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不正義:富國發展,窮國埋單?|專家有話說

撰文:外部來稿(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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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生產總值增加了20倍。這一增長由兩部分組成:人口增長3.5倍,全球平均收入增長近6倍。

這種巨大的經濟成長給我們的地球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有限的自然資源被耗盡,再生能力(如森林)被砍伐,土壤、空氣和水受到污染。污染包括導致氣候變化的溫室氣體排放,如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六氟化硫和三氟化氮,其他人為污染物,如大氣中的顆粒物(PM2.5),土壤、水和食物中累積的重金屬(汞、鎘、鉛、砷)和塑料,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如滴滴涕、多氯聯苯、戴奧辛、呋喃),以及許多其他有害的工業化學物質(多環芳烴、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鄰苯二甲酸鹽)、殺蟲劑和除草劑。

孟山都最惹人爭議的產品之一是Roundup除草劑。(Getty Images)

所有這些人類活動正在迅速破壞我們的自然環境和氣候,從而引發人類健康和生物多樣性在當前和未來的巨大損失。為了說明這些損失的嚴重程度:據估計,2018年化石燃料燃燒造成的空氣污染已造成870萬人死亡,約佔人類死亡總數的七分之一,主要是因為增加了呼吸系統疾病、心臟病、中風和癌症的發生率。

巨大的經濟成長和隨之而來的負擔並沒有平等分配。如果世界最貧困階層的收入隨著全球平均收入增加6倍,那麼嚴重貧窮將成為歷史。相反,大約一半的人類繼續遭受一種或多種嚴重的剝奪,例如無力負擔健康飲食(糧農組織等,2024年,29),每年有數百萬人因貧困相關原因過早死亡。

2022年全球收入分配,以「國際美元」計算,代表一美元在美國可以買到的東西。只有約6%的人擁有全球平均收入或更高,而約40%的人生活費不到平均收入的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全球貧困人口承受的生態惡化負擔確實超過了他們應承擔的份額,因為他們無力避免或保護自己免受極端天氣事件(如無法忍受的酷熱)、「自然」災害、熱帶疾病蔓延、食物和水短缺以及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自然正義」(Natural justice)表明,那些從嚴重傷害他人的活動中獲得巨大利益的人應該與那些受到傷害的人分享部分利益。但根據現行國際法,其製定由北大西洋地區的強國主導,不存在這樣的補償:工業化國家可以對其他國家施加生態外部性,而不受限制、責任或懲罰。

有「地球之肺」之稱的亞馬遜森林大火持續,火災引起全球關注。(leonardodicaprio/IG相片)

然而,目前的國際法卻相反方方向地索取款項。如果較貧窮的民眾要尋求對生態負責任的發展,他們必須支付壟斷租金,才能使用由北方創新者所開發並取得專利的綠色技術,因為北方創新者在財務與人力資本方面擁有巨大優勢。根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TRIPS Agreement),南方的人們必須執行專利權,因此必須付錢取得許可,才能處理主要源自全球北方的生態亂象。(世界貿易組織2005 年,第27、28、33條)。

在2009年哥本哈根舉行的第15次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會議上,23個富裕的西方國家勉強同意為全球南方國家「調動」一些國際氣候資金,到2020年達到每年1000億美元。經合組織宣布這項承諾在2022年得以兌現,據報道,當年調動的資金已達1,159億美元。在2024年於阿塞拜疆舉行的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各方作出新的承諾,即到2035年將氣候融資增加到每年3,000億美元。

人們普遍批評這些金額僅涵蓋氣候變化對全球南方國家造成的成本的一小部分,估計全球南方國家每年的成本為2.4萬億美元。但問題遠不止於此。樂施會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表明,約有四分之三的氣候融資是貸款,這增加了貧窮國家本已過高的債務負擔。

2024年11月11日,與會者出席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Baku)開幕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Reuters)

此外,氣候融資也可以算是發展援助——如果以優惠條件發放,甚至可以算是貸款。因此,富裕國家通常只需將其發展援助轉向環境項目,即可免費履行其氣候融資承諾。根據CARE的報告,捐助國將其宣佈為氣候融資的資金的93%也算作發展援助。如此一來,2022 年計入國際氣候資金的1,160億美元與發展援助的2,110億美元加起來只有2,190億美元。

最後一個問題是,官方對國際氣候融資的追蹤僅僅關注花費了多少或(更常見的是)借出了多少,而沒有考慮其影響。

這種計算方式削弱了氣候融資的有效性,因為它允許決策者將有效性目標放在一邊,而將重點放在其他政策目標上——例如,創造就業機會或取悅捐助國的強大企業的目標。

新一屆特朗普政府決定美國將不再關注海外貧窮問題,這引起了極大的興奮,其他西方國家也迅速效法這項決定,削減了對海外貧窮的援助。特朗普的決定確實產生了巨大影響,削弱了世界糧食計劃署、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基金、全球疫苗免疫聯盟、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聯合國人口基金和國際移民組織等多邊組織的工作。

2025年7月7日,美國資深電視天氣先生John Morales表示,不確定今年能否如過往一樣,準確預測颶風的路徑。他提到特朗普上台後削減部門經費,國家氣象局人手短缺,連負責監測氣候的氣象氣球也減少17%。這一切都將降低氣候預測的準繩度。(X@DisparatePanda)

但特朗普的減排措施對較貧窮國家減少生態破壞的能力幾乎不起作用,因為國際氣候融資大多只是障眼法。然而,特朗普的政策卻加劇了世界各地的生態破壞,因為它反常地削弱了環境保護,阻礙了綠色技術的傳播,並支持化石燃料的開採和消費。

在這片日益黯淡的景像中,一線希望就是中國。中國創新者為綠色創新做出了傑出貢獻,佔2016-22年期間首次提交的所有綠色低碳專利申請的58.2%。中國也正迅速採用此類綠色技術,目前銷售的新車中約有40%是電動車(而美國這一比例不到 10%)。憑藉這一驕人的成績,加之美國放棄生態責任的推動,以及對發展中國家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的深切同情,中國有實力、有能力領導全球遏制生態惡化的鬥爭。

在中國的領導下,人類仍然可以透過制定和實施正確的、以影響為導向的機制來鼓勵高效綠色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傳播,從而贏得這場鬥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鼓勵走這樣的道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最顯著的特徵,中國是全球綠色發展的堅定參與者和重要貢獻者。…無論世界如何變化,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步伐不會減緩,對國際合作的支持不會減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不會停止。」

作者:濤慕思·博格(Thomas Pogge)耶魯大學全球正義中心主任和哲學教授,挪威科學院院士,任德國外交關系委員會(DGAP)委員

原文標題為"Ecological Degradation", 香港01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