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給了最後一擊 曾參與國共談判的「民社黨」正式消亡

撰文:塗柏鏗
出版:更新:

台灣內政部自2020年4月27日起,依據2017年制訂的《政黨法》廢止171個政黨與42個政治團體,被廢止的名單中包括中國民主社會黨(民社黨)。
在國共內戰瀕臨爆發之際,中國民主社會黨的前身中國國家社會黨曾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今中國大陸民主黨派中國民主同盟前身),爾後又陸續參與重慶的政治協商會議與制憲國民大會,可說是曾親歷中國近代政治暴風眼的老牌政黨之一,而今卻在民進黨政府法律的最後一擊下正式在台灣消亡,委實教人唏噓。

中國民主社會黨是1946年由張君勱領導的中國國家社會黨與中國民主憲政黨合併而來,但在合併前,張君勱即已活躍於政壇多時。與梁啟超交好、又曾留學歐洲的張君勱,醉心威瑪德國的憲政體制,又心儀英國、德國的温和社會主義。張曾自述道:「自我求學獨書之日,受西歐國家民主與憲法思想之影響特深,初未嘗因蘇俄共產主義之獲勝而稍變」。這種剖白,實是民社黨的核心理念,但也因此受到譭譽參半的評價。

立法院於2017年制定《政黨法》,規定不合該法的政黨須廢止。(洪嘉徽攝)

當國民黨迫於美國壓力,不得不邀請中共、中國民主同盟等在野黨於1946年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時,張君勱做為民盟代表與孫科、邵力子、周恩來、吳玉章等人共商憲法草案。在各方折衝下,張君勱拒絕依照形同讓國民黨永久執政的「五五憲草」制憲,一時獲得周恩來等人的好評。然而由於國民黨的反彈,「政協憲草」終究被無視,國民黨又拒絕共組聯合政府,執意片面召開制憲國民大會,這再度挫敗了和平的希望。

儘管如此,張君勱仍堅持領導民社黨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為此不惜退出中國民主同盟,而反對張君勱此舉的其他黨內菁英張東蓀、孫寶毅等人也憤而出走,另組「中國民主社會黨革新派」相抗衡。民盟對此局勢點評得頗到位:「在此兵禍連結之情形下,猶謂國共雙方能平心靜氣共聚一堂,以討論國家基本大法,寧非幻想……一黨專政之局不改,全國統一之局不成,則憲法之尊嚴何在,憲法之效能何在?」可惜的是,張君勱過度追求形式上的理想,結果便如季羨林所說「做配角來演一齣喜劇」 、「正如了國民黨的意」。

1919年,張君勱(前右2)隨同梁啟超(前右3)前往巴黎和會考察歐洲政治。(人民網)

沒想到張君勱仍替自己的行徑辯護,並同時指責國共雙方的暴力:「兩方拿武力為政爭工具,長此以往,人民的生命財產,人民的自由,可以說沒有絲毫保障了……所以我們要民主自由,一定以停止內戰為前提」。但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俱是手握重兵的強勢黨派,豈可能放下槍桿子彼此妥協?若能妥協的話又怎會掀起內戰?何況這種忽略各方勢力利益、一味講求和平的主張,與現實脱節過劇,註定止不住任何兵戈。

再加上民社黨的温和社會主義不涉及徹底改造生產資料所有制與社會階級,張君勱只企求「力追俄國之建設,而免其破壞」,又反對勞工以罷工等方式爭取權利,聲稱這會導致勞資雙方鹹受傷害,根本不如共產黨的目標與手段徹底。而長期以來,張君勱與張東蓀(1886-1973年)等人又習慣以辦報講學的方式宣傳理念,沒能深入基層人民,故民社黨標榜的「第三條路」既得不到國共雙方的認可,更獲取不了廣大百姓的贊同。

雪上加霜的是,張君勱不顧反對執意參加制憲國大,接着在1947年第一屆國民大會召開時,沒任何黨員當選的民社黨竟在蔣介石的懷柔下,硬是與中國青年黨瓜分了427名國民黨籍國大代表的席位。這種分贓政治又給民社黨抹上惡劣的形象,也導致新華社於1947年公布「國人皆曰可殺」的頭等戰犯名單時,毫不客氣地將與國民黨沆瀣一氣的張君勱給列進第43位。

國民黨執意召開制憲國民大會,中共與民盟俱予以抵制,唯有民社黨與青年黨參與。(網上圖片)

由於中共的追緝,民社黨與青年黨跟隨在內戰失敗的國民黨逃往台灣,張君勱本人則先後奔赴印度、美國、香港等地,並於美國中情局(CIA)的資助下,聯合國民黨將領張發奎、許崇智、顧孟餘、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國燾等人,於1952年組織旨在反共的中國自由民主戰鬥同盟(戰盟),由張君勱擔任駐美代表。然而這畢竟是個遵從美國冷戰利益的附庸團體,不僅無法聯繫羣眾,更相繼遭到國共雙方的滲透夾殺,顧孟餘為此不得不建議張發奎停止活動:「只宜由少數穩健可靠同志,相互作精神上之聯繫,而不可為形式上之組織;只宜作事實與理論上之研究,而不可為公開之號召」,但不能活動的組織根本起不了作用。最後就在美國決意放棄第三勢力、全心支持蔣介石政權、以及戰盟的頻頻內鬨下,戰盟於1955年解體。

至於待在台灣的民社黨,則與青年黨一道淪為國民黨粧點黨國威權統治的政治花瓶,既不能大肆發展黨務,活動經費也得仰賴國民黨供給,反而成為其他有心對抗國民黨的菁英的跳板。比如雷震欲成立中國民主黨時,便是糾合部分國民黨、青年黨與民社黨員組成骨幹,並於1960年在民社黨總部宣布成立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接着再以此為基礎宣告籌組新黨。這種情形,反而凸顯了民社黨作為在野黨的有名無實,根本無從監督執政的國民黨。

此外,蔣介石還多方刺探民社黨運作情形與分化其黨員,以免其茁壯到足以挑戰國民黨。如1950年台灣縣市選舉時,民社黨籍候選人楊仲鯨當選為花蓮縣長,立刻引起蔣介石警覺,還責備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道:「黨政負責人員對於此等重要問題毫不覺其重要,亦並不準備,大陸失敗之教訓仍不以為意也,可歎」,要求渠往後應儘速決定各縣市長候選人,不使地方職位落入第三勢力手中。顯然,蔣介石認定唯有國民黨掌權才是拯救「自由中國」的真諦。在此嚴密的壓制下,民社黨自然更無可能有半點拓展的餘地。

所以綜觀民社黨的發展歷程,其崇尚自由卻罔顧現實的政治理念、組織不密又屢次分裂、再加上未能掌握底層民心,種種缺陷註定其僅能是少數自由派的烏合之眾,無法對近代中國的轉變發揮關鍵影響。但矛盾的是,國民黨為維持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又讓民社黨以在野黨的身分多苟延殘喘了數十年,一旦解除戒嚴,民社黨的結構痼疾立刻發作,無可避免地漸漸步入衰亡。而今民進黨政府以《政黨法》等手段扼殺小黨,剝奪遭解散者的剩餘黨產,正式宣判民社黨死刑,令這個曾見證國共內戰的老牌政黨淪為台灣政治惡鬥中的微小腳註,如此下場,實在不能不說是種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