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張鎮宇

特朗普過去一直被視為一位不願輕易發動戰爭的總統。他在第一任期內曾強調「偉大的國家不應進行無休止的戰爭」，並多次批評民主黨政府陷入海外軍事衝突。在剛剛開始的第二任期中，他也表明將致力於快速推動俄烏停火。因此，多數分析人士將特朗普定位為熱衷貿易戰與科技戰、卻不傾向於直接軍事戰爭的總統。

然而，近日特朗普政府對全球貿易發起的新一輪全面關稅戰迅速升級，各國市場紛紛陷入恐慌，急切尋找應對方案並評估未來局勢走向。我國亦迅即做出強有力的政策回應，以應對這場突然升級的貿易挑戰。

短期而言，特朗普仍可能延續其一貫的談判策略，試圖透過高姿態施壓取得各國讓步和交易。然而，從長期來看，此次貿易戰帶來的震盪可能促使特朗普的政策思路出現某種「範式轉移」：從過去較為抗拒使用軍事手段，轉變為接受甚至鼓勵全球各地爆發衝突，以達成他的戰略目的。

特朗普的目標與邏輯

儘管特朗普任內的政策常被視為「瘋狂」，但若深入分析，仍可梳理出其中相對穩定的戰略目標與政策邏輯（可參考邵善波前輩近日評論《特朗普是個瘋子嗎？》）。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日前在採訪中坦言特朗普發動貿易戰有三大目標：一是實現美國的再工業化；二是重塑全球貿易規則；三是透過關稅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然而，這些目標彼此之間明顯存在張力。例如，若美國真能實現再工業化並趨向自給自足，全球貿易規模勢必下滑，屆時依賴關稅提升財政收入的策略也將難以實現。

儘管如此，這些政策思路與特朗普長期以來的立場保持一致，而關稅之所以成為其當前的主要政策工具，除操作上相對便利（僅需行政命令即可實施，阻力較小）、以及選舉上具備高度吸引力（簡單直白、能有效觸動選民對經濟民族主義的共鳴）之外，還有著較高的政策彈性，它可以快速調整、既可作為制裁手段，也能用來換取談判籌碼，與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政策基調相得益彰。

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

此次特朗普推行的全球性關稅政策，對比其第一任期內的關稅戰，帶來了更為深遠的影響，這在很大程度上與中美實力對比的變化有關。在關鍵時刻，我國及時採取了關稅反制和稀土制裁措施，展現了堅定的態度，沒有向美方輕易妥協。而隨著近年來我國綜合實力的不斷提升，以及對國際貿易形勢的充分準備，我們在應對關稅戰時更加從容。可以說，上一次關稅戰所積累的寶貴經驗，成為這次有效應對特朗普關稅政策並提高其施政成本的關鍵因素。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全球性的貿易威脅對我國而言同樣是機遇。如果我們能夠抓住機會，進一步擴大國際合作的朋友圈，對我國的發展將是利好。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中歐因共同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於2020年底達成了《中歐投資協定》的談判。然而，隨著特朗普卸任，該協定暫停並至今仍處於擱置狀態。這次特朗普的貿易戰有助於中歐雙邊重新啟動和落實《中歐投資協定》。

政策工具的相對成本

本輪關稅戰可能動搖特朗普對政策工具的既有判斷。在其第一任期內，雖然多次對外加徵關稅，但整體規模仍屬有限，對經濟與股市的衝擊相對可控。因此，他或許將關稅視為一種「低成本、高回報」的政策工具。

然而，若此次廣泛施行的關稅措施引發更嚴重的經濟波動，甚至無法以可接受的代價達成既定目標，那麼關稅作為政策選項的相對成本將大幅上升。與此同時，其他原本被視為風險更高、代價更重的政策工具，其政治可接受性反而可能上升，重新進入可考慮的範圍。

這些替代選項可能包括：加強非關稅貿易壁壘、推動供應鏈重組、擴大科技與金融制裁等。在更極端情況下，將地緣政治升級為局部衝突或軍事對抗也是一個選項。歷史經驗顯示，當某些政策手段失靈時，部分政客可能轉向透過「戰爭或準戰爭狀態」來凝聚內部共識、轉移矛盾焦點，並以此強化其政治合法性。因此，對於關稅戰成本的重新評估，不僅關係到經濟政策的調整，更可能牽動美國整體對外戰略的走向。

特朗普的個人考量

特朗普整個任期的思考關鍵點都在於如何維持自身影響力的延續。無論他是否如願可以親自競選下一屆總統，或希望其「特朗普主義」能夠長期主導共和黨路線，他當前的首要任務，至少包括兩點：一是確保共和黨在明年的中期選舉中不至於慘敗；二是在黨內維持基本共識，防止出現大規模的內部分裂。值得注意的是，在本輪關稅戰中，一些黨內盟友也已表達了擔憂，例如堅定支持特朗普的克魯茲（Ted Cruz）對關稅政策就表示疑慮。

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如何凝聚共識，讓「特朗普主義」與其政策理念得以延續並發揮長期影響力，就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一旦經濟持續下行，特朗普的支持率也可能進一步下滑。在此情況下，他或將訴諸「聚旗效應」（Rally Round the Flag Effect），也就是透過發動對外衝突或戰爭來轉移國內矛盾、凝聚民族情緒、提升個人領導正當性。在這樣的邏輯下，戰爭與衝突便可能被視為一種「政治可行」的選項。

更進一步地，戰爭本身也可能帶來某些現實經濟層面的效益，例如促進美國製造業回流、吸引全球資本流入、以軍事手段中斷不利的全球供應鏈，甚至為美國政府創造提高稅收與財政動員的空間。

特朗普一貫以來反對戰爭的立場是出於「成本效益」的考量。但如果有軍事行動被他判斷為「划算的交易」，那麼他應當不會排斥採取行動。事實上，我們可以看到，即便特朗普在任內高調宣稱要結束「無休止的戰爭」，但他在第一任期內在阿富汗仍維持甚至增加了大量駐軍，第一任期內軍費保持穩定增長。當下上任伊始，就已經對也門胡塞武裝進行大規模的空襲，甚至曾以威脅手段試圖武力介入格陵蘭島與巴拿馬運河的問題。

下一個「轉向」是什麼？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各國在面對特朗普可能的外交與軍事冒進時，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不被戰爭的陰影所裹挾。例如，特朗普是否會以「減少關稅」作為條件，要求日本、韓國等盟友以及越南、印度等我國臨近國家投入更多軍事資源，並對中國採取更多挑釁性行動，將成為未來值得關注的變數。

特朗普曾在其自傳《永不放棄》中說過：「有些時候，你會明白，最好的決定就是毅然止損，轉向其他更值得關注的事情。」這句話或許透露出他面對政策失敗時的思考模式。如果某項政策導致其政治基本盤出現崩解，他或許會選擇「止損退場」；但問題在於——他會把注意力「轉向哪件事」？這，正是值得我們深思與警惕的地方。

作者張鎮宇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博士候選人。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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