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城市年輕人為一款名為「Si Le Me」（你死了嗎）的應用每日簽到以確保自己獨居安全時，國家統計部門正為792萬這個數字感到擔憂——這是2025年中國新生兒的數量。

中國出生人口從2024年的954萬下降到2025年的792萬，跌幅達17%。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已降至約0.98，意味着平均每位女性一生生育不到一個孩子。

這一數字僅佔全球新生兒總數的6%左右。十年前的2016年，國家衛生部門預測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後生育率將回升至2.1，並預計到2025年仍有1.73，出生人口達1,433萬。

現實與預期的巨大落差，正將中國推入與日本、韓國相似的人口結構困境中。中國正在經歷了一個從「想生不能生」到「能生不想生」的社會轉變。

從「人口紅利」到「人口懸崖」

十年間，中國出生人口從2016年的峰值1883萬斷崖式下跌至2025年的792萬，年均降幅超10%。這一趨勢與當年國家衛計委的樂觀預測形成強烈反差。

更令人警惕的是，婚姻登記數據同步暴跌——在已公開的官方數據中，2024年結婚登記對數是1980年依賴的最低值，僅為610.6萬對。晚婚、不婚成為常態。專家多次警告，若無法扭轉趨勢，中國或將在2050年面臨出生人口不足500萬的極端局面。

西方媒體常將生育率下降歸因於城市化與現代化，但中國案例揭示出更復雜的矛盾。這種轉變不僅發生在政策層面，也深植於文化和社會心理的變遷中。城市化的加速和教育的普及改變了中國人對家庭和生育的傳統觀念。在中國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巨大，已成為全球生育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數據顯示，在中國撫養一個孩子的平均成本約為80,000至85,000美元，這一數字是中國人均GDP的六倍（澳洲僅為兩倍）。中國城市家庭昂貴的「育兒競賽」正在成為一個往復循環。

此外，女性更容易受到職場性別歧視，而產假保障不足、托育體系缺失，使女性面臨生育與職業發展的尖鋭衝突。一位北京白領坦言：「懷孕意味着職業斷崖，企業不願為育兒成本付款。」

當然，隨着社會發展與進步，個體主義的崛起也是影響生育的重要原因，Z世代更追求生活質量與個人自由，婚姻與生育不再是人生必選項。韓國經驗顯示，生育率跌至0.78時，年輕人將「不婚不育」視為對抗社會壓力的武器，中國正呈現相似趨勢。

政策碎片化難破系統性困局

中國不少地方政府「發錢鼓勵生育」的嘗試收效甚微。武漢最高6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育兒補貼、攀枝花每月500元津貼，在動輒數十萬的育兒支出前顯得無力。不少人批評政府：「現有政策碎片化，缺乏系統性設計。」更關鍵的問題是，政策多聚焦二孩、三孩，卻忽視了一孩生育率暴跌的根源——「如果年輕人連一孩都不願生，何談多孩？」

面對人口下行的必然趨勢，中國若想破解困局，既不能無視社會發展規律盲目干預，也不能簡單照搬歐美或日韓的模式，而需在借鑑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本土實際構建系統性解決方案。

有消息稱，中國政府正在構建系統的全周期的家庭支持體系，從經濟層面降低生育成本。參考法國、德國的經驗，中國應加大財政投入，建立覆蓋生育、養育、教育全環節的補貼制度。在稅收政策上，中國正在推動以家庭為單位的徵稅模式，根據子女數量和撫養人數確定稅收減免額度，減輕多子女家庭的經濟壓力。但上述政策的力度目前尚難觀察到全貌。

推進性別平等，打破「生育懲罰」的職場困境是中國近些年老生常態的一個話題。中國應進一步完善勞動法，明確禁止職場性別歧視，強制推行延長產假與陪產假制度，鼓勵企業建立靈活的工作制度（如遠程辦公、彈性工時），保障女性的職業發展權利。

中國政府在延伸政策鏈條方面也必須有大動作，從「促生育」向「促結婚、優養老」全維度拓展。日本推出「結婚新生活支援項目」，對新婚夫婦給予搬家、房租補貼；韓國研究發放婚育補貼以提升結婚率，這些舉措針對的是「不婚化」這一生育率下滑的源頭問題。中國可借鑑這一思路，針對適婚青年推出住房優惠、婚戀服務等支持政策，緩解結婚成本過高的問題。

同時，特別是再農村要完善養老保障體系，推進基本養老服務均等化，減輕家庭的養老負擔，消除「養兒防老」觀念淡化帶來的生育動力不足。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人口政策的核心在於「引導」而非「強制」。中國人口危機的本質是一場社會契約的重構——當個體在生育中看不到希望，國家便需重構制度以分擔成本、重塑價值。

對於中國而言，破解人口困局的關鍵，不在於逆轉人口下降的趨勢，而在於通過制度重構，將人口壓力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這既需要借鑑全球經驗的智慧，更需要立足本土實際的勇氣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