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美加墨世界盃（FIFAWorld Cup）開賽，3個國家，16座球場，48支球隊迎來最火熱的「北美之夏」。此次是中國海信（Hisense）集團連續第三屆贊助FIFA男子足球世界盃。
似乎不再有人記得，世界盃的電視贊助商，曾長期由日本品牌主導。2014年和2010年是索尼（Sony），再往前是2006年和2002年的東芝（Toshiba）。在此之前，JVC更贊助長達20年。綠茵場圍欄上翻滾的日本品牌，是全球數代球迷最經典的「世界盃記憶」。

那是日本品牌最輝煌的時代，但如今，榮光俱黯。不光世界盃電視贊助商易主，那些充斥人們生活的「日本製造」，也在悄然消失。

「日本製造」的黯然離場，不僅發生在中國，在全世界乃至日本本土也同樣如此。東京秋葉原，曾經擺滿索尼Walkman和松下（Panasonic）錄像機的貨架，如今陳列著三星（Samsung）摺疊屏手機和蘋果（Apple）耳機。夏普（Sharp）、松下、索尼（Sony）、東芝等品牌的電視機，依然在高端商場的電器專櫃輪番展示精美的人物、風光畫面，但背後已難覓日本製造的蹤跡。

Sharp賣身富士康，東芝易主海信，索尼電視則由TCL掌控，松下在北美和歐洲的業務，則交給了創維（Skyworth）。曾經主導全球電視市場90%份額的日本四大天王，全被中國大陸和中國台灣的巨頭們拿下。

一代人最熟悉的、充斥著日本製造的世界，就以這樣的方式悄然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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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日本製造於消費市場節節敗退的同時，日本軍工業擴張卻進入近十年來最激進的階段。防衛省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包括全面撤銷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啟動「安保三文件」修訂。

日本2026年度防衛預算達到9.04萬億日元（約4,400億港元）的歷史最高點，2026年度《防衛白皮書》首次增設「現代戰爭特徵/新興戰爭模式」章節。

一個截然不同的日本正在浮現，川崎重工、三菱重工等沉寂多年的軍工生產線重新啟動，被日本政府定位為「製造業的復興支點」。

消費電子的沉沒，與軍工產業的崛起，究竟是兩條平行的歷史線索，還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兩面？

一、製造業，痼疾難除

2025年，日本豐田（Toyota）汽車集團全球銷量為1132萬輛，較上年增長4.6%。豐田已經連續第六年雄踞全球汽車製造商銷量榜首，進一步拉大了與第二名德國福士汽車（Volkswagen，又稱大眾汽車）的差距。

另外，半導體微細加工材料、精密電子零部件、工業機械人和精密光學領域，日本多家企業的市場份額均為全球第一，素有「隱形冠軍」之稱。

然而，這份傲人的成績單背後，是無法掩蓋的結構性問題：據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數據，日本製造業出口佔全球份額，已從1993年的9.5%，斷崖式下跌至2025年的2.9%。日本連續五年陷入貿易逆差，支柱產業汽車及零部件競爭力滑坡，地緣貿易地位嚴重邊緣化——過去20年，日本在東盟總體貨物貿易佔比從13.7%腰斬至6.2%，大量工業製成品訂單被中國「截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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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數據尤其慘烈。1992年，日本GDP為3.98萬億美元，2025年僅為4.31萬億美元。33年過去，日本GDP幾乎處於實質性零增長狀態。

可以說，以「技術立國」的日本，製造業仍有局部峰值，但整體重心持續下沉，呈現日薄西山之勢。

究其原因，日本製造業基本與軍工業「共享」了傲慢、封閉、低效率三大痼疾。

先是半導體產業走進「戰略迷失」陷阱。1988年日本半導體產業市場份額佔全球一半以上，到2025年不足10%。尤其1986年《美日半導體協議》簽署，美國強迫日本維持「公平價格」，直接剝奪了日本企業的定價權。1990年代，半導體行業的競爭核心從精密製造走向「平台化」，英特爾（Intel）通過x86架構形成了軟件、硬件、應用一體的平台生態；而日本企業埋頭向客戶推銷「最好的獨立晶片」，缺乏操作系統和軟件生態支撐，在PC爆發期被邊緣化。

在2000年代的智能手機時代，英國ARM公司通過IP授權建立了全球移動晶片生態圈，蘋果、高通（Qualcomm）、聯發科技（MediaTek）都是「圈內人」。而日本半導體企業依然堅持傳統的IDM（垂直整合製造）模式，即自己設計、自己製造、自己銷售，玩不轉「不造晶片、只賣設計標準」的邏輯，也就失去了移動互聯時代的發言權。

隨著平台生態大行其道，半導體出現兩股潮流，一是Fabless，只做設計，不製造晶圓；二是Foundry，代工廠，只製造晶圓，不做設計。前者誕生了高通、英偉達（Nvidia，又稱輝達）、AMD等巨頭，專攻利潤最高的晶片設計領域；後者助推了中國台灣台積電（TSMC）的起飛，匯聚全球訂單實現規模效應和工藝飛躍。

而日本九大電子巨頭（東芝、日立「Hitachi」、三菱、富士通「Fujitsu」等）固守IDM模式，認為「沒有製造就沒有核心技術」，這種想法不能說不對，但在當時「全球化」一馬平川的時代，極大地分散了日本內部投資方向。開發一代先進工藝，投入至少上億美元，台積電可以用全球客戶的訂單分攤成本，但日本企業只能靠自己微薄的利潤死扛。雖然日本幡然醒悟，拼湊起了專注DRAM的爾必達（Elpida）和專注系統晶片的瑞薩（Renesas），但思維僵化，為時已晚——爾必達於2012年破產，瑞薩也經歷了長期的割肉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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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硬控」一代人的消費電子產業走進黃昏。

索尼的「隨身聽」Walkman是1990年代青少年最時髦的「單品」。它同時擁有全球三大唱片公司之一的索尼音樂，本來軟硬件結合足以絕殺蘋果，但硬件部門和軟件部門「各幹各的」，甚至硬件部門強迫用戶忍受反人類的SonicStage軟件，硬是被蘋果用iTunes奪走市場。

3G時代，日系手機堪稱「逆天存在」，產品、功能花樣翻新。但廠商僅圍繞本土運營商的i-mode協議下功夫，標準與全球脱節，出海時基本全軍覆沒，更無法靠單片機式的「死功能」來抵擋蘋果iOS和谷歌（Google）安卓（Android）系統的「活」操作系統。

霸佔中國家庭客廳30年的電視「四大天王」——索尼、夏普、東芝、松下，已經盡數被中國企業收購。「四大天王」各自為戰，在21世紀無力跟進資本密集的「砸錢」舉措，又無力搶佔「網路生態內容」。中國和韓國的電視，內置海量流媒體軟件、遊戲中心和智能家居控制節點，通過會員分成、開機廣告、應用商店抽成來獲得長期的軟件利潤，而日本電視企業完全「踏空」，最終只能供少數發燒友「欣賞」。

總而言之，日本製造業的衰落，並不是因為「技術不行」，而是因為自以為的「技術太行」而導致嚴重的制度自信和路徑依賴，與發展趨勢漸行漸遠，又難以「調頭轉向」，形成了一個自我加固的衰退螺旋。

二、軍工業，外部吸血

民用領域製造業的衰頹趨勢，也反映在軍工產業中。

今年4月18日，靠首相高市早苗在澳洲戰爭紀念館的「下跪獻花」，日本拿到自2014年解除武器出口禁令以來規模最大的一筆國防軍售合同，總價值約70億美元（約550億港元）。拿到澳洲11艘軍艦訂單，日本政府大大鬆了一口氣，就等著這筆大單來挽救本土的軍工企業及中下游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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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潛艇賣不出去，是因為價格實在太貴。日本本土僅剩兩家潛艇造船廠——川崎重工神戶造船廠、三菱重工神戶造船廠，二者已陷入死循環，一年輪流交付一艘船。由於沒法通過規模化流水線攤薄巨大的研發、模具、固定資產折舊等成本，單艘最新常規「大鯨級」潛艇去年採購成本高達1000億日元（約50億港元），是歐洲同類潛艇的1.5倍至2倍，毫無國際競爭力。

才好不容易「鎖定」的軍艦訂單，造起來也頗有壓力。作為三菱重工「祖宗基業」的長崎造船廠，近年在超大型箱船、LNG船市場遭遇中國、韓國船企的連番打擊，不得不出售核心大廠區香燒工廠，斷臂求生，再靠澳洲這筆訂單「硬著陸」轉型。

造飛機，三菱重工也經歷了「斷層」劇痛。其在小牧南工廠與英國、意大利合作的第六代戰機（GCAP計劃）研發時，發現中層技術骨幹人員「不見了」。F-2戰鬥機生產線在2011年徹底關閉，防衛裝備廳在2025年評估，當年參與過F-2組裝的熟練工匠超過65%已經退休或轉崗。十幾年來，日本本土沒有任何先進戰鬥機整機組裝經驗，這一斷層情況與日本民用造船、傳統機床行業的「技術失傳」如出一轍。

不光軍工巨頭磕磕絆絆，中小供應商也「幹不動了」。

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2025年底的跟蹤調查，過去數年裏，有超過150家二級、三級供應商徹底終止防衛相關業務，直接宣告破產。如長期為住友重工的特種槍械、小松製作所的裝甲車提供核心精密鍛造件、液壓密封圈的多家日本「老字號企業」，因長期虧損、無人接班而結業，導致前兩者不得不向比利時等海外廠商進口零部件。

日本的軍工產業活得如此艱難，也是因為它攜帶著日本製造業的「有毒基因」。

首先是「戰術傲慢」，堅信「只要我把工藝做到完美，消費者就必須為高額溢價埋單」。小松製作所為陸上自衛隊研發的「96式輪式裝甲車」，為了追求在極度狹窄、多山的日本公路和稻田間「舒適」行駛，研發了成本奇高、調校複雜的獨立液壓懸掛系統，單車價格近2億日元（約1千萬港元），導致訂單極少、無利可圖，最後被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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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壁壘森嚴，排斥外部技術。日本在二戰後「藏軍於民」，大量武器的接口、螺栓規格甚至電子數據鏈路，都採用日本企業的獨家標準。當外部專屬器件、特種材料斷供，日本自身的軍工供應鏈也隨之斷供。

再次則是漠視規模經濟，崇拜手工作坊文化（所謂工匠文化），厭惡大流水線。川崎重工和三菱重工的神戶造船廠，連每一顆螺絲的擰緊、每一塊鋼板的焊接，都要依賴老齡化且高薪的「魯班」自己動手。這種高成本、低性價比的手藝活，自然難以應對國際競爭。

三、安保換產業，不可行

2025年高市早苗上台以來的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右翼政府正在「賭」國運：既然民用製造業在正常的國際自由市場競爭中無法阻擋中韓的崛起，那麼，日本選擇主動激化台海、東海的對抗局勢，挑動陣營對抗。由此，日本希望把自己綁在美國「印太戰略」的戰車最前方，從而在客觀上逼迫西方跨國企業把採購訂單從中國轉移到日本，實現先利用安保對抗「拋磚引玉」、再強行復活日本製造業的企圖。

尤其是今年3月簽署的史無前例的《美日戰略貿易與投資協定》中，日本高調向美國奉上總額高達730億美元（約5,700億港元）的產業投資大禮包，包括日立在美投資4000億美元（3.13萬億港元）建造模塊化核反應堆、330億美元（約2,600億港元）打造天然氣發電廠……通過向美國輸送天價資金和技術，日本試圖換取美國對日本高端製造業的政治豁免和優先入場券，讓日本的重型電力裝備、核能供應鏈、高精尖機床深度綁定美國的「再工業化」進程。

2026財年，日本通過9.04萬億日元的防衛預算，達到歷史最高點（超GDP的2%），實現連續14年增長。在這筆預算裏，日本強行要求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東芝等軍工和民用巨頭「平戰結合」。政府砸下鉅額軍工訂單，給面臨民用市場萎縮的企業「變相輸血」，用戰術導彈、軍用無人機、碳纖維特種材料的生產線，填補半導體、民用造船、消費電子衰退留下的產能真空。

今年5月，在印度新德里舉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外長會議上，四國正式簽署關鍵礦產與能源安全協議。四國試圖對抗中國在稀土和關鍵礦產上的出口優勢，在東南亞和澳洲重新發展高純度稀土精煉技術。日本也想借機保障信越化學、日立金屬等企業的全球第一壟斷地位。

這一系列「以安保換產業」的做法，可謂「居心叵測」，特別是高市早苗配套的「無底線」外交舉動——向二戰中犧牲的澳洲人下跪卻對中韓等鄰國矢口否認，大力擁抱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又譯川普）、邀請韓國總統李在明泡溫泉等，看似為國折腰，實際有辱國格。

說到底，折騰了一大圈，日本採取對華對抗，真的有利於製造業的復甦嗎？

事實恰恰相反。

首先，日本正在親手毀掉僅存的優勢產業。中國是日本連續多年的最大貿易伙伴，更是日本汽車零部件、半導體設備、精密儀器三大民用製造「皇冠明珠」最主要的買家。由於高市早苗政權在台海議題上採取激進對抗姿態，中日關係降至冰點，2025年至2026年初，日本汽車品牌在中國市場份額加速跌落，多款核心車型的零部件市場份額下滑超20%。

其次是出口管制的「迴旋鏢」，又扎到日本身上。日本配合美國對華實施晶片設備和高端材料出口管制，此前中國企業對TEL（威力科創，也叫東京電子）、迪恩士高度依賴，管制一開，中國企業的國產化率歷史性地突破了70%。日本企業失去的絕不是一兩年的訂單，而是永遠被排斥在全球最大半導體增量市場之外。

再次是中國精準反制，讓日本「打前哨」的軍工業陷入斷供危機。2026年2月24日，中國商務部發布公告，將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在內的20家參與軍事擴張的日本實體，列入出口管制清單。日本軍工業高度依賴中國的高純度稀土元素、鎵、鍺等特種關鍵原材料。根據最新消息，正在給澳洲造軍艦的三菱重工長崎造船廠，部分吸波材料和雷達晶片基底的供應鏈已經出現嚴重的延期故障。

最後是所謂的「去中國化供應鏈」，根本無法提供規模紅利。日本寄希望於Quad稀土走廊和美國來提供一個替代市場，卻犯了最基本的經濟學常識錯誤：美國、澳洲、印度並不具備中國那樣超大規模、全產業鏈閉環、極致高效率、低物流成本的現代工業流水線。日本內閣府在2026年初的一份內部報告中承認，排除中國後，日本零部件的綜合製造成本名義上升35%以上。

在面臨嚴重通脹、本幣疲軟的日本，如此高昂的產業鏈重構成本，不僅無法挽救製造業，反而是對日薄西山的日本基礎工業的「慢性催死」。

現代工業的鐵律是規模經濟，生態共生。日本製造業僅存的火種，比如半導體上游材料和汽車零部件，其高昂的研發成本，完全是靠龐大的中國市場利潤在背後「支撐」。

日本執意切斷與最大貿易伙伴的紐帶、參與陣營對抗，讓中國加速完成了最後一塊高精尖產業的本土化拼圖，只會讓自己逐漸喪失從全球最大製造業國家汲取養分的機會。對抗的終局，只能是日本民用製造業優勢消失殆盡，軍工業由於缺乏原材料和市場規模陷入更加畸形的枯萎之中。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鹽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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