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作者：黃冠麟

如果說中小學殺校政策體現了政府以「市場邏輯」汰弱留強，那麼高等教育的大規模擴張則揭示了另一套截然不同的政策邏輯——一種以「產業導向」為核心、服務於精英再生產的戰略佈局。兩者並置，構成了香港教育政策中深刻的內在矛盾。

殺校與擴招：大專學額的魔幻現實

中小學界正為生存苦苦掙扎，大專院校卻迎來另一番光景。大專學額持續增加，研究生學位課程更如雨後春筍般狂開。這種強烈反差，構成了香港教育圖景中的魔幻現實。

當國際教育樞紐的聚光燈打在高教界版塊，當中增加非本地生學額的比例上調，社會大眾凝視自己的中小母校被殺被併之時，情感上如何能夠理解？市民目睹基礎教育的社會功能，尤其是對基層學生的「保底」功能，在結構化之下被犧牲，政府叫市民如何放心生育？來自基層的學生在中小學階段已被結構性邊緣化，即使高等教育學額增加，他們只能通過比較迂迴的道路再往上行，才能成為真正的受益者。

一方面，教育局以「適齡人口下降」為由，收緊中小學開班線，任由基層學校在結構性邊緣化中自生自滅，彷彿普及教育必須嚴格遵循成本效益原則。另一方面，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與教育局卻積極推動高等教育擴張，非本地生學額比例持續上調，授課式研究生課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政府更將「國際教育樞紐」列為重點發展方向。同一屆政府，一邊削減基礎教育的「社會保底」功能，另一邊卻為高等教育投入大量公共資源與政策傾斜。

這種政策矛盾體現在三個層面：第一，資源分配的階層性。殺校節省的資源並未回流至基礎教育公平，反而被重新配置到高等教育，尤其是服務於非本地生與研究生層級，形成「向下削減、向上傾斜」的資源流動格局。第二，政策目標的割裂。政府一方面要求中小學在市場競爭中自負盈虧，另一方面卻以產業政策思維扶持高等教育，將教育視為「出口產業」而非公共服務。第三，社會功能的失衡。普及教育的核心功能在於促進社會流動與機會公平，而高等教育擴張若缺乏穩固的基礎教育支撐，只會進一步強化階級再生產。

更值得深思的是，這種矛盾並非無心之失，而是反映出政府對教育功能的工具化理解：基礎教育被視為「成本」，需精簡壓縮；高等教育被視為「資產」，需大力擴張。當政府一邊「揮淚殺校」，一邊高舉「國際教育樞紐」旗幟，市民自然會問：究竟教育是社會投資，還是財政負擔？如果連普及教育的根基都在動搖，高等教育的繁榮又能為誰服務？

OECD揭示的真相：香港普及教育質素隱憂

如果說上述陳述仍屬定性批判，那麼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數據，則為我們提供了量化證據，揭示這場競賽對教育質素的真實傷害。

PISA有81個國家或經濟體參加，每三年進行一次，目的是評估15歲學生的數學、科學和母語閱讀能力。2019年的評估受疫情影響延至2022年舉行，香港學區共有5,907名學生參與，來自163所中學。結果顯示，香港學生的數學、科學和閱讀能力表現穩定，整體成績高於國際水平。但細看之下，香港在數學的全球排名保持第四、科學能力排名則由第九位升至第七位，惟母語閱讀能力下降，由第四位大幅下降至第11位。整體而言，較鄰近經濟體包括新加坡、中華台北及澳門遜色。

更令人憂慮的是趨勢變化：與2018年相比，香港學生在數學和閱讀方面的平均成績均錄得下跌，其中閱讀能力的跌幅更達20至30分。科學成績雖然大致持平，但若將時間拉長至2012至2022年的十年區間，三個科目的表現均呈現整體下滑趨勢。這並非「一時失手」，而是結構性問題的長期浮現。

更值得關注的是高階能力的表現。PISA 2022首次納入創意思維評估，香港學生得分僅32分，低於國際平均水平33分，在全球排名第22位，大幅落後於新加坡、加拿大等地。這暴露了香港教育在社會大政策浮動之下，重數理、輕人文的現實，以及標準化考試導向對創造力培養的壓抑。當普及教育系統的中小學校為生存而被迫將資源投入招生推廣、將教學聚焦於易於評估和操練的科目，學生在深度思考、創新應用和跨學科整合方面的能力，自然成為被犧牲的代價。

殺校之時：普及教育的質素進步了嗎？

以「資源運用效率」為由為殺校辯護，聲稱維持收生不足的學校單位成本是「浪費公帑」。這種論述將「浪費公共資源」轉為道德壓力，導向弱勢學校。然而，更深層次的問題其實一直懸在頭上：經歷殺校之後，普及教育的整體質素，真的進步了嗎？

更何況，OECD的數據呈現香港教育的公平性本身正面臨挑戰。雖然香港在教育公平方面位列全球第二，僅17%的社經弱勢學生仍能進入數學表現的前四分之一，但優勢學生與弱勢學生之間的數學成績差距仍達65分。更重要的是，校際差異高達13%，遠超OECD平均水平。這意味着，當殺校潮進一步加劇學校之間的「優勝劣汰」，那些服務基層的學校一旦消失，弱勢學生向上流動的通道將被進一步收窄。

數據亦揭示香港學生的「高階能力薄弱」和「創造力不足」，正是這種「文憑競賽」的直接後果。當教育異化為一場篩選遊戲，當學校異化為一座座彼此競爭的「防禦塔」，知識本身的價值便被掏空了。這不僅是教育的危機，更是整個社會發展的隱憂。

誰能在異化的教育體系下生存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這樣一個異化的教育體系下，誰能夠生存？學校究竟想要什麼樣的學生？

顯而易見，在這個以「文化資本」為核心競爭力的場域中，能夠生存的，是那些來自中產或以上家庭、擁有文化資源、能夠為學校帶來「品牌效應」的學生。名校不成文以家長背景、學生背景、綜合能力篩選同質化的生源，進一步強化自身的階層優勢。而來自基層家庭的學生，即使努力學習、表現優異，也往往因為無法提供足夠的「文化資本」，而被制度性地邊緣化。當考上地區名校的學生，帶飯盒回校都會被聯群結隊外出的同學指點；當急速長高的學生被同學取笑穿着吊腳褲；當老師詢問同學復活節到哪兒放假，身邊同學講去瑞士滑雪。這種語境之下的所謂強弱相幫、強弱合併，何嘗不是一種對於弱者的欺凌。

一個更為尖銳的問題：究竟什麼樣的學校，才願意自願負上為社會「保底」的功能？一個健康的社會需要不同功能的機構各司其職，共同維繫社會整合。如果教育系統的遊戲規則，始終是鼓勵「向上競爭」、淘汰「向下兼容」，那麼那些願意服務基層、願意承擔社會保底功能的學校，便注定要在這場競賽中成為犧牲品。整個教育場域都在獎勵「精英」、懲罰「保底」，那些為社會托底的基層學校，便只能在結構化、制度性的遺忘中走向消亡。

審視PISA數據，香港學生的整體學術表現趨勢下滑，高階能力薄弱，校際差距擴大，創造力受壓抑。這是結構化主導教育生態的結果。政府作為教育場域中最具權力的行動者，完全有能力改變現行的遊戲規則。教育局理應承擔起統籌規劃、確保教育公平與質素的主體責任，而非以「人口結構」為藉口，冷眼旁觀教育生態的異化，甚至以「弱校唔派班，強校開五班」的方式加劇情況。數據年代，能夠證明自己的存在，在於人文情懷與對社會發展的宏大想像。政府有能力為每一區學校畫一條保底的紅線，維持每區有合理數量學校的運作。更應借機改革評核機制，讓「名校」與基層學校在相對公義的量度尺度下，平均加減學額，讓那些默默耕耘、服務基層的學校獲得應有的尊重與支持。

（筆者註：有關OECD的觀察，筆者早前與組員完成了一份有關教育公共服務中「數據公平」與「主觀感知公平」的認知偏差研究。本文選用部份內容，用以對讀香港情況。於此感謝澳門大學公共行政博士生馮紹勁、張寧、馬志家、趙序海。）

作者黃冠麟是公共行政博士生，文化工作者，學研社成員。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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