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億盾亡命之旅 從偷渡慘案管窺越南社會階層分化

撰文:茅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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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當地時間10月30日,隨着越南總理阮春福、副總理範平明等人又一次出面「督辦」39人致死的偷渡事件,越南公安部長蘇林亦宣布派員前往英國,至此,曾在中文媒體引發轟動的「死亡卡車」的相關話題逐漸降温,越南語媒體則驟然升温。

就越南的現狀來說,該國的社會階層業已在「革新開放」之後逐漸分化,該國除去因地理、經濟因素劃分的四大類地區外,普通越南人因教育程度而導致的經濟、認知差異也相當突出。這場驚動越南全國各個階層的風波,已成了管窺該國民眾尤其是城鄉青年思想的重要渠道。各階層對這場慘劇已彼此不能相互理解:中產階級固然認同冒險致富,普通城市平民就對此表示反對,這種思想上的分化也成了判斷越南社會分層的關鍵指標。

普通人的真正經濟能力

資料顯示,越南目前9,600萬人口,其平均年齡只有29歲,其中15至34歲人口約為32.8%。這部分年輕人口也是越南近六千萬網民和四千多萬社交網絡用戶的主體。

由於越南城市的通訊網絡遠較鄉村發達,這使得其網民能有效地代表特定群體,即身處越南城市,收入適中的中位數人口的意見。這一比例也和越南統計局公布的「1,500萬中產階級」和「910萬貧困人口」形成了印證,即越南網民可能確已代表該國社會的特定階層。因此,他們的意見才在這場偷渡慘案期間起到了清晰的對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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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越南人來說,從越南快報(Vnexpress,又稱「越南快訊」)到英國廣播公司(BBC)越南語頻道在內的很多「權威媒體」在24日、25日間一開始仍試圖營造某種刻板印象,即強調受害者是貧困地區居民或漁民,後者還稱多數死者所在的乂安、河靜兩省因2016年時台塑集團所設鋼廠排放污水,導致生計無着。但隨着信息的釋放,外界的疑惑也變得越來越多。而媒體的一面之詞也難以繼續說服越南網民。

首先,當英國媒體披露死者籍貫是乂安省昆光縣、安城縣以及河靜省幹祿縣等地時,外國讀者固然不明白,越南網民就大致清楚,這幾地都不是沿海城鎮,死者與所謂「漁民」無關。再次,新聞報道還展示了死者家中的紅木傢俱、廳堂等闊氣陳設,這與「赤貧」也頗有差距。再者,多處報道還談及了死者家族抵押地產、田產換取貸款等細節。

對越南各界人士來說,偷渡者付出的經濟代價更為驚人。多家媒體均已披露,稱39名死者為偷渡前往英國需要支付3萬英鎊(約合30萬港元)到1萬英鎊(約合10萬港元)不等的路費,這一約等於10億到3億越南盾的鉅款讓很多越南普通網民震驚不已,也因此暴露了自身周邊的經濟能力。

根據2019年6月時越南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結果,越南城鄉職工的平均工資大約在660萬盾(約合284美元)到690萬盾(297美元)之間。它意味着一個普通越南人需要不吃不喝至少工作十年才能攢下10億盾這樣一筆大錢。更多網民評論更顯示出越南城市普通居民的社會環境也不足以形成這樣大的資金流。

至此,更多網民反而根能據報道得出另一個結論,即偷渡慘案固然令人震驚,但死者及其家族也並非赤貧之人,他們的家境反而好於越南平均標準。

中產階級與普通人的鴻溝

到10月27日之後,來自越南《勞動報》等媒體的更多細節也證明了這些猜測。如最初被披露的死者範某,其家庭就依靠她此前赴日本勞務輸出的僑匯收入買了汽車,其家族也在當地靠經商為生。

當地警方指出,範家「經濟狀況正常,雖不十分富貴,亦非貧困」。BBC也稱,不少偷渡者的家庭經濟實為「小康」,這種局面和外界此前了解到的越南中部「貧困」地區的刻板印象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以胡志明市、海防等經濟發達地區(亦為越南第一類地區)為中心,越南的一千五百多萬「中產階級」開始過上了與其同胞大相徑庭的生活,他們的思想也慢慢地發生了變化。(Getty)

事實上,相對於越南大多數本分生活的城鄉人口,參與勞務輸出或偷渡的越南人反而是趁着「革新開放」社會轉型期大發利市的一群人。他們較之生活穩定的中位數人口,更接近越南總數1,500萬的中產階級。

到10月29日,還有親歷者向媒體爆料,介紹了進入21世紀以來,越南冒險家開拓的一條從俄羅斯到烏克蘭、波蘭最後經捷克進入德國的偷渡「交通線」。

根據這一報道,很多偷渡者冒着淹死、悶死的代價藏身尼龍袋,由蛙人在水中拖行,藉此越過波、烏邊境的布格河,接着在越南「同鄉」的幫助下,用9個月時間從捷克邊做工邊轉移到德國,並在德國的難民營等地依靠非法交易每個月賺取1,000歐元(約合1,111美元)至5,000歐元(約合5,555美元)不等的收入。

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思潮興起的越南,更多收入低微的普通人並不能理解偷渡者的行為,這種本分的想法對河內當局是無價的。(Getty)

偷渡者風光但危險的生活方式讓不少在越南拿着不錯薪水的「中產階級」動了心。譬如在越南快報的網友留言中,一名叫「阮進勝」(音譯)的網友就抱怨道,自己雖然每個月掙4,000萬越南盾(約合1,729美元),也算家大業大,但看到別人每個月能賺更多,就心癢難搔。這種言論也和普通網民「希望在國內努力工作」的論調形成了鮮明的反差。

當後者還作為越南「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主要載體,在南海等問題上積極發聲時,這場重大輿情事件對河內當局而言,似乎也成了某種壞事變成好事的機會。在外界以為越南有可能因貧富差距而產生國內動盪時,越共更因此展現了自己的馭眾有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