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伊始，國際秩序在震盪中加速重組。特朗普重返白宮後，以強烈的個人風格重塑美國對外關係：一方面高調施壓盟友，公開將「格陵蘭問題」與歐洲安全掛鈎；另一方面在中美關係上展現出更複雜、矛盾的訊號。在不確定性顯著上升的世界裏，中美如何避免誤判、維持最低限度的穩定，正成為2026年全球政治的核心懸念。

剛剛落下帷幕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中國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國際政治研究部主任趙海等人出席分論壇，就中美關係相關話題進行討論。觀察者網節選整理兩位嘉賓的發言，未經發言人本人審閱，僅供讀者參考。

主持人：我會盡量把時間留給台上的嘉賓，最後我們會以一個收尾的問題結束。那麼，艾利森教授，如果可以的話，請您給我們一個「快評」——現在大家都喜歡快評——談談剛才特朗普總統的演講，以及在您看來，這場演講對中美關係意味着什麼？

艾利森：這場演講符合特朗普一貫的風格，朝很多方向發散得很厲害。

不過，其中有一個非常明確，而且主要是對歐洲人（但其實也是對我們所有人）來說的重要信息：此前他曾威脅道，為了獲得格陵蘭島，可以不惜一切代價——包括動用軍事力量，甚至還使用某種「黑手黨」式語言，說「要麼用簡單的方式，要麼來硬的」——但這一次，他把「槍」從桌子上抽走了，明確表示不會使用軍事力量來脅迫格陵蘭島或丹麥。

當然，我們今天身處的這個世界本身就已經相當怪異了：一個國家一直在威脅要對另一個盟友使用軍事力量。這件事本身已經發生了，我們已經置身這樣的世界中。

但這一次特朗普明確把軍事選項排除在外，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意義重大的變化。

第二點，特朗普反覆且非常明確地強調：他十分認真地想要獲得格陵蘭島，認為格陵蘭島「不過是一大塊冰」，它對美國很重要，跟丹麥或格陵蘭人並沒有特別的關係。他聲稱，這是出於美國國家安全的需要。就我個人而言，我看不出這個論證的邏輯在哪裏，但這是他的說法。

特朗普還說，歐洲人從來沒有真正感激過美國為他們所做的一切。隨後，他列舉了一長串事實——總體來說也並非全然錯誤——那就是，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事實上一直扮演着歐洲的安全護盾，而歐洲人在相當程度上始終是「搭便車者」。因此，他們是「欠」美國的。所以，歐洲人應該記住我們為他們做過的所有好事；而他們現在能為美國做的事，就是把格陵蘭島交給我們。

特朗普說，他仍然認為這件事「最終會有一個不錯的結果」；如果歐洲人能找到辦法滿足他的要求，他會「心存感激」。但他也補了一句：如果他們做不到，「我會記住的」。

主持人：讓我印象最深的——我相信在座各位也有同感——這正好可以呼應我們今晚的主題，也就是中美關係以及兩國關係將走向何處的問題，是關於特朗普在整場演講中，對中國的提及程度，或者說未提及程度。

艾利森：這裏我想補充一個小細節，尤其是對關心中國的人來說，特朗普在整場演講中僅提到了三四位外國領導人。當提到歐洲領導人時——無論是馬克龍，還是加拿大那位同僚卡尼——特朗普說的基本都是相當負面的評價，帶有明顯的貶低意味。

但當特朗普提到中國時，他的眼睛明顯亮了一下。所以在這件事上，他顯然又偏離軌道，十分清楚地區分了自己同中國的關係，以及他和某些國家及其領導人的關係——那些國家恰好是我們的鄰國，比如加拿大，或者法國，當年曾對獨立戰爭中的美國伸出過援手。

因此，我會說這一點非常值得注意，尤其是在我們試圖評估、判斷特朗普與其他國家領導人關係的時候。

主持人：那麼，當我們預測2026年會發生什麼，也許還可以向前展望一點。令人震驚的是，現在距離您出版那本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書差不多過去了9年。基於這個框架，如果我們觀察自特朗普第一任期、拜登任期再到如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第一年結束，您認為美中關係在這一時期的演進動態是怎樣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您預測2026年的走向？

艾利森：我承認教授們往往有一個「職業病」，正如我的一位同事所說，他們一開口就容易講出「五十分鐘的金句」。所以我盡量簡短。

我會說，如果要理解中美關係，「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抓住了要害，這是觀察中美關係最核心的起點：一個迅速崛起的中國正在對美國長期佔據的、幾乎在所有層級上都處於頂端的主導地位，構成嚴峻挑戰。

這基本上導致了國際力量天平的快速變化，對整個中美關係構成擾亂，並擾亂了體現上一個時期力量對比的國際秩序。正如修昔底德本人非常清楚地解釋，這種結構性變化會放大誤解與誤判，以及那些在其他情形下本來微不足道的事件或意外，最終往往導致了戰爭。

所以我會說，「修昔底德陷阱」的整體框架依然是正確的。這些都是中美兩國領導人需要努力克服的結構性現實。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積極的因素是：特朗普意識到戰爭是可怕的。對一位總統來說，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他也意識到核戰爭尤其可怕——這對總統來說同樣非常重要。

因此，我們正進入這樣一個世界：兩個彼此無法承受一場可能毀滅自身的戰爭的國家，必須找到戰爭以外的其他相處方式。我認為，這是一個算得上「有希望」的開端。

主持人：我稍後會再回到「兩國是否能夠在戰術層面、具體議題上展開合作」的問題，不過現在先暫時放一放。我想先請趙海教授發言，可能要請您同時回應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您本人如何看待剛才特朗普總統的演講？第二，不僅是基於今晚的講話，也結合此前發生的委內瑞拉事件、格陵蘭島問題，您認為中國政府對特朗普總統行事方式的看法，是如何逐步演變的？最後，把這些因素都放在一起，再考慮今年四月即將舉行的中美會晤，您認為一個「合理」的、各方可以預期的結果可能會是什麼？

趙海：這個問題確實包含了很多方面。謝謝你。首先，我不想對特朗普總統的整場演講作總體評價，我想把重點放在他提到中國的部份。他大概有三次提到中國，而這三次表述，基本上就反映了當前中美之間存在的一些核心問題。

第一次提到中國時，他說「中國沒有風力發電場」，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但你也可以把這句話看作一種象徵，它反映出美國社會對中國普遍存在的誤解，去過中國的人愈來愈少，對中國——尤其是對當代中國——的了解也愈來愈有限。

第二次提到中國時，特朗普總統基本上是在說，美國要在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領域佔據主導地位，把中國排除在遊戲之外，或者說，把中國壓制住。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問題：中國相信的是「合作共贏」，而美國所秉持的卻是一種零和思維。

第三點，在具體哪些領域中美可以開展合作，他並沒有給出任何明確的回答。

這意味着，除了強調個人層面的「良好關係」外，特朗普目前並沒有一份具體的、可操作的中美合作議程。因此，我贊同庫恩斯參議員提出的建議，即我們需要建立一個框架。這同樣也是中國一貫強調的主張：從最開始，我們就需要有指導原則，需要有一個總體框架。同時，我們還需要在各個層級建立相應的機制，以推動、改善兩國之間的合作。

回到你最後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四月的情況。當然，全世界都在關注特朗普今年四月的訪華安排。我認為，中美在幕後已經存在多條溝通渠道，就在昨天，兩國的經貿團隊還進行了新一輪溝通。因此，雙方正在為他的四月之行做準備，也希望那次會晤能夠產生一些具體成果。

但從中方的角度來看，目前特朗普總統的主要關注點仍然是國內問題，並且正在把這些國內問題外溢為全球性議題，例如關於在西半球的毒品、移民等一系列問題。至於中國方面，他的這部份訴求主要集中在芬太尼問題上。中國願意提供幫助，但目前並不清楚邊界在哪裏，也就是說，中國究竟可以、應當在多大程度上提供進一步協助。此外，他還要求中國增加對美採購；然而，當中國希望在美國進行投資時，卻依然缺乏明確的規則和範圍，從而能夠像其他國家那樣正常投資美國。

因此，目前仍有許多問題擺在桌面上，接下來具體該怎麼做，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不過，我認為各方的預期正在上升。因為除了四月之外，今年還會有其他會晤機會，以及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場合。因此，希望這種兩國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持續對話，至少能夠維持雙邊關係的穩定。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增強戰略互信，提升中美之間的信任水平。

主持人：在我們轉向現場提問之前，我想先確認一個判斷，聽聽各位的看法。似乎我們今天討論的這個「長期落點」——也就是中美關係形成一種穩定、可持續的最終狀態——未必現實。但或許我們能夠看到一系列較小的、階段性的「落點」，去摘取那些最低垂的果實，以維持一定程度的穩定性，不只是今年，而是延續到之後。各位認為，至少在短期內，中美兩國政府是否都會採取這樣一種路徑？先請艾利森教授回答。

艾利森：用一句話回答，我認為是的。如果把「落點」理解為一個永久性的、可以長期停留的狀態，那確實不太可能。

但我完全同意我這位同事的看法：如果把目光放到2026年，去看中美兩國領導人各自的議程，再回顧他們在2025年的經歷——當時特朗普基本上試圖通過高達145%的關稅來「壓垮」中國，也就是那種邏輯：能欺負誰就欺負誰。結果發現，中國並不準備被欺負。

於是，中國收緊了對稀土產品供應鏈的控制，這實際上對美國經濟運行構成了威脅。中美雙方因此認識到：我們以如此高度糾纏的方式捆綁在一起，不得不找到某種合作共處的方式。

在戰略研究的其他領域，這種狀態會被稱為「相互威懾」：雙方都有能力對彼此造成重大傷害，而這種能力本身，反而會產生某種穩定效應。要記住，這種穩定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雙方都具備做出相當可怕之舉的能力。因此，這並不是一種理想狀態，但它至少好過雙方直接對抗。

我認為，這個案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華盛頓面對中國時變得更加現實主義：他們已經把中國視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就整體經濟體量而言的同等競爭者。你也能聽到來自一些不願意正視這一現實的人的批評，他們指責特朗普是在「臨陣退縮」。

於是，「TACO」這個說法開始流行起來——特朗普總是臨陣退縮（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但特朗普並不是總是臨陣退縮的。只有在面對一堵「石牆」，或者面對一個同樣嚴肅、有能力造成同等傷害的對手時，特朗普才會選擇退讓。

所以我會說：請仔細觀察他對待中國的方式，與他對待歐洲的方式之間的差異。

主持人：趙教授，我想問一下您是否願意回應剛才那位嘉賓所提出的一些觀點？

趙海：是的。首先，恕我直言、出於對各方的尊重，我想把整個背景講清楚一些。因為也許從一位參議員、從美國的視角來看，中國顯得「強硬」「咄咄逼人」。但在很多方面，中國實際上是在被動應對挑戰。

正如你所知，你最近剛到過台灣地區。台灣島內的政治環境正在惡化，言論自由受到壓制，那些敢於公開反對民進黨的人士正在遭到逮捕。同時，中國大陸的反應始終是發生在台灣「台獨」分子試圖推動極為激進議程之後的。這些議程不僅威脅中國的安全，也同樣威脅到美國的安全。

因此，我認為中美雙方是有可能建立某些機制，形成一定程度的戰略再保證，從而維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但前提條件在於，我們也必須密切關注島內正在發生的事情，防止有人試圖破壞中美之間可能達成的這種共識或安排。

此外，在菲律賓問題上，中國曾與上一屆菲律賓政府達成過協議，而新一屆政府基本上撕毀了這些協議。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採取進一步行動，試圖遏制局勢繼續倒退。

至於你提到的其他問題，我尤其想強調人工智能。在我看來，這同樣不是一個零和博弈。一方面，它或許確實構成某種戰略競爭，正如剛才陸克文大使提到的那樣。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隨着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躍升，這已成為一個人類共同面臨的挑戰。

尤其是在特朗普總統提到大規模建設數據中心的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會對全人類的共同安全構成威脅。這並不是一個把美國排除在外，或者把中國排除在外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在當前這個階段，我們應當重新建立政府層面的對話，同時也恢復民間層面的交流，探討如何對人工智能進行監管，如何將其對兩國社會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並思考如何推動人工智能發揮建設性的力量，同時努力對其加以有效控制。

艾利森：回顧我自己對這一問題的長期研究，如果你縱向來看這段時期，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兩位最高領導人必須對彼此之間的競爭關係，以及這種競爭所受到的約束，有足夠清醒、現實的認識。

但這還不夠。還需要在最高領導人之下，至少有一到兩個層級的核心助手，彼此能夠保持持續、坦率、私下的溝通，就潛在的誤判與風險不斷交換意見。

讓我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在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之間，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足夠順暢的溝通網絡。以至於每當某些事情即將發生時，雙方都會事先通氣，提前討論，而不是突然給對方製造「意外」。他們甚至會提前討論：如果某件事情發生，該如何加以管控。

如果你對比兩個案例，就會看得非常清楚。一是佩洛西躥訪台灣——在我看來，這是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一次魯莽行動，不管怎麼說，它直接導致了美中關係在隨後一年裏陷入極為糟糕的狀態。另一個案例則是賴清德當時「過境」美國的安排。在後一個案例中，中美兩國政府事先進行了私下溝通，討論了這一事件可能對最高領導人之間關係造成的衝擊。雙方都很清楚，對他們來說，賴清德本身就可能成為一個觸發事件的威脅，可能引發雙方都不願看到的事態升級。

這就是在一個運轉良好的世界中，外交應有的樣子。遺憾的是，在當前的美中關係，這種外交機制依然在緩慢發展中。

現場媒體提問：今天這個小組討論中，我們多次提到了台灣問題。但我注意到，今天下午在大會主會場，討論的焦點其實更多集中在格陵蘭島。我的問題是：格陵蘭島未來可能發生的控制權或主權轉移，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對台灣問題的潛在解決產生「外溢效應」或連鎖影響？或者，順着艾利森教授剛才的觀點，如果中美兩國、兩支軍隊本身並不具備主動發生直接軍事衝突的意願，那麼在特朗普總統剩餘三年的任期內，北京與華盛頓是否有可能在台灣問題上達成某種外交上的「默契」？例如：中國大陸不阻止美國將至少40%的先進晶片製造能力從台灣島轉移至本土，而美國則在台灣地區的政治前途問題上，給予中國大陸最終決定權，或者至少允許中國大陸為台灣地區的政治選擇建立某種「護欄」機制。

主持人：這道問題誰願意來回答？或者先請艾利森教授？

艾利森：有一點我可以非常確定地說，至少就我目前的觀察而言——我甚至和一位同事為此打了個賭——幾乎不存在這樣一種情況：你來告訴我「特朗普總統說了某某話」，而我會回答說，「這不可能，這不可想像，這絕不可能發生」。

他是一個極度不可預測、而且行為相當跳脫的人。他的可能性區間幾乎從「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

但第二點，我認為中美都清楚地認識到，台灣問題是一個潛在的引爆點，一旦出事，會對中美雙方都構成重大影響。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這個問題就已經是雙方討論過的議題，而且當時雙方在某種程度上形成過一些共識。

我認為，在接下來的互動中，這仍然會是一個持續被討論的問題。中美雙方都會把賴清德以及他儘可能推動所謂「進一步獨立」的努力，看作是對雙方都構成威脅的因素，並且會以幾乎類似的語言來討論這一問題。

因此，我完全可以想像，在我們結束這段歷史進程之前，會出現中美第四份聯合公報，而且這份公報的約束性可能會比以往更強。至於這種安排最終會導向什麼樣的具體結果，我並不知道。這是一個需要外交領域中富有創造力的人去探索的空間。

主持人：趙教授，請您簡短回應一下。

趙海：實際上，艾利森教授剛才提到的，正是我也想說的內容。或許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確實可能出現第四份中美聯合公報。

但除此之外，我想把一個基本事實講清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問題從來不在於中國大陸是否要去「奪取」台灣，而在於島內的「台獨」勢力是否試圖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正是這種分裂行為，才構成中國大陸可能使用武力的前提條件。這也是《反分裂國家法》所針對的唯一情形。所有的歷史文件和法律文件都清楚地表明並確認：台灣在統一的主權意義上，屬於中國的一部份。

正因為如此，一些人試圖將台灣問題與所謂美國總統「下令綁架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或者格陵蘭島主權轉移之類的情形進行類比，這種類比是站不住腳的。台灣問題並不是一個「獨立實體」或「主權分立」的問題，它與這些情況在性質上根本不可比。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