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冠麟

成功白表抽到居屋新樓，我仍記得當時朋友祝賀我「開心過中六合彩」，我也能想像宏福苑街坊朋友在40年前的狂喜。有了安樂窩，安心發展家庭，我也正在沿襲這一套模式，努力自我實現。父母當年也是雙職，一步步捱出頭，最終落戶在距離宏福苑不遠處的私人屋苑。宏福苑中，我的好友與家人沒事，但房子避不過祝融。當日，火頭曾冒至運頭角圓崗一帶，看着新聞的我血壓飆升。當晚難眠，最後夢到一個畫面，是一大班人在啃食一個人的臉。

那幾天我一直想寫一點甚麼，卻無從下筆，不是沒有念頭與觀察，而是我對這片土地愛得太深，不忍再毀傷。不只是香港市民，有看到這宗新聞的國際友人，都在這幾天與災民同呼吸，同感灼痛。但對於愛惜香港、愛惜大埔的香港人而言，這種感受應該更深。直到我驚覺自己的情緒與壓力，已影響到判斷力與說話口吻。直到周日博士課中，我向同學報告幾點思考。通過這一次靜心梳理、一次略為激動的分享，我終於完成了自我救贖的療程。

隨着新聞反覆播送的畫面與死訊，許多人經歷了難以言喻的精神衰弱與新聞疲勞。每當看到生命消逝的報道，眼眶自然泛淚，明知這種持續的悲傷對身心無益，卻感到無能為力。這不僅是個人的哀傷，更是一場集體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這些年，香港社會在頻繁的動盪與災難中，正默默承載着無形的重量。

作為同樣深陷其中的普通人，我理解那種矛盾：我們對逝者感到哀痛，對公義抱有迫切渴望，對社會各界的援助心懷感動，對人性光輝仍懷信任，卻也無法從新聞循環中脫身。這種糾結，正是現代社會面對災難時的常態：我們被信息淹沒，又渴望從中找到救贖。我也如是，整理了思緒、進行了報告，才在理性與感性的對話中，找到一絲自我救贖的可能。

第一，信任政府主導災後工作。

災難過後，社會往往陷入指責與質疑的漩渦，但混亂中的情緒發洩只會延緩重建的步伐。香港政府或許不完美，但其作為公共事務的主要負責者，擁有資源、權力與責任去協調救災、調查真相與推動善後。與其讓輿論場充斥無建設性的批評，不如給予專業團隊空間，讓制度的力量逐步修復創傷。這不是盲目順從，而是對秩序與效率的理性選擇——正如一位醫生在手術床上需要專注，社會改革的「手術」同樣需要信任與耐心。

第二，信任科學作為法證基礎。

火災的起因、責任的歸屬、安全的改善，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應來自情緒化的臆測，而應扎根於嚴謹的科學調查。從建築結構分析到火場鑑識，從材料測試到數據模擬，唯有客觀證據能拼湊出真相的全貌。在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更應警惕那些以聳動言論取代專業判斷的噪音。科學或許無法立即滿足我們對答案的渴望，但它是最可靠的指南針，引領我們穿越謠言與偏見的迷霧。

第三，信任公義最終總會彰顯。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社會的正義有其程序與時序，而生命的終極審判則屬於更高的律法。對於災難的責任者，法律自會給予公正的裁決。我們可以憤怒，可以追問，但不能讓復仇的衝動吞噬對制度的信心。歷史反覆證明，公義或許遲到，但從不缺席——那些該落地獄的人，終會面對應得的結局。

第四，信任我們可愛的香港一直都在。

這場災難中，我們看到無數普通人自發伸出援手：鄰居的擁抱、義工的物資、專業人士的無私奉獻，這些都是香港社會韌性的明證。這座城市歷經風雨，卻從未失去其核心精神——務實、互助與頑強。香港的靈魂從未因災難而褪色。我們需要做的，是珍惜這種韌性，而非在焦慮中否定它的存在。

寫到最後，我想呼籲一種「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集體智慧。大災之後，社會不需要「戰狼上身」的亢奮情緒，也不需要那些連建材都未摸過、靠人工智能拼湊專業知識的「忽然評論員」。當網絡上充斥着以Deepseek為竹棚判定生死的言論時，我們更應警惕這些人是在博取眼球，還是奉迎某種情緒的投機？這種脫離實證的精神，只會加劇社會的創傷，而非治癒。

靜養，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香港社會需要一場集體的靜養。不是冷漠的逃避，而是清醒的沉澱。我們在哀傷中學會停頓，在憤怒中選擇思考，在混亂中堅守理性。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從灰燼中重建的不只是樓宇，更是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對未來的希望。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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