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版圖下的政治規矩 吉爾吉斯騷亂難息的理由

撰文:茅岳霖
出版:更新:

10月17日,吉爾吉斯政變(亦被稱為「第三次革命」)的餘波正逐漸趨於平緩。

隨着前任總統熱恩別科夫(Sooronbay Jeenbekov)宣布辭職,代總理扎帕羅夫(Sadyr Zhaparov)正式獲得議會任命,前總統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yev)、前總理巴巴諾夫(Omurbek Babanov)等人又被再次軟禁。這意味着長期政治失序的吉爾吉斯終於在一次劇烈的風波後,以政治環境的韌性維持了脆弱的平衡。

不過,吉國各地在此次政變之後也再次陷入了局部動盪,從首都比什凱克到第二大城市奧什,多個城市都出現了反對派聯盟推舉的「人民市長」、「人民州長」與前任長官之間的激烈鬥爭。這種新舊首腦各自為政的局面,不僅與吉爾吉斯政變時期的無政府狀態有關,也和其國情密不可分。

10月中旬後的吉爾吉斯局勢繼續生變,點擊看圖

+3

當外界津津樂道於吉國人口不足七百萬、國際非政府組織卻有上萬個,據此認定該國「顏色革命」常在時,觀察者們或許應該深入這個年輕的古國,從吉爾吉斯的國土,以及該國南北兩大部族的惡鬥中,找出其政治失序、騷亂不息的深層次理由。

被拼接的國家

現代吉爾吉斯國家的形成缺少歷史傳承,它是沙俄在19世紀征服浩罕、希瓦等中亞各汗國之後,由蘇聯在1924年到1936年間不斷調整並創建的。這個被天山山脈從中一分為二、南北長期交通不暢的國家因此顯得突兀且對比強烈。

吉爾吉斯北部以楚河河谷為核心,包含楚河州、伊塞克湖州、塔拉斯州、納倫州和首都比什凱克,總人口約280萬,其主要居民以從事遊牧的吉爾吉斯人為主。位於北方的首都比什凱克距哈薩克斯坦邊境只有10公里,該地是吉爾吉斯的經濟、文化中心,也因為地理原因深受俄羅斯與哈薩克文化影響。

沿比什凱克到托克馬克的楚河谷地地區有大批工礦企業,具備礦山,石油冶煉、有色金屬、電力能源及食品加工業等產業能力。較之南方,已呈現了一條突出的工業地帶,以薩雷巴噶什(Sary Bagysh,意即「黃麋鹿」)為代表的北方部族在當地具備支配地位,譬如吉爾吉斯的開國總統阿卡耶夫(Askar Akayev)就是該部族出身的。

作為吉爾吉斯政治環境的締造者,阿卡耶夫(中)在61歲上被趕下台的經歷,讓該國在21世紀時形成了一個號稱「61歲詛咒」的新傳統。目前該國四位正式總統都沒有逃脱這一規律。(美聯社)

到了吉爾吉斯南方,當地以費爾干納盆地及周邊地帶為主體,包含賈拉拉巴德州、奧什(Osh)州、巴特肯州,總人口約270萬。當地居民以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為主。其文化深受身處錫爾河和阿姆河流域,即「河中地區」中心的烏茲別克斯坦影響。

由於奧什州等地身處河中地帶的費爾干納盆地這一富庶地區,因此,從沙俄到蘇聯時期,當地通過興修大壩、水庫、運河等水利設施,確立了以農業為主的佈局。在浩罕汗國時期與薩雷巴噶什部族明爭暗鬥的奧什部族在當地頗有勢力。

南農北工的客觀環境導致吉爾吉斯北方經濟發達,在蘇聯時期,北方即因工業化大幅超越南方。蘇聯解體後,在北方領導人主導的政府推動下,北方進一步發展,而南方由於臨近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毒品、恐怖主義頻發地區,導致其在工業化以及招商引資等領域被北方不斷拉開距離。以至於在吉爾吉斯,北方人與南方人之間會相互以「壓迫者」和「毒瘤」互罵。在奧什等地,甚至有一些政要希望「迴歸俄羅斯」或「自治」。

如此政治傳承

必須承認,吉爾吉斯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有過一段好日子。阿卡耶夫當局在蘇聯解體後迅速尋求和西方建立良好關係,進而嘗試引進了西方政治模式。這個資源豐富的國家一度因為價值觀被美國稱為「中亞的瑞士」、「民主發展模範」,作為回報,它從西方獲得了上億美元的援助和貸款。

從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吉爾吉斯政局一直不穩:

但遺憾的是,阿卡耶夫很快就發現,在引入西方管理制度後,其權力被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地方豪強尤其是南北部族間的豪強分散了。對此,阿卡耶夫轉而實施俄羅斯式的總統制。

但由於吉爾吉斯南北人口相對均衡,南方部族不滿足於北方部族大權獨攬,這使得該國不得不確立另一項「南北均衡」的政治規矩:當總統是北方人時,總理應是南方人;當總統是南方人時,總理須為北方人。

譬如在阿卡耶夫執政期間,他任內的八位總理中有六人來自南方。當政治權力的爭奪有效利用並煽動了吉爾吉斯長期存在的南北對立時,該國的動盪與衝突就難以避免。儘管在2010年6月27日,吉爾吉斯舉行全民公投,改總統制為議會制,但議會黨派反而給了部族豪強更多展示能量的機會。

事實上,發生在2020年的吉爾吉斯動盪的起因其實也沒有超越該國的南北對峙問題。現任總統熱恩別科夫出自南方,此前被他解職並被送入監獄的扎帕羅夫出身北方,到2020年,出身北方的前總理阿布加濟耶夫(Muhammetkaliy Abulgaziyev)卸任後,他卻推舉了一名南方出身的總理。這種破壞規矩的行為已經引發朝野不快。在熱恩別科夫試圖借議會大選,繼續重洗該國政治佈局之後,南北部族對峙帶來的強大影響就促成了此番「政變」的發生。

說到底,獨立近三十年來,吉爾吉斯人民在南北勢力集團的政治鬥爭中,沒有得到什麼好處。其政治更替在獨聯體國家內部是廣受詬病,莫斯科的觀察家們指出,吉國權利高層的每個人多少都有一些「犯罪經歷」,因此,每到政權交接時,新上台的家族或集團甚至設法以法律等手段清算前朝。這種暴烈的局面與該國20世紀90年代時被西方稱為中亞「民主島」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雙方互不相讓,走上分裂與對抗後,一番撕扯後的妥協就可想而知。

出生在吉爾吉斯的詩人哈吉甫(Yusuf Balasaguni)曾經在其長詩《福樂智慧》中留下「上天以敵制敵,從而了結了怨仇。敵對的雙方和睦相處,不再仇視,消弭了仇恨,再也不去你爭我鬥」的詩句,這可能也是該國破碎版圖下政治鬥爭循環往復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