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員會院士數量十年翻倍 科技精英深度參與國家決策

撰文:外部來稿(中國)
出版:更新:

在過去十年間, 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兩院院士」群體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的持續增長。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央委員里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的數量達到了歷史新高。這些院士來自中國科學院(CAS)和中國工程院(CAE),他們為中國的科技創新戰略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專家視角。

中國科學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會。(新華社)

院士出現在中國政治精英中並不是新現象。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頂尖科學家和工程師就在國家戰略項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科學院成立於1955年,早期聚焦於國防和導彈技術。錢學森(1911—2009)和朱光亞(1924—2011)等著名科學家都在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二人也在1969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錢學森歷任周恩來和鄧小平的首席科技顧問,朱光亞則一直擔任中央委員到1997年。曾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的物理學家、復旦大學前校長謝希德(1921—2000)也在1982-1992年間擔任中央委員。

錢學森(左)欣賞王永志(右)的才華,更推薦他擔任導彈總設計師。(網絡)

然而,在那時錢學森、朱光亞和謝希德的中央委員身份只是個例而不是常態。在改革開放前,中國領導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政治精英的選拔標準長期遵循「紅大於專」的邏輯,更看重革命經歷和意識形態,而非學術專長。早期中央委員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少之又少:1969年的中央委員會中只有23.8%的人完成了本科教育。到1982年,中央委員會中也只有半數左右的人完成了兩年制大專及以上水平的教育,全國各省主要領導(省委書記和省長)中沒有一個人擁有理工科大學學歷。當時中央委員會和國務院成員中「技術官員」(由工程師或科學家轉型成為政治領導人)的比例分別僅有約2%。

朱光亞。(網絡)

改革開放時期,隨著中國的戰略重心逐漸轉向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科學技術背景在政治精英選拔中的重要性不斷提高。中國科學院成立近40年後,「院士」這一榮譽稱號在1993年首次確立,成為中國科研領域的最高榮譽。次年,中國工程院成立,以容納中國工程技術領域的頂尖專家。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每兩年授予不超過200個終身制院士稱號(兩院院士)。截至2025年,中國科學院共有908名院士,中國工程院共有1002名院士。隨著科技創新在中國發展中的重要性不斷上升,院士在中國最高權力機關中的代表性也逐漸提高。

圖1:十八、十九、二十屆中央委員會中的院士數量。(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

圖1展示了中央委員會中院士人數的穩步增長。中央委員會由350餘名成員組成,是制定政策、選舉黨的最高領導層的關鍵決策機構。在2012年選舉產生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中,共有15名院士,其中3人為中央委員,12人為中央候補委員,佔總人數的3.5%。2022年選舉產生的的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與十年前相比院士人數幾乎翻倍,達到29人,其中7人為中央委員,22人為中央候補委員,佔總人數的7.7%。

圖2: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中的院士一覽。(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

中央委員中院士人數的增加表明,院士在中央委員會中的作用不僅限於政策諮詢,而是更多參與高層決策。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中的7位院士委員在成為政治精英之前大多以科研為主業。1962年出生的懷進鵬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200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已連續兩屆擔任中央委員,曾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現任教育部部長。作為計算機科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前校長,懷進鵬在推動中國工業升級和教育改革等方面具有獨特優勢。

懷進鵬。(網絡)

另一方面,政治局委員中還沒有人當選為院士,儘管其中不乏科技領域的頂尖人才。陳吉寧、尹力、袁家軍、張國清和李干傑等政治局委員均擁有科技領域的碩士或博士學位,但都不是院士。進入政治局之前,他們在環境治理、公共衛生、航天、國防和核技術等領域擔任過重要職務。這一現象表明,院士頭銜作為科學權威的重要標誌,在很大程度上不依附於政治級別。

2026年4月16日,神舟二十一號航天員乘組完成第三次出艙活動。(央視截圖)

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中院士群體的專業構成也反映出中國對「新質生產力」的追求。「新質生產力」是以創新驅動為核心、由革命性技術引領的新型生產力形態,包括人工智能、機械人、航空航天和先進通訊技術等領域。中國工程院院士、哈爾濱工業大學黨委書記陳傑(1965)正是人工智能和機械人領域的專家,他作為該領域的重要人物進入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由此可見,中國政治精英並非海外刻板印象中,由主管黨務或意識形態官員組成的僵化群體,而是在不斷吸納來自新興科技領域前沿的專家。這一特點使得中國能在制度上確保對未來關鍵技術的洞察能力。

圖3:二十屆中央委員會中院士專業領域。(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

從個人層面看,中央委員會中的院士在職業路徑上也呈現出研究、教育和政府之間多元流動的特點,屬於「具有中國特色的旋轉門」。1969年出生的中國科學院院士黃如就是其中的代表,她是集成電路技術領域的專家,目前擔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也是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黃如職業生涯中的大部份時間都在北京大學度過,從教授一步步晉升為副校長。如今,她在中國經濟政策核心機構擔任領導崗位,可以將自己數十年的集成電路研究經驗應用於中國半導體產業創新的發展戰略。

黃如。(網絡)

侯建國(1959)的職業經歷進一步說明了科技精英在中國政治體系中的角色演變。侯建國是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培養的半導體物理學家,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工作多年。和許多主要活躍於學術界的科學家不同,他還擔任過多個重要領導職務,包括科技部副部長和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目前他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和中央委員,這一系列豐富的經歷使得他能夠將科學領域的洞見與治理經驗相結合,在科技戰略的制定與政策執行之間發揮橋樑作用。

侯建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不同於傳統意義上主要通過政府或黨務體系晉升的政治精英,中央委員會中的院士大多擁有數十年的科研經歷。如今他們作為一個重要群體,引領著中國的科技發展方向。他們獨特的經歷展示了中國政治精英晉升的多元路徑。與其他政治精英一樣,院士也不可避免地會捲入政治醜聞或腐敗指控。如曾任三屆中央候補委員以及上海大學校長和天津大學校長的金東寒,近期被罷免,並從中國工程院除名。院士未來在中央委員會中的地位,將面臨來自學術誠信與政治紀律兩方面日益嚴格的審查。

金東寒帶隊調研哈爾濱工程大學。(天津大學)

總體來看,雖然院士在中央委員會中仍屬少數,但他們的數量在過去十年間持續增長,這與中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相呼應。這種趨勢不僅加速了中國國內的現代化進程,還可能在技術優勢決定國際影響力的時代中,提升中國在地緣政治競爭中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