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冠麟

標題談及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新聞，一件是香港的大城小事，另一件是影響全球的國家大事，希望讀者先不要在純粹「動保」或純粹撐「兩會」的角度表態。

這兩天貓店長「阻B」疑似被人抱走，牽動上萬港人關注，最終尋回可謂「萬幸」。它之所以引起廣泛迴響，並非偶然。細心觀察便會發現，近年香港多了許多關注動物福利的節目與組織，有熱心市民自發組成義工群，為遍佈各區的「鋪頭貓」（俗稱貓店長）以至流浪貓，提供餵養、照顧、清潔、美容，甚至醫療支援。這些自發行為，源於市民對生命的樸素關懷，其背後的無私付出，值得社會致以由衷尊重。

若以另一角度審視社會，這種自發的愛護動物行為，正慢慢形成一種獨特的都市生態。店貓的「功能」早已不再是捕捉老鼠的「工具」，牠們逐漸升級成為「店長」，成為社區的情感座標，街坊和愛護小貓的朋友路過打個招呼、送上零食，人與動物之間建立了微妙的連結。這種互動，工具理性地講，有潛力被引導成為一種正向的「情緒投射」，既有助促進公共心理健康，同時也有益於出有關的功能產業消費，包括寵物美容、寵物醫療、寵物食品等產業鏈，都會因此而受惠。

研究顯示，與動物互動能有效降低焦慮、提升幸福感，所以在公共層面，這些由民間自發的溫暖，若能獲得政策層面的適切回應與引導，對社會產生的良性價值，將不止於動物福利本身。最起碼，在發揚愛心精神的時候，都能有隨處可見的案例，能向小朋友分享。筆者也與幾隻「貓館長」共事，現已收編為家人，現時八隻貓咪、一隻小鳥與九個月大的幼兒，一同成長。

「情緒」何以成為經濟？

「阻B」事件牽動萬人，背後折射的是人類情感投射的本能。要理解這種現象何以能與宏觀經濟掛鈎，我們需回歸經濟學的理論原點。

傳統經濟學長期依賴「理性人」（Homo Economicus）假設，認為消費者是精於計算、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個體。然而，已故心理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aniel Kahneman早已指出，人類決策深受直覺與情感影響，其《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書中提到，我們大腦思考分為「快思」與「慢想」兩種思考方式，分別名為「系統一」和「系統二」。「系統一」是依賴情感、記憶和經驗作出快速判斷，思考方式以「眼見即為事實」為原則，思考過程較快，易被自己的主觀喜好厭惡而影響。「系統二」通過利用注意力來分析和解決問題，並作出決定。思考過程比較慢，但由於經詳細與理性分析，相對比較穩定。

有謂今日的我們，「繼承着石器時代的情感與大腦機制，延用中世紀以來的的文明規範，使用著最新的科技」——這句說話概括得非常有趣。以進化心理學角度看，「情緒」是適者而生的人類祖先求生而發展出的高效決策機制。見到危險會恐懼，利於生存就會快樂。直至今日，我們仍是用那顆「石器時代的大腦」來應對現代社會。看倌請撫心自問，如果沒有對於現代社會關於「健康」的資訊教育，我們對於高脂肪食物，是否難以抗拒？肥胖的筆者代為回答：是的，因為底層邏輯要源於進化遺傳、大腦獎勵機制以及感官體驗，大腦會將進食高糖高脂食物識別為一種「獎勵」行為。通俗點講，係「祖先叫我食肥啲」。

這解釋了為何情緒在消費決策中，扮演如此關鍵的角色。所謂「情緒經濟」，核心運行機制在於將情緒本身「商品化」、「數據化」與「關係化」。以近年大熱的「盲盒」為例，消費者支付的並非直接購入所見即所得的公仔，而是拆盒前的期待、拆開瞬間的驚喜或失落。這段被設計的情緒起伏，正是產品的核心價值。同樣，「夾公仔」的樂趣不在於公仔的實用功能，而在於爪子落下那一刻的緊張與掌控感。至於「餵貓」，市民付出的時間、金錢與情感，換來的是與動物互動時的時間，在真實社會中的爾虞我詐之下，單純的動物提供的溫暖與陪伴，是提供「情緒價值」、治癒心靈受傷人類的美好時刻。貓咪很簡單，喜歡就拱你，不喜歡就躲你，又會認人，善心義工可以從中得到即時的情感反饋。

內地幾個月前發布的《2025Z世代情緒消費報告》，顯示選擇「快樂消費，為情緒價值/興趣買單」的人群佔比達56.3%，較2024年增長16.2個百分點。這意味着超過半數年輕消費者已將情感滿足置於購買決策的核心位置。換言之，情緒經濟具有雙重消費屬性，既是物質層面的消費，更是精神層面的消費，既關乎市場活力，也關乎社會心理。

情緒經濟的正反兩面

「情緒經濟」既然能夠成為地方兩會的熱議詞，即已經有為政者將之視為一種可以產生經濟增長點、可被引導的現象，且已成為既成事實，不是單純的猜想。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情緒經濟市場規模已達約2.3萬億元人民幣，預計到2029年可能突破4.5萬億元人民幣。如此龐大的經濟活動，自然帶動就業與創新，其社會經濟價值甚至公共價值不容抹殺。

對筆者而言，情緒經濟的興起，對社會是一把雙刃劍。好的一方面，情緒經濟能夠成為社會的「潤滑劑」與「黏合劑」。大眾通過消費後獲得情緒慰藉，集體焦慮得以紓緩，排解部分人士的孤獨感。其負面風險同樣不容忽視。當情感需求被資本系統性捕捉與放大，平台算法優先推薦最能「引爆情緒」的內容，以延長用戶停留時間，結果是社會對話變得極化，共識難以形成。更值得警惕的是，過度依賴「我心急我即要」、「下一刻我改要其他」的情緒消費，可能弱化人在現實中構建深度關係的能力，陷入「越購買、越疏離」的循環。

重提金句——「繼承著石器時代的情感與大腦機制，延用中世紀以來的的文明規範，使用著最新的科技」。活於今天的我們，介乎於神性與野性之間，不着一端，面對情緒經濟的雙重屬性，應該學會收放自如。在公共行政的角逐，對於這把雙刃劍的使用，政府的主體責任並非簡單鼓勵或抑制，而是思考如何「放大其社會價值，防範其負面風險」。這就需要我們探索一條引導、管理之道，比如政府與市場共訂這些盲盒式銷售的倫理底線與制度規約、立法禁止利用大數據對消費者情緒進行惡意操縱或歧視性定價、通過公民教育幫助學生認識情緒如何被商業力量影響，從而做出更理性的選擇，這些是各地政府在面對即將開花的「情緒消費」巨浪前，應該要抓緊防範的事。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情緒經濟的興起，是當代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產物。它與社會大眾的情緒狀態緊密結合，也與人的情感需求、社會氣氛互動息息相關。站在公共行政的角度，我們必須思考：是要讓社會回歸理性，謹記「KEEP CALM AND CARRY ON」的冷靜自持，還是要力追增長、鼓勵情緒消費，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這其實並非二元對立的選擇。情緒經濟的價值，在於它回應了現代人的深層心理需求，在碎片化的都市生活中，人們渴望被看見、被理解、被陪伴。正如「阻B」失而復得牽動萬人，因為「阻B」是善良富愛心的香港人的集體情感投射，這份集體關注，折射的正是社會對溫暖連結的渴望。

已悉江西、貴州、重慶等地已將「情緒經濟」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作為拉動內需的新增長點。筆者期望為政者（包括提出「情緒經濟」的代表們）既在上位，應該更能以「全人視角」俯瞰、理解消費者，我們既是追求效用的經濟人，也是渴望情感滿足的社會人。若能體察這份渴望，以制度引導情緒經濟向善發展，使其成為社會心理健康的助力而非阻力，則既能促進經濟增長，也能增進社會福祉。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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