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冷戰結束和日裔美國學者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以來，以歐美為代表的選舉民主、自由市場模式一度被世界範圍內許多人視為具有普世意義的人類終極選擇。然而隨着歐美社會持續發生重大危機，比如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不少人開始從樂觀變為困惑，重新反思資本主義和選舉民主的內在困境。尤其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面對歐美社會日益突出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探討新的可能性。

最近，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在《東方學刊》2025年冬季刊的「資本主義新動向：『封建』還是『加速』？」專題中梳理和分析歐美選舉民主、自由市場模式的問題和困境，認為西方左右翼都沒能抓住靠加速主義應對資本主義封建性問題的重點。該文從梳理封建問題的經典討論開始，分為封建—郡縣之辨意義上的封建問題、社會形態意義上的封建問題、資本主義的「封建性」問題，從中總結出關於「封建性」的兩個共同特徵，然後探討西方特別是美國出現的新經濟現象，即技術和平台企業所造成的一種類似於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社會關係。

該文認為新封建或技術封建是知識分子的一種觀察視角，美國科技企業群體內部的政治立場大相逕庭，比如以蘋果公司為代表的傾向於壟斷圈地的企業與喜歡高效集權的數字基礎設施型的企業存在區別。該文梳理了從新封建主義到加速主義的變化，認為加速主義對代議制民主和官僚系統的「深層國家」的批評雖有一定的現實性，卻有內在矛盾，最終會陷入寸步難行的困境。該文分析了被加速主義影響的特朗普和馬斯克，認為加速主義所包含的「用行政集權的CEO治國取代分權制衡的代議制民主」和「砸碎龐大的聯邦官僚機器，代之以技術資本黨羽和封建扈從式的忠誠者隊伍」，可能通向的是「戴着王冠的封建共和國」。該文總結稱，相比於實質都是機會主義的西方左翼或右翼的加速主義，中國不相信任何一蹴而就的加速主義浪漫想像，正在用自身的努力克服與超越封建性。歷史並未終結，以開放的心態來直面歐美模式的問題和思索新的出路，是當今世界的思想命題。為供讀者參考，《香港01》轉載該文，將該文分為四篇，以下內容為第一篇。

圍繞着「封建」這個概念的學術討論，大體上有三種主要類型。一為中國傳統「封建—郡縣之辨」意義上的討論，重在歷史學和制度類型。二為歐洲「封建制」和馬克思主義「封建主義」意義上的討論，重在社會形態和政治經濟學；以及由此延伸出來的中國革命「反封建」意義上的討論，源自1920—1930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側重於中國現實和革命策略的分析。三為21世紀針對世界資本主義發展新動向而產生的「新封建」意義上的討論，重在技術和生產方式帶來的變化，它從第二種類型衍生而來，但更多的是針對當前技術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的哲學思辨式隱喻，與美國最近的政治和社會發展密切相關，對歷史細節關注較少。《東方學刊》組織本專題，就是希望在這三個方面展開討論，並嘗試相互溝通，探索認識歷史和現實問題的新視角。

一、 封建問題的經典討論

在這三種類型的封建問題討論中，前兩種類型可稱為經典的封建問題。

（一） 封建—郡縣之辨意義上的封建問題

封建—郡縣（官僚）之辨原本含義清晰，從秦李斯淳于越之辯到毛澤東郭沫若之辯，爭論兩千餘年，堪稱人類政治思想史上重要性無出其右的大問題。不同於西方政治哲學史上諸多爭論，要麼只適用於極小規模之國家，要麼主要基於邏輯演繹和哲學思辨而缺乏實踐基礎，封建—郡縣之辨是經過長時期大規模製度實驗和應用檢驗的命題，且從中可引申出集權—分權、中心化—去中心化、皇權—相權（權威—執行）、公權—私權、系統—環境、地方單位—行政層級、人才選拔任用制度、內外輕重、文武關係、政軍/政教/政商關係等諸多政治學基礎命題。尤其是在大規模國家制度問題上，封建—官僚的類型學可能要遠比西方政體類型學更重要。可惜的是，現在政治學界絕大多數注意力還是投向希臘—羅馬—現代西方這個單一的思維傳統，主要仍關注君主—貴族—民主或民主—專制等政體類型概念，對封建—官僚類型學的研究較少。

當然，過去關於封建—郡縣的討論完全局限於中國之內，雖然「中國向者非國，而曰天下」，中國的問題就是普遍的問題，但是當中國來到現代萬國世界，這種討論就會顯得過於「地方」，過於拘泥於中國的特殊經驗。因而，這個方向的討論，需從歷史的、考據的、傳統資政式的辯論轉向對人類政治組織形態的普遍性問題的追問，從中國三千年政治實踐和理論探討中提煉出普遍性的知識和範式，以封建—官僚為方法來重新認識人類政治歷史。西方學者在這方面有一些重要思考，例如，馬克斯·韋伯根據依靠個人擁有行政工具的僚屬還是同行政工具分離的僚屬做出的國家組織二分法，意大利政治學家加埃塔諾·莫斯卡提出的封建與官僚兩種國家基本形態，¹都觸及這個普遍性問題。其實不僅是政治制度，廣而言之，在現有技術和生產力水平下，人類所有的組織形態，大抵都處於封建—官僚這兩種制度類型之間。本專題中，姚中秋老師的文章將封建化視作人類政治組織的一種普遍性趨勢，提出將封建制和郡縣制視為國家形態的兩種「理想類型」，即是以中國為方法構建政治學知識體系的一個有力探索。²

如果以封建—官僚的範式來觀察當代世界，我們會從很多「熟知」中發現「新知」，也可以突破西方學術話語建構的很多觀念。例如，所謂「英國大憲章」「美國三權分立」均可被視為封建—官僚演進的普遍性路徑上的特殊狀態。美國從漢密爾頓、林肯、羅斯福到特朗普的政府演進史，亦是分權—集權兩端之間的動力史。從封建—官僚視角來看，選舉代議制保留着封建尾巴，地方性始終構成對國家整體意志形成的制約。一些大國實行的聯邦制也是封建制的一種現代形態，因而必將面臨分—合雙向拉力的長期鬥爭。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存在的裙帶資本主義、再世襲化、恩庇制，日韓政治中的門閥現象，東南亞政治中出現的曼陀羅體系、分段國家、星系政體、尼加拉體系等，³其實也都可被視作包含了封建性特徵的現代國家或區域制度形式。相比起來，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經歷了長達兩千餘年集權官僚政治的國家，西方學者也不得不承認秦制是最早的現代國家。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也是反封建最徹底的一場社會和政治革命，當代中國制度自然是世界上最「不封建」的制度。如果要建構政治學的「中國知識體系」，封建—官僚範式無疑是最基礎的理論出發點之一。

（二） 社會形態意義上的封建問題

正是由於封建—郡縣之辨的重要，它作為一個活問題從古代延續到現代，不可避免地捲入了現代問題的討論之中。歐洲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及其社會形態、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都是從羅馬帝國解體之後的千年封建中孕育出來的，因而關於現代社會的討論，均以對封建社會的認識為基礎。第二種類型的封建問題，可以說是現代社會科學的「元問題」之一，自然也會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問題是，歐洲的封建與中國的封建不盡相同，「feudalism」與漢語中什麼概念相對應，成了一個難題。嚴復最初使用「拂特之制」來翻譯，可惜信而不雅，後來在翻譯甄克斯《社會通詮》時「擲管太息，繞室疾走」，最終選擇了「封建」這個譯法。由此既開闢了化生萬物的思想空間，又造成了爭訟不休的修羅場。

這個方面的討論在20世紀初聚焦於對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按李洪岩的考證，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質認識源自列寧。⁵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中國社會性質成了一個關鍵問題，中共要不要與國民黨合作，理論上取決於對中國社會性質的判斷。蘇聯和共產國際的爭論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在中共六大後產生新思潮派、動力派和新生命派的論戰。到1939年毛澤東發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論得以完成，成為中共黨內理論共識，並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走向成功。

但是社會史大論戰在學術上並未終結，在改革開放後又成為史學界的論戰焦點。自1980年代起，史學界不少人開始反對作為「五朵金花」核心觀點的封建說。但是這一階段的討論似乎更多執着於國家組織形式，強調秦後即為中央集權，地主專制，而非封建。其實這種觀點早自社會史大論戰以來就十分流行，並非新論。例如錢穆、張蔭麟、周谷城、瞿同祖、呂思勉、胡適、雷海宗、齊思和、費孝通等諸多著名學者，都認為中國只有西周實行過典型的封建制。張蔭麟說只有周代可以說是封建社會，⁶錢穆批評封建論者削足適履，⁷呂思勉批評其名實不符，⁸徐復觀批評郭沫若一派為「模仿史學」⁹。1980年代之後的反對論者也無太多新意，如許倬雲譏之為削足適履，¹⁰侯建新認為封建確屬誤譯，¹¹聶長順認為秦之後封建非主流。¹²不同在於，1980年代之後的反對論者，其出發點與前人已不盡相同，有更偏重概念原義辨析者，¹³有從反西方中心角度而批評封建論者，¹⁴亦不乏從認同推崇封建制度之積極因素立場而批評者。¹⁵進入21世紀後，尤以馮天瑜《「封建」考論》為代表，¹⁶不僅引起學術界又一波討論熱潮，而且外溢至大眾媒體和社交平台，衍生出一系列公共輿論話題。近年不少學者和自媒體抨擊秦政，反對大一統，借古諷今，甚至有人宣揚封建，藉以鼓吹西方憲政。馬克垚¹⁷、黃敏蘭等出於「約定俗成」的理由而不支持激進放棄論，但也對封建論提出不少批評。

而支持封建論者，雖有李根蟠¹⁸、潘順利¹⁹、劉秋根²⁰、瞿林東²¹等做出反駁回應，但和過去相比顯得有些勢單力孤，在大眾媒體和網絡上更是和者蓋寡。

綜觀這一階段之討論，雙方多存在執着於概念「原義」的「本質主義」問題。本專題釋啟鵬老師的文章是對第二種類型意義上封建討論的一個推進嘗試。釋文指出同一概念可能指涉不同的社會現實，建議跳出本質主義的爭論，從中國馬克思主義基於中國現實的理論創造，特別是從「解放」意義上來對待封建主義概念。²²

這一觀點頗有啟發性。事實上，如按照20世紀以來封建概念問題辯論的標準，今天使用的多數政治概念均存在「概念延展」而超出原義。例如「民主」，顯然古典民主、近代社會主義運動民主、自由民主、人民民主含義大相逕庭，而今天被普遍接受的民主概念是與選舉聯繫在一起的，但正如王紹光所指出的，民主的原意是抽籤而非選舉。²³再如「憲法」，在漢語中，「憲」的原義是指典範、楷模（《詩經 · 小雅》中有「萬邦為憲」、《中庸》中有「憲章文武」 ）或成文公佈出來的最高法令（《周禮》中有「布憲」「受憲」、《韓非子》中有「憲令」 ），卻被用來翻譯歐美歷史中形成的政治契約和政體說明書意義上的「constitution」。又如《易經》中之「革命」與今天所用之「革命」，含義大相逕庭，並不會「語亂天下」。²⁴又如「國家」，在漢語中是由「化家為國」的歷史過程產生的，與西方歷史上的「polis」「republic」「empire」以及與財產權密切相關的「state」「commonwealth」等含義完全不同，與新中國的性質亦不同，但不妨礙我們使用「國家」。又如「公」這個概念，在漢語中的部分獨特含義在使用漢字的日語中就不存在，²⁵與歐洲語言更無合適對譯。由此西方的「公民」（citizen）一詞，在漢語中亦不應譯為「公」民，而應為法民、市民。因此，糾結於「封建」一詞的原意和翻譯問題而不接受其概念延展、其反映現實的變化和普遍的日常使用，難免刻舟求劍之譏。

（三） 資本主義的「封建性」問題

第二種類型意義上的封建問題討論今天仍有重大意義，但也要跳出「本質主義」式的辯論。除了釋啟鵬提出的解放意義上的封建解讀，還有諸多方向值得開發，例如資本主義的「封建性」問題。

20世紀的爭論總體上都有西方中心論的問題。「五朵金花」式的討論確實存在用歐洲歷史經驗剪裁中國歷史分期的不足。而反對者，同樣是過於執着歐洲中世紀和馬克思主義封建主義原始含義的問題。他們共同的假設是：歐洲資本主義是現代社會，已經完成了反封建的任務。

而問題恰恰出在這裏。默認西方已經走出封建，影響了我們對現代社會的理解，也阻礙了我們對封建問題的認識。

資本主義就是在封建的基礎上產生的。馬克思於1843年所討論的政治解放與市民社會的出現並未完全改變封建主義政治權力分配的邏輯，只是金錢代替了中世紀的血統。同時在歐美資本主義的國家建構過程中，集權未完成，權力走向分立，這為社會權力制約國家權力留下方便法門。具體而言，選舉制度天然具有的地方性，以及影響選舉的機制如媒體、社交媒體等實際上也被資本控制，阻礙了代表社會普遍性的政治權威的形成；多頭政體讓不同資本集團輪流控制國家權力，新興資本勢力和平接管政權更為方便；聯邦制亦為地方性權力抵抗國家集權提供憲法依據，使資本與封建性因素達成利益聯盟；西方社會科學所構造的國家—社會二分法，亦為資本及各種「豪民」集團打着為民請命的旗號謀求權力提供了觀念合法性。

相比作為傳統封建社會基礎的封建地產和貴族特權，資本不僅天然具有可繼承性，而且更為隱蔽和靈活。因此，西方的發展一旦趨於停滯，必然會出現向血緣世襲回歸的趨勢。例如美國近幾十年來，不僅出現了曾經的新興產業和技術資本轉向大地產、超經濟剝削和「數據割據」，公共職位的世襲性也明目張胆地出現。拜登、佩洛西、特朗普的子女要麼撈錢要麼參政，不少州出現民選政客將職位「禪讓」給親屬的咄咄怪事，這些都是美國制度和文化封建性的生動表現。無怪乎特朗普二次當選後，經濟學家克魯格曼驚呼裙帶資本主義將席捲美國。³⁰其實近代中國早有人指出國會政體的封建性，³¹今天學界對資本主義的世襲化和封建性也有批判。³²

所以，西方現代國家，以及世界上多數國家，一方面具有現代國家的外殼，另一方面仍存在深厚而普遍的封建遺留和新生的封建因素。因而，要正確認識現代制度，就要跳出是否封建制的本質主義二元爭議，轉向討論「封建性」的存在與否、強弱程度和主次關係。

實際早在20世紀上半葉的論戰中，就不是僅僅圍繞着是否封建的二元辯論，很多人是圍繞着「封建性」展開的。例如當時持反封建論的托派，也不否認中國社會封建因素的存在。無論是托洛茨基與斯大林、布哈林的爭論，還是中國國內的爭論，都不是針對中國是不是「封建」和「半封建」，而是誰起統治作用的問題。今天回頭來看，不僅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的封建性有多少，是否居於主導地位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而且今天西方社會，乃至世界各國，都要放在封建性這個透鏡下來被重新審視。我們會看到封建性仍然普遍存在，是現代性掩蓋之下的一個基本社會特徵。

為便於下文的討論，這裏先嘗試界定一下何謂封建性。在封建問題的前述兩種類型的討論中，雖然「封建」的定義往往無法通約兼容，但我們仍可以從中引申出「封建性」的兩個重要特徵：一是去中心化的國家組織結構（第一類討論中主要關注的）；二是財產和權力的可兌換與可世襲（第二類討論中延伸出來的）。這兩點可以說是中國封建—郡縣之辨意義上的封建性和歐洲封建主義及馬克思社會形態意義上的封建性的公約數。

首先，西周封建制的組織結構無疑是去中心化的（當然其中心化程度比歐洲封建制更高），經過秦朝的激進制度革命，確定了郡縣制的大格局，故柳宗元《封建論》有云：「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但是秦之後去中心化的組織結構復現並長期存在，從西漢到民國的中國國家制度都存在國家政治的中心化和地方政治的去中心化二元結構，「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²⁶。歐洲的封建制無疑也是去中心化的，近代絕對主義王權國家開展了集權過程，但均未能完成。²⁷英國以議會架空王權、法國以弒君共和、美國以法人合併，將集權成就定格於某種權力分立的制度模式之中。同時主權權威的分割決定了中心化組織結構必然受限，因而國家以聯邦、地方自治等形式保留了中心化與半中心化共存的情況。

其次，西周分封制是以「王土」對諸侯的私相授受為基礎的，宗法制度確保了封土、貴族特權和政治權力分配的關聯。封建制度的最大弊端就在於「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但是「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秦政則使世襲特權「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²⁸秦之後，中國打破財產與權力鏈條的努力持續了兩千餘年，但是到清末，科舉進身途徑仍然主要為地主階級壟斷。民國時期更是有所倒退。歐洲封建制同樣是以封地和封臣為基礎，分封是封君與封臣之間以土地財產為基礎的權利契約行為。資本主義的「政治解放」雖然解除了封建地產與政治特權之間的直接關係，但是新生的代議制建立起資產階級的財產權與政治權力之間的交換制度。正如霍夫施塔特所說，所謂共和制度就是讓各類財產在政府中按比例擁有發言權。²⁹

封建性的這兩個特徵在近年的新封建主義討論中同樣成為焦點。

*本文原載於《東方學刊》2025年冬季刊，【資本主義新動向：「封建」還是「加速」？】專題，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副院長范勇鵬。本文註釋略，詳見刊物或知網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