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歲的伊朗家庭主婦Saghar向英媒表示：「你走進雜貨店，會看見人們都在對比價格。連牛奶或乳酪這種基本商品都不買，更別說肉類了。」她還稱自己已經停止購買伊朗傳統主食「Lighvan Chesse」 ——該商品價格在數週內從每包600萬里亞爾飆升逾33%至800萬里亞爾。

在貨幣空前暴跌、通脹飆升的背景下，深陷嚴重經濟危機的伊朗自上月28日爆發一場席捲全國的抗議浪潮後，至今不但一直未有平息的跡象，甚至有可能因當局的嚴厲鎮壓而引致美國方面進一步介入……

伊朗的這波示威，原本僅是一場始於德黑蘭商販罷工的示威活動，但隨着學生的加入而不斷規模擴大，成為自2022年「女性、生命、自由」（Women, Life, Freedom）運動以來對該國伊斯蘭政權最嚴峻的挑戰，反映當地民眾對政府日益增長的政治不滿與憤怒。

民眾不滿的源頭來自於該國貨幣的急速貶值。自2025年6月與以色列爆發「12日戰爭」以來，伊朗里亞爾已貶值約60%，12月29日甚至一度跌至1美元兌144.5萬里亞爾的歷史新低。而該國居高不下的年通脹率，也在12月飆升至42.2%，嚴重推高整個國家的物價水平。

在生活成本上升，但收入和工作保障卻跟不上時，生計問題很快就會演變成不滿。而一開始源於經濟問題的抗議，隨着示威規模的擴大，則逐漸演變為廣泛的政治訴求。示威者將矛頭指向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和伊朗的外交政策，在伊朗中西部城市哈馬丹的一次示威活動中，示威者甚至高喊「獨裁者去死」。

伊朗經濟問題根源已有多年？

伊朗的經濟問題並非一日之寒，該國長期因發展核計劃而受到外部制裁。2015年，為解決核危機問題，伊朗與5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國、歐盟達成了《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又稱伊朗核協定）。伊朗在該協定中同意限制其核計劃發展，並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監管，以換取各國對伊朗的制裁放寬。

然而，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宣布美國單方面退出該協定，並重啟且新增對伊朗的一系列制裁措施。而在2025年6月「12日戰爭」與美國、以色列發生正面衝突後，伊朗也宣布停止履行《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其面臨的多方制裁則進一步惡化。聯合國同年9月重啟了自2015年對伊朗暫停的核相關制裁，歐盟也重新引入包括資產凍結、貿易投資等領域限制的制裁，美國則繼續維持對伊朗全面的最大壓力制裁。

但在制裁的另一邊，則是伊朗政府收入嚴重依賴化石能源出口。其中，石油出口佔伊朗外匯收入的一半以上，而全方位外交關係惡化所帶來的往往就是嚴厲經濟制裁，各國尤其會瞄準其石油出口，以斷德黑蘭的財路。

2026年的預算提案就反映了伊朗政府當前的困境。石油收入的下降導致政府對稅收依賴增強，且公共部門的薪資難以跟上通脹步伐。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在出席議會會議時對立法者說，「有人告訴我工資低，情況確實如此。還有人跟我說認為稅收高，這也同樣屬實。但隨後又有人讓我提高工資，可誰能告訴我錢從哪裏來？我們連用來維持民生、購買牲畜飼料和基礎商品的外匯收入都難以保障。」

收入有限的伊朗政府為維持國家運轉，步入了靠中央銀行印錢的歧途，反過來加劇通脹。此外，制裁還導致伊朗在全球金融體系中遭到高度孤立：多數伊朗銀行在2018年後就被排除在SWIFT系統外，造成國際資金一直流通困難。這些種種合力助長了貨幣動盪和高通脹危機。

腐敗、腐敗，還是腐敗……

撇除制裁影響，有伊朗經濟專家指出，該國普遍存在的腐敗、石油和天然氣收入的濫用、不公平的預算分配、政府對地區代理勢力的支出等，皆導致通貨膨脹飆升至極端水平，並嚴重損害了伊朗經濟。

其中，腐敗問題尤其值得關注。有專家指：「即使在制裁之下，假如伊朗能夠遏制官員腐敗，並避免將外匯儲備用於政治意識形態項目，其財政狀況本可以更好。」他舉例在今年的預算中，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台（IRIB，該國唯一的電視台和重要的宣傳機構）的預算增加了20%，其他伊斯蘭宣傳組織的預算也增加了8%。

另外，石油收入損失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與政權內部人士有關的公司。這些公司在國外註冊，幫助伊朗規避制裁，但它們並沒有將所有應繳款項上繳給政府。專家指：「這些人與權力核心圈關係密切，但政權無法強迫他們歸還資金。」

研究伊朗經濟的學者馬赫達維（Amir Hossein Mahdavi）向《紐約時報》表示，自己目前對伊朗擺脫經濟泥潭的前景感到悲觀。他認為，伊朗政府可以通過改變與美國的關係以換取制裁的解除，抑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但這兩種選項似乎都不太可能實現。

他說：「目前看來，伊朗高通脹持續的風險愈來愈大，重蹈委內瑞拉和阿根廷等國近期覆轍的可能性也日益增加。」

政府罕見認衰緩和回應示威

2006年至2021年間，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伊朗人口從900萬增至2,550萬。如今，面對該國近年最嚴峻的經濟危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當地人只會有增無減。

在如此動盪的局勢下，伊朗央行行長法爾津（Mohammad Reza Farzin）近日辭職，取而代之的是前經濟部部長赫馬蒂（Abdolnaser Hemmati）。總統佩澤希齊揚則在X平台發文回應示威活動稱：「人民的生計是我每天最關心的事情。」

佩澤希齊揚表示，政府已計劃採取措施「改革貨幣和銀行體系，維護人民的購買力，」他補充說，他還要求內政部長「通過與示威者代表對話，聽取他們的合理訴求」。總統的執行副手加姆帕納（Mohammad Jafar Ghaempanah）甚至為通脹失控公開致歉，並將危機歸咎於西方制裁和針對伊朗發動的「經濟戰」。

伊朗政府此前對近年來爆發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往往都採用暴力手段鎮壓，且不願與抗議者進行對話。但這一次，政府似乎正嘗試採取更緩和的方式處理危機，因為嚴重的經濟困境已不可否認。

政府發言人莫哈傑拉尼（Fatemeh Mohajerani）上月底透露，政府計劃與抗議組織者展開對話，並稱「我們目睹了如今人們正為生計而奮力掙扎，我們看見、聽見並理解這些抗議、危機與困境。」然而，同情的言論或不足以安撫掙扎且憤怒的伊朗民眾，部分經濟學家認為，伊朗領導人並沒有快速扭轉國內經濟頹勢、為民眾生活帶來切實變化的辦法。

週日，總部位於美國的人權活動家通訊社（HRANA）於1月11日表示，持續近兩週的抗議活動已造成逾500人死亡，另有1萬人被逮捕。有伊朗經濟學家警告說，殺害示威者並不能解決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並批評德黑蘭根本沒有打擊腐敗的意願。他說：「只要政府拒絕真正的經濟改革，繼續把錢花在意識形態上而不是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上，統治者與民眾之間的鴻溝只會越來越大，社會動盪也會持續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