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春，一幅標價8,800萬元人民幣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出現在北京某拍賣行預展目錄中。這本該是一次尋常的藝術市場活動，卻迅速演變為一場瀰漫整個中國文博體系的公共信任危機——此畫極可能正是1959年龐萊臣家族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的137件「虛齋舊藏」之一。六十餘年後，它竟以「仿作」之名被低價售出，再以真跡身份重返市場。

面對質疑，南京博物院僅以「贈與合同糾紛」輕描淡寫地回應。但這一事件遠非管理疏漏或歷史遺留問題，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中國文博系統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缺陷，檔案缺失、流程黑箱、監督缺位、權勢攫取，以及由此滋生的系統性風險。

「南博事件」的核心並非文物是否真偽，而在於整個處置鏈條的不可追溯性。據公開資料，該畫早在1960年代即被內部鑑定為「偽作」，1997年劃撥至江蘇省文物總店，2001年以6,800元人民幣售出，全程無完整接收記錄、無科學檢測報告、未通知捐贈方。所謂「合規處置」，實則是一套缺乏透明度與制衡機制的封閉程序，為文物流失提供了制度性掩護。

這種模式並非孤例。2010年代，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院原保管部主任李海濤利用庫房權限，用高仿品調包259件文物，其中156件為一級國寶；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原館長蕭元則以學者身份臨摹仿品，精準替換143幅館藏珍品，張大千、八大山人之作經其手流入黑市。這些案件的共同點在於，肇事者均將專業權威轉化為尋租工具，而制度未能提供任何預警或阻斷機制。

更令人憂慮的是，此類醜聞的曝光幾乎全賴偶然——或是拍場現身，或是內部舉報。系統自身不具備糾錯能力，這才是真正的危機所在。

比文物失蹤更傷人心的，是機構對待捐贈者的態度。龐氏後人多次申請查閲檔案、核對藏品，均遭拒絕；即便訴諸法庭，也僅獲程式化答覆：「非本人無權查閲」、「歷史問題難以追溯」。這種官僚式冷漠，將當年無償獻出家藏重器的赤誠之家，視作需要防範的「刁民」。

此舉不僅傷害了千萬潛在捐贈者的心，動搖了博物館作為「公共受託人」的倫理根基，更在公眾心中埋下了對整個文博體系徹底失信的種子。

對比之下，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做法提供了另一種可能。半個多世紀以來，歷經五次全院清點，未發生一宗文物遺失。其秘訣不在人員忠誠，而在制度設計：

一、所有文物高清影像及檔案向全球公開，接受學界與公眾監督；

二、庫房實行「雙人雙鎖+三人同行+全程錄像」，任何操作不可由單人完成；

三、文物入藏與處置須經「預審—初審—終審」三階段，每階段至少三名專家聯署；

四、流轉訊息強制公示，確保每一件器物的去向可查、可驗、可問責；

……

這套體系的核心邏輯是——不依賴個人操守，而通過透明、制衡與留痕，使不當行為既無機可乘，亦無處隱藏。

中國近年對文博事業投入巨大——新館建設、專項資金、國際巡展層出不窮。但若制度根基不牢，再多的資金也只能粉飾表面繁榮。真正的文化自信，不在於擁有多少國寶，而在於能否讓每一件文物安然傳承。

鑑於中國內地博物館並不光彩的歷史，若繼續依賴當前這套腐朽的管控體系，「講好中國故事」的宏大願景終將因根基糜爛而坍塌。包括普通民眾看來，中國文博體系必須進行一場大清查，甚至要追溯更為久遠的案件。

當然，中國領導人需清晰表明，已下定決心徹底杜絕不法官員披着「政府的外衣」從事此類「合法盜墓」的醜聞。並在文物清查的同時，對文博體系進行徹底的制度體檢與重構，一套比台北故宮博物院更為嚴格、精細的管控體系要適時建立。唯有如此，博物館才能重新成為值得託付的文明殿堂，而非國寶流失的隱秘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