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16日），為期兩天的「文明互鑒國際論壇2025」在澳門開幕，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鄭永年在主旨演講中指出，在世界各大文明中，中國文明是唯一一個世俗文明，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世俗文明的現代體現，其本質特徵為「擁抱世界，但走自己的路」。

鄭永年表示，世俗文明的本質特徵在於堅守自己的主體性的同時開放包容，生生不息。近代以來，沒有國家不追求現代化，但一些國家成功了，另一些國家不那麽成功，更多的國家則失敗了。經驗地看，能夠符合本國文明、文化和國情的現代化模式有很大的概率獲得成功，而那些照抄照搬他國現代化模式的現代化模式則有很大的概率走向失敗。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在於其具有兩個本質性特徵，一是在擁抱世界的同時走自己的路，二是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把自己爬上來的梯子伸出去，幫助其它國家也發展起來，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西方現代化特徵為排他性

鄭認為，就現代化擴散而言，西方現代化範式的主要特徵表現為排他性，模式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第一，現代化本來就是經驗和體驗，但西方把現代化上升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化， 形成各種體現西方價值觀的意識形態，1990年代之後所謂的 華盛頓共識」就是典型的例子。第二，現代化擴散的「條件性」，即西方把對外的投資貿易附加上很多條件，只有接受國接受了這些附件條件，才能開啟與西方的投資貿易。

第三，西方相信自己的現代化模式具有普世性，在把自己的現代化模式擴散到其他國家的時候，也把自己的各種制度體系強加給他國之上，使得他國成為「西方式」或者「類西方」國家。第四，投資貿易的「工具化」，在幫助他國發展的同時，在各個方面控制他國。第五，一旦他國的現代化模式對西方模式構成挑戰的時候，西方就對此進行圍剿和圍堵，把相關企業扼殺之。

而正如十九大所總結的，中國現代化模式表現為既獲得了發展，也保持了獨立。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觀意義上的特殊歷史條件和主觀意義上的正確的政策選擇。

鄭永年表示，概括地說，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世俗文明的現代體現，其本質特徵為：擁抱世界，但走自己的路。就「擁抱世界」來說，也就是就開放來說，中國類似於東亞其它經濟體，但就「走自己的路」來說，在所有東亞經濟體中，只有中國做到了。

「走自己的路」方越能走得穩健

在東亞經濟體中，人們不難觀察到這兩個現象。第一，一個經濟體越是開放，這個經濟體越能得到發展。東亞經濟體發展得最快最好的都是出口導向型的開放經濟體。近代以來，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現代化，都源自西方，自西方擴展和擴散到世界各個角落。經驗地看，如果要獲得發展和現代化，那麽就必須擁抱西方，尤其是西方的技術。這一點肉眼可見，不用花很多時間來論證。儘管不是所有擁抱西方的國家都能獲得發展和實現現代化，但不能擁抱西方的則很難獲得發展和實現現代化。就這點而言，東亞經濟體都是擁抱西方的。

第二，一個經濟體越是能夠不被西方牽著鼻子走，「走自己的路」，那麽這個經濟體越能走得穩健，越能成功。二戰之後，無論是自願地還是被迫地，很多發展中 國家都擁抱了西方的發展和現代化模式。實際上，大多數國家都曾經把現代化等 同於西方化，也希望通過西方化來獲得自身的發展和現代化。但是，經驗地看，擁抱西方並不能保證一個國家的成功。這裏，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西方經驗能否 本地化在地化。也就是說，一個國家如果要成功，那麽就不能對西方經驗照抄照 搬，而是要改造西方模式以適應自己國家的文明、文化和國情。西方國家把其現 代化的經驗視為是其軟力量，要其它國家照抄照搬，借此把這些國家轉型成為類 似西方那樣的國家。如果其它國家不這樣做，那麽西方就會指責它們搞「修正主義」。但經驗地看，「修正主義」則是非西方國家走向成功的有效路徑，甚至是唯一路徑。

鄭永年提到，在東亞經濟體中，除了日本是現代化的先驅之外，其它都是現代化的「後來者」。 但「後來者」都能在較短的時間裏實現了從第一次工業革命到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目標。這裏有很多經驗可以總結。這方面的文獻可以說已經是汗牛充棟了。但有一個核心的要素迄今一直被忽視，那就是東亞經濟體公共政策決策者的思維、思想和認知。或者說，東亞經濟體能夠在擁抱西方的同時不被西方牽著鼻子走，其中的核心就是其決策者所擁有的不同於西方的思維、思想和認知。人們可以說，在東亞現代化過程中，存在著一種可以稱之為「東亞思維」的東西。這種「東亞認知」和西方認知區分開來。這解釋了東亞社會和西方社會之間存在著的認知衝突。

東亞經濟體，包括早先的日本與「四小龍」和後來的中國與其他經濟體，都自覺地去修正西方現代化模式以適合本國的需要。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很艱難的，因為西方一直竭力想把東亞塑造成為西方那樣的經濟體。包括世界銀行在內的國際組織在總結東亞經驗的時候，總是用西方的思維構架來解釋東亞的成功，並且在這 樣做的時候，獲得了很大的成功。1993年，世界銀行組織編撰並發布「東亞的奇跡：經濟增長和公共政策》研究報告，探討亞洲日本、「四小龍」、印度尼西亞、 馬來西亞和泰國，共8個亞洲經濟體取得發展的原因。這緣起於日本銀行認為日本的發展與西方不同，西方是完全自由市場，而日本和「四小龍」等經濟體，在 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市場同時發生作用，就像今天所說的「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日本銀行認為很有必要總結東亞的發展經驗，於是邀請西方學者來總結，結果用西方的理論和經驗沒法系統全面地總結亞洲的實踐。這充分表明，在理論層面，西方依然佔據絕對的優勢，擁有人們所說的「軟力量」。

但在很大程度上，現存的這些從西方視角出發的理論很難解釋東亞的實際經驗。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實行「脫亞入歐」的政策，但這是很表面的。日本當然學習了西方的很多好的經驗，但這並沒有促成日本變成典型的西方國家。無論是其經濟制度還是政治制度，日本都改造了西方體制，以符合自己的文明、文化和國情。實際上，西方也並沒有真正把日本視為西方國家，尤其在文化層面。到了後來， 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公開表明亞洲和 西方具有不同的價值觀和發展經驗，亞洲不會也不應當成為西方國家。不過，這 些經濟體儘管擁有了和西方不同的實踐，但沒能發展出能夠解釋自己經驗的理論。誠如前面所說的，這些經濟體呈現出「體制內依附模式」，經濟活動深度嵌入西方經濟，因此，沒有能力獲得「自主」發展。更為嚴峻的是，一旦當這些經濟體中的任何一個經濟體開始要趕超美國時， 必然遭到美國心狠手辣的打壓。因此，儘管無論是日本還是亞洲「四小龍」，這些經濟體的早期發展都實現了經濟學界所說的「公平增長」，但這些經驗都沒有能夠轉化成為類似西方那樣的「軟力量」。在1997-1998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這些經濟體受英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影響過深，也先後發生了諸多根本性的變化，今天也出現了類似西方那樣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

中國巨大體量成決定性條件：達則兼濟天下

中國的情況非常不同。儘管和東亞其它經濟體一樣，中國通過全面擁抱西方而實現自身的現代化，但作為一個文明大國和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具有深厚的文明底蘊和物質能力抵制西方化。儘管近代早期，中國也一度把現代化視為是西方化，在各個領域也做了各種嘗試，但都失敗了。因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公開聲明現代化不是西方化，「中國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說東亞其它經濟體即使想「走自己的路」，但西方不容許，在西方的巨大壓力下，一個接著一個向西方屈服。中國則不然，其巨大的體量決定了其有條件「走自己的路」。經濟地看，一方面，西方沒有能力把這麽大的一個經濟體納入西方體系，另一方面，這麽大的體量促成中國有能力抵御西方。不過，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在思想思維領域的自主性。在理論層面，中國早些年自覺抵制全盤西方化，近年來更是開啟了構建基於自己實踐經驗之上的「自主知識體系」。在實踐層面，中國的「自主知識體系」正在對國際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至少它提供了有別於西方現代化的另一種選擇。

對非西方國家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可以用孟子的名言「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來形容。「窮則獨善其身」指向內部事務，當國家窮的時候，需要反思自己為什麽會窮，如何擺脫貧窮狀態。「達則兼濟天下」指向外部事務，當國家富裕起來之後，就要思考如何去幫助別的國家也得到發展。

儘管孟子的這一名言指的是個體層面，但也是可以用到國際層面。在一國內部，如果社會群體之間的貧富差異變得過大，社會過度分化，那麽不僅這個社會的發展是不可持續的，而且這個社會本身也是不可持續的。國家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的，當國家之間的貧富差異變得過大，國際社會就會過度分化，不僅貧窮社會很難實現發展，富裕國家的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因此，和西方不同，中國在自己發展起來之後，就把梯子伸出去，不僅容許而且幫助其它國家也爬上來。

最後，鄭永年強調，今天，針對國際事務，中國已經提出了「四大倡議」，即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對話倡議和全球治理倡議。這不僅是對中國式現 代化外部環境的總結，更是中國對構建未來全球秩序的展望。作為一個世俗文明， 中國的使命是內部追求現代化，外部追求和平，最終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