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文明衝突論可以休矣！

過去十年，中美兩國的矛盾漸見浮面，美國的官方立場已由奧巴馬在兩國集團（G-2）提出的全球共治，變成特朗普眼中的「零和遊戲」，對華政策愈見強硬。不論是去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發展的講話，或是近日有國務院高官明言，美中兩國乃是「全然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的對抗⋯⋯美國首次遇上非白種人的競爭對手」，都可見華盛頓已不僅視北京為經貿對手，而是全方位對決的文明衝突。
不過，為何兩大文明共存必然會導致衝突，而非因文明多樣而促進彼此發展呢？自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3年提出「文明衝突論」後，大多西方學者和政治領袖套用此概念時，潛意識都假設了西方文明是世界最進步、最優越的載體。可是，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視野，不但意欲遮掩國家利益至上、無視全球公義的霸權思維，同是劃地自限，局限了借鑑其他文明改善不足的可能，對全球人類毫無裨益。試問，歷史又有那個排拒他者的文明，能敵得過時代巨輪的吞噬呢？

儘管「文明」一詞表面上淺白易明，但其詞義抽像空泛。簡言之，「文明」可由共同且客觀的要素來劃分，如語言、歷史、宗教、習俗、制度以及人們的主觀自我認同，換言之，文明可說是某一文化共同體的歷史總和與智慧結晶的代名詞。

不能否認，由17世紀末開展的啟蒙運動到現今的世界，西方文明的支柱之一——自由主義，已滲進人類生活的每個角落。雖然過去一世紀先後出現俄國革命和納粹運動，撼動了奠基在自由主義的西方文明。但是，從現時提倡全球管治的聯合國，到國家內部的管治模式、市場經濟、法律對人權的保障，再到大眾娛樂產業、性別平權、消費文化等，處於西方邊陲地帶的國家，其發展道路無一不受自由主義影響。

然而，當文明被提升到涉及「好與壞」的善惡判斷時，不少西方學者和領袖總是懷着一種沙文式的情操，來評價自身的文明。撇除上述的政治人物，亨廷頓亦曾表示，「可能存在『世界文明』的概念是一種西方觀念，與大多數亞洲社會的特殊主義（particularism）直接相悖⋯⋯」；另外，以「修昔底德陷阱」來形容中美關係的Graham Allison也認為，美國揉合了亨廷頓所認為的西方文明，而中國的崛起將威脅到現有的權力，勢將加劇兩國在價值觀、傳統、哲學之間的結構壓力。問題是，西方文明又是否毫無缺失，是人類唯一可行的社會模式呢？當然不是。

例如，Patrick J. Deneen教授曾撰寫《Why Liberalism Failed》一書，批判自由主義支撐西方文明。他認為自由主義是建立於矛盾的基礎上——即鼓吹權利平等，同時卻助長了物質分配的不公；政權的認受性雖建立在公民共識，惟當中的利己主義卻阻礙了公民對公共福祉（public good）的承諾和判斷。書中所提的內在矛盾和伸引的社會現象，其實可見於四個面向：政治上反映在歐美的反建制思潮，愈來愈多民眾不信任政府能代表人民的意願；經濟上可見於日漸嚴重貧富不均和金融危機；教育上可見於人們重「錢途」，多於教育對思想啟蒙、建構美德的意義；科學和科技發展上，則可見於透支環境資源的破壞，以及互聯網使到人倫關係「原子化」的影響。不管我們是否同意書中以人性論來解釋自由主義的矛盾，上述的危機確實存在於受西方文明影響的社會中。

既然現存主宰世界的文明有其缺失，這自然也會產生出求變的呼聲。平情而論，以「非我族類」的心態，排拒他者文明，說穿了只是以心理優越感來包裝帝國思維的反應，以抵制一切變革。例如全球管治上，現行的國際法、政經秩序和規範，無一不是二戰後按自由主義的原則而制定，惟在實踐多年後，非西方的國家卻發覺自己儼如活困在俄國小說《罪與罰》的矛盾中，沒有犯法權利的平凡人必須聽話，而制定法律的不平凡人則可為非作歹。這些有（國際）法不依的事例，近期可見於戈蘭高地和耶路撒冷的爭議，較遠更可見於美國非法入侵尼加拉瓜後，退出國際法院。

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說，要是美國被一個長期遭蔑視為頹廢、軟弱、腐敗和無能的亞洲取代，那怕只是發生在西太平洋，美國的文化霸權在情感定會難以接受。這種對自身文明衰落的恐懼、自衛反應，正是現有西方排拒他者文明崛起的寫照。可是，在歷史長河裡不少固步自封、排拒他者的文明，不但難以抵擋時代巨輪，而盲目的文明優越感更會使它加速衰落。正因如此，只有各文明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互學互鑑，才能改善現存的缺失，貢獻全體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