咁先係改革．一｜「一國兩制」同樣需要改革
不少人曾經以為「一國兩制」是容易理解的概念，事實卻非如此。鄧小平當年提出這個理論創想是為了國家的統一，是極具政治性的。但科學理論顯然不等同解決個別問題的具體手段，它必須經歷時代的歷練。香港的「一國兩制」是這種科學理論的一個切面，澳門是另一個，台灣回歸之後的「一國兩制」必然是另一番情景。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全新的政治體概念——它既像獨立的政治體，有自己的貨幣、關稅 、護照、立法機關，卻又是從屬的城市，沒有主權、憲法、軍隊，其主要官員由中央政府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其制度和《基本法》擁有最終修改權和解釋權。
內地與香港普通市民未必深究這種看似矛盾的關係，但都對中央作出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決策給予最大的支持，因為它解決了人們在特殊時代背景下對兩種不同社會制度之間關係的焦慮，又滿足大多數人希望擺脫殖民統治、實現國家統一的願望。
不斷求新才能衝破「五十年」迷思
問題不如想像那樣簡單，一個新定義也無法解決現實中的所有問題，唯一的方法是不斷創新，讓新定義有更飽滿的內涵。鄧小平當年為「一國兩制」作出「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的註腳，題中之義也是如果「一國兩制」做得好，中央和香港市民都滿意，「五十年」就不會是期限。
說來容易，實踐中還是會遇到不少挑戰。雖然中央已明確指出，「一國兩制」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項顯著制度優勢，必須堅持和完善，意味着它並非到2047年就戛然而止。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來港出席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活動中亦提到：「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但「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荊棘滿途，以至於來到《基本法》許諾「五十年不變」的中期，香港社會卻有人喊出不如改為「一國一制」。這若不是氣話，就是糊塗話，但也實實在在地提醒大家，「一國兩制」正處於關鍵節點，是時候檢討制度的優劣，適時推動改革，讓它能夠真正行穩致遠，衝破五十年變與不變的迷思。
《周易．益卦．彖傳》說：「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習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場合引用這句古訓，闡明無論社會治理還是國際交往，要得益、要受益，就要懂得把握時機、與時俱進。這個道理對亟需破除迷霧、擺脫「中年危機」的香港也貼切適用。
反思制度原意 找出矛盾本質
解決任何問題之前，必須首先反思制度的原意，如果它還是大家所接受的，困難必然會少一些。幸運的是，估計沒有多少人會否定「一國兩制」的設計思想。單從這一點就可以確認，「一國兩制」在實踐中遇到的困難都是執行層面的。然而，由於情況比較嚴重，我們不能低估它的複雜性，更不要低估糾正這些困難所需的努力。
國家與香港社會精英三十多年前共商「一國兩制」的具體制度設計時，無論是國際格局還是知識背景，都和今天很不一樣。自從為「一國兩制」提供憲制基礎的《基本法》於1990年頒布以來，國家和香港也都發生了極大變化。內地企業已經成為香港金融和證券市場最重要的財富製造者，內地旅客及他們的消費支撐香港另一大經濟支柱——旅遊業，香港的大學裏不少學生都來自內地。單憑這些變化就足以觸動香港的內在結構，更何況在回歸以後出生的年輕一代對國家有全新的理解和體會，如果不作出相應調整，「一國兩制」的想像與現實將會發生衝突。香港這幾年承受折騰，不少是源於對此缺乏認識。
什麼是「一國兩制」的精神？它是回應香港因曾經有一百多年的時間被英國殖民統治，無論生活方式、經濟水平、身份認同都與內地存在差異，特別是指八十年代的中國內地。這種差異讓香港人心理上普遍對回歸有着極大矛盾，一方面絕大多數人都接受與國家統一，另一方面又擔心香港當時相對先進的社會和生活環境會被破壞。根據這種民意，各方同意中國恢復行使對香港主權，但香港可以保存原來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用最簡單的描述，就是香港可以延續資本主義制度，香港的社會環境及經濟體系都可以保持，法治體系可以與內地不一樣，香港依然有自己的貨幣和稅收制度，甚至繼續擁有自己的護照和移民政策。
由於香港與內地本就是血脈相連，無論是港英時期還是回歸之後，兩地一直頻密交往，這是如何區隔都無法改變的事實。但是，國家的快速發展使陸港的聯繫發生了巨大變化，曾經是由香港單向主導的經濟關係變成雙向融合，甚至逐步顛倒了，內地的財富成為香港社會的重要角色。
在政治上，兩地之間本就是兩種制度，必然對另一種制度感到陌生。隨着美國全方位對中國展開大國博弈，不少香港人把制度差異視作衝突的源頭，忽略了國家利益才是真正原因。更有不少香港人將自己視作西方的一員，將陸港差異無意義地放大。當生活水平的倒退被誤導為內地干預香港的結果，甚至是因為內地不合理佔據香港的資源，矛盾的性質開始發生變化。
任何新概念都需要在實踐中不斷發展和鞏固，從而與現實更加緊密結合，「一國兩制」也是如此。然而，現實是發展中的，若領導者沒有對「一國兩制」作相適應的理論創新，理論和現實的差距就愈發嚴重，一旦遇到極大的刺激，就會演變為更大的衝突。從2012年發生的國教事件到2019年發生的反修例騷亂，就是漠視構成衝突的內在矛盾，應對不力的結果。
樸實看待「港制」 積極改革資本主義
「一國兩制」並不能簡單解釋為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並存，或者說，這種粗疏的制度分野是不足夠的。國家憲法開宗明義指出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香港實施資本主義制度則是因為主權的認可，但作為「一國」的社會主義能否任由資本主義在香港以原教旨形式無序發展，甚至在香港發生資本主義常見的經濟危機或社會動亂時置之不顧？如果確實如此，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對「劏房」的批評，不就是越俎代庖、小題大做，是對高度自治的僭越，甚至是對香港經濟發展的誤解？
事實上，香港無論依靠什麼樣的制度來發展，作為「一國」的中國都不可以置之不理，這就是「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原意。「一國兩制」所提及的香港資本主義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它不能觸動香港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也就是假設了香港實施的資本主義必須是符合香港整體利益，符合香港社會的全民福祉。既然原來的資本主義已經無法解決香港的社會和經濟困局，那就要對其進行改革，是在「一國兩制」的大原則之下的改革，是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前提下的改革。
八十年代初期，內地積極推動改革開放，香港的資本主義在這一特定時期承擔着幫助內地發展，打開經濟建設的思想桎梏的特殊歷史任務。但資本主義對香港的作用不會是固化的，而且會因應香港自己的發展周期及內地的發展周期而變化。事實上，資本主義既幫助香港經濟發展及為內地的發展提供動能，但亦同時集聚着龐大的扭曲性，甚至在GDP大幅提升的情況下，製造了巨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矛盾。
除了自己內在結構發生了問題，香港今天面對的困局還牽涉到內地經濟結構的巨大轉型。中國的經濟升級早就推動了全球經濟的結構變化，也反過來作用於香港的發展路徑。內地經濟反客為主，香港的傳統角色也不復存在。可以說，經過二十五年的實踐，「一國兩制」的各種制度規劃都或多或少遇到了適配的困難。在「一國」的前提下，「兩制」應該是相互促進，中央已對此提出明確的改革思路，並在香港具體實施，香港也是時候以刀刃向內、刮骨療毒的決心，踏上真正的改革道路。
去年底發布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表明，總結歷史經驗和成就是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做準備，這個新征程指向消滅貧窮、美好生活、文明與幸福，它們都是實實在在的樸素追求，既是物質的，亦是超越物質的。香港同樣應該謀劃自己的「現代化社會新征程」，這一次，香港應該針對資本主義的內在缺陷，去除資本主導、兩極分化、物質主義，用全新和樸素的視角看待香港這一制，更要借鑒內地的現代化路徑，反思「一國兩制」的進步意義，讓「港人治港」更上一個台階。否則，香港恐怕將會優勢盡失，甚至墮落為純粹的附屬型經濟，降格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