社會現實。

社會錯誤對焦　「難民」成眾矢之的

大約自2014年起，酷刑／免遣返聲請數量大幅上升，由於申請者多被以「插針式」的安置方式安排到不同地區居住，對當區居民的影響亦隨之擴大。加上傳媒以渲染和煽情式的報道手法，如「非洲幫為患老蘭」、「縱火殺人：假難民成社區問題　跑步女常被撩」，嘗試建構出「南亞裔=假難民=罪犯」的印象，間接使社會有愈來愈多聲音，支持港府退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下稱《公約》） 。

民間早對「難民」帶有偏見，政客理應糾正錯誤觀念。可惜的是，一些建制政客卻同意把「難民」污名化和支持退約，被民粹牽著走。事實上，縱然香港不是《難民地位公約》及其議定書的締約國，但早在1992年，《公約》已適用於香港 ，而回歸後中國亦向聯合國秘書長申明，公約在回歸後繼續適用於香港，退約不僅操作難度甚高，更加有違道義（註一）。再者，港府簽署的《公約》，不單止涉及難民權益，也保障了港人免受酷刑對待，例如調查會否出現警權濫用等情況，退約並非明智之舉。

現時，社會上仍有不少人（甚或立法會議員）對「難民」和「免遣返聲請者」的概念有所混淆。與《難民公約》相似，港府所參與的《酷刑公約》同樣是聯合國的國際人權公約。可是，現時滯港等候審批的個案中，絕大部分都引援《酷刑公約》內所享有的基本人權而提出呈請，而非《難民公約》。《難民公約》及其後的議定書從未適用於香港，而入境處亦不會對任何人庇護或核實其難民身份，同時只會將獲確立的個案轉介到聯合國難民署，由該署確認難民身份及安排移居至其他國家。因此，在難民署確認他們的身份前，法理上他們應稱作「免遣返聲請者」（舊稱酷刑聲請者），而非「難民」，更加沒有「真與假」之分。

當然，據入境處的數字，完成審核的兩萬多宗聲請中，獲確立個案僅有約0.7%，但當中有來自阿富汗、也門、中非共和國、蘇丹和索馬里等戰亂地區的國民，急須《公約》來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因此，在思考「難民問題」時，出發點該是如何修補政策漏洞，而非因噎廢食。由此看來，支持退約的說法實在有違常理，只是嘩眾取寵的手段。

從政者應引領社會回歸理性討論

誠如張超雄在訪問指出，處理滯港「難民」的方法，應是訂立完善公平的機制，以識別身份，加快審批，而非製造歧視。一如入境處在年前增撥人手，及加強打擊跨境人口販賣後，現時本港未完成審批的個案，已由2015年高峰期的10,922宗，大幅下跌到546宗（至去年年底數字），可見問題已逐步緩解。

雖然張超雄過去曾被罵「搞亂香港」，但只有提出務實的解決之道，才能引領社會回歸理性討論，這實為政客應有之義。

泛民主派議員也必須認清，被民粹牽著鼻子走的，似乎不止一些「反難民」的建制派。近年來，一國兩制的發展，令泛民以至市民大眾都反應不過來，一些人仍然以「分而治之」的態度看待一國兩制。近日，有議員如毛孟靜認為，參加國慶70周年團訪京實屬「統戰手段」，但是，從中央的角度看來，聯繫、團結香港政客實為應有責任。當然，泛民主派的表態，也許只是行禮如儀，然而，社會的偏見已經夠深了，這種行禮如儀是否合適，實在值得深切反思。我們固不能期望港人立即放下戒心，而內地的確在很多方面有待改進，但拒絕認識，並不能改變現實，政客是時候直面當下香港的處境，為港人尋求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