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公開聲言要撤銷哈佛大學的免稅資格，可能會進一步要哈佛面對數以億計美元的損失。5月5日，特朗普那一位把「AI」讀成「A one」的教育部長麥克馬洪（Linda McMahon）更去信哈佛，表明哈佛未來不要再向聯邦政府申請任何資助，因為全部申請也不會獲批，繼續升級特朗普政府針對哈佛大學的施壓行動。

此前，特朗普已經暫停向哈佛支付22億美元聯邦撥款，集中針對醫學、科研項目。被特朗普形容為「反猶太、極左機關」的哈佛只是特朗普針對美國名牌大學打壓的其中一個環節，目前長春藤8所大學已有6所被取消部份聯邦撥款，全國有60所大學正被聯邦政府以對抗反猶太主義為由進行調查。

雖然特朗普如今幾乎是「隨心所欲」，只按個人喜好行事，一時在白宮官方X帳跪上公布自己擔任教宗的AI改圖（以下），一時又宣布向外國電影徵收定義不明的100％關稅，然而，他對付美國大專院校的動機根植於一個更廣泛的政治運動－－很多保守派人士認為精英大學有自由主義偏見、缺乏問責、忽視保守主義聲音，一直都想找機會整治它們。2023年10月7日的哈馬斯恐襲和加沙戰爭帶來的校園示威和反猶太主義問題，就成為了特朗普政府的着力點。

「那一封信」

特朗普政府對於大學的攻勢通常由寫滿各種要求、否則撤銷撥款的「要脅信」開始。3月，首先被對付的就是支持巴勒斯坦示威一度熱烈的哥倫比亞大學。特朗普的要求包括要該校限制示威、禁止示威者蒙面、將中東/南亞/非洲研究等學系置於由大學直接介入的「學術接管」之中、加強呈報反猶事件、維持機構中立、對部份學科進行課程審核等等。當局威脅，若不接受，將會扣起4億美元的撥款。

哥倫比亞大學「秒跪」，同意執行特朗普的要求，卻換不來聯邦政府馬上為撥款放行。作出了這個決定的大學校長也迅速請辭了。如今特朗普政府更傳出要求哥大用「同意法令」（consent decree）這種有法律效力的方式去確定聯邦政府對於哥大的規管。

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其他精英院校也正面面對類似威脅。特朗普政府主要針對他們在處理校園抗議和DEI（多元、公平與包容）項目上面的做法。

哈佛帶頭反抗

到4月11日，經過哈佛大學同聯邦政府的交涉，特朗普當局向哈佛發出一封5頁信函，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

－ 治理與領導層全面改革，如由支持信中改革的教職員掌握更大權力、削減參與熱衷社會活行的教職員和管理層權力等等；

－ 以學術表現為基礎的招生與聘用，有關數據需要接受政府審計；

－ 廢除DEI項目；

－ 改革國際學生招生，強調申請者對「美國價值觀」的認同，重點排除被認為支持恐怖主義或反猶主義的申請者，學校須向政府舉報違反一定行為規範的國際學生，此類事務要接受政府審計；

－ 政府每年對哈佛學生、教職員工和領導層進行審計，以確保各院系的「觀點多元化」（viewpoint diversity）；

－ 改革反猶課程（信中有列舉部份名單）；

－ 嚴格規管學生示威，禁止抗議活動中戴口罩，追究2023年10月以來參與抗議學生的責任等等

這些要求，無異於要哈佛向政府交出教員僱用、招生、人事任用、課程方向等不同關鍵大學校政權力，當然讓哈佛難以接受。

幾天後，哈佛大學校長加伯（Alan Garber）公開了5頁信函全文，並拒絕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稱其為「干涉」並侵犯了大學的學術自由和憲法權利。加伯向哈佛社群表明立場：「任何政府都不應規定私立大學可以教授什麼、錄取或聘用誰，以及可以追求哪些研究和學術領域」。

在哈佛拒絕政府要求後的幾小時後，特朗普政府正式凍結了22億美元的聯邦撥款和6000萬美合約，包括支持全國範圍醫院和研究中心的資金。當中，46％的哈佛公共衛生學院經費受到影響。哈佛官網首頁也開始以哈佛的各重點研究項目為主題，特別集中醫療相關的，以宣傳特朗普的壓制對於關鍵學術研究的影響。

4月15日，特朗普更首次威脅要撤銷哈佛的免稅資格：「如果哈佛持續推動政治、意識形態，以及受到恐怖主義啟發或支持的『病害』（sickness），或許哈佛應該失去其免稅資格，並作為一個政治機構般被徵稅？」這種做法將使該校530億美元的捐贈基金（endowment）面臨聯邦稅收，可能導致其財務崩潰。此前，副總統萬斯（J.D. Vance）更曾提議向捐贈基金的收入抽35％稅，據估計可使哈佛基金的淨現價值（按：即計算未來收益後的現價）減少180億美元。

4月21日，哈佛向政府提出訴訟，指其資金凍結和免稅威脅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於言論自由的保障，並違反《聯邦行政程序法》對於正式調查和聽證的要求、《民權法》對於正當程序的要求等聯邦法律。

其後，特朗普繼續大罵哈佛。例如在4月24日，他就在Truth Social上面批評：「哈佛是一個反猶太、極左的機構，還有許多其他（大學）也是如此，它們招收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這些學生想撕裂我們的國家。這個地方亂成一團，任由一群狂熱的瘋子進出教室，散播虛假的憤怒與仇恨。」

5月2日，特朗普斬釘截鐵聲言要撤銷哈佛大學免稅資格的做法只是這一系列事態發展的最新一環。

為何要向大學開刀？

雖然能吸引全球學術科研精英的美國頂尖大學是美國國力的一大基礎，但過去幾十年來，許多右翼人士將精英大學視為自由主義的堡壘、對保守價值觀懷有敵意，而且使用公款卻缺乏問責。

自1990年代以來，民主黨逐漸成為受過大學教育的專業人士政黨，共和黨則代表非大學選民。2016年特朗普對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的選戰之後，這個趨勢更為明顯。以往，大學教育以上選民投票給兩黨的比例幾乎是50－50，2016年則出現了52％投希拉里、44％投特朗普的明顯差距。到2024年，在特朗普首次贏得全國普選票的勢頭之中，56％大學教育以上選民投了給賀錦麗（Kamala Harris），只有42％投給特朗普。

大學校園也逐漸變成了自由派的天下。年輕的學生傾向自由派，有調查就發現高達50％的大學生自認是自由派，只有26％自認是保守派。在大學教職員當中，自由派一直佔多數，早在1989年其比例就比保守派教職員高1.3倍，但到了2016年，這個差距卻升至4倍。近年美國大學行政人員比例迅速增加（各種非教研任務不斷增加，包括DEI、體育相關項目等等），而在面對學生的大學行政人員當中，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更高達12：1。

同一時間，本來在大學校園當中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T）開始走入大眾文化之中，「隱性」歧視、「制度性」歧視變成自由派世界觀的主軸－－像Ibram X. Kendi之類的種族歧視學者甚至認為不主動反對種族歧視就是種族歧視。2020年的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更使這個左翼意識形態走上前台。

其後，在新冠疫情期間，學生被迫居家學習，不少保守派家長在共和黨政客們的煽風點火之下也開始關注到自由派意識形態對於各級學校課程的滲透。在拜登（Joe Biden）任內各級選舉勝出的共和黨人，不少也是靠反CRT取勝的。

在校園內，年輕學生開始以示威方式禁制他們認為是歧視性的右翼言論，反歧視對他們而言似乎比言論自由更為重要。不少大學更要求教授僱用或升職的申請文件中必需包括所謂的「多元性聲明」（diversity statement），要求候選者描述他們自己的多元種族性別背景、做過什麼事情去扶助弱勢、未來在教學和研究之上又會如何達成DEI目標等等－－但一個數學系教授的升遷標準為何要顧及DEI？沒有人能夠回答。

正如2020年宣揚「廢除警察」的進步派一樣，大學校園中的進步派意潮已經到了「過猶不及」的地步。雖然共和黨人的確將DEI、CRT等等變成了收割政治利益的工具，但其政治公關背後卻有一定的事實根據。

一個蓋洛普（Gallup）民調顯示，共和黨人對高等教育的信心從2015年的56%驟降至2024年的20%，民主黨人則只由68％跌至56％。

另一個調查則顯示，75％民主黨人認為大學對社會有正面影響，但只有37％共和黨人這樣認為。

特別針對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有調查發現只有34％共和黨人信任這些學科的教授，但他們的信任度在民主黨人當中就高達81％。

過去數十年，大學學費增幅長期超出通脹好幾倍，如今投向共和黨的非大學學歷選民，當然也傾向對大學教育本身的價值產生懷疑。

2025年3月Third Way/GS Strategy Group的民調顯示，87%的共和黨選民支持加強對大學的問責，近半數認為應對未能提供足夠投資回報的機構扣留納稅人資金。

特朗普的教育部如今也開始針對學生貸款還款率低的大學，可能會取消它們的學生獲得貸款的資格。這將會大大打擊這些大學對於學生的吸引力。

耶魯畢業的副總統萬斯就曾批評精英大學只是「冒充為大學的對沖基金」，認為大學就是敵人：「如果我們之中任何一個人想要為我們的國家、為生活在這裏的人們做一些我們想做的事，我們就必須誠實而積極地對這個國家的大學發動攻擊。」

對於打壓大學，特朗普本人大概沒有上述這類意識形態上的堅持。某程度上，他只是跟隨着由萬斯代表的這種右翼思潮而行。同時，他也知道透過針對哈佛和其他長春藤大學，他可以鞏固自己作為「普通美國人」捍衛者對抗「脫離現實的精英」的政治人格設定。

而對於不聽話的哈佛，以「贏」為最高目標的特朗普當然不會願意輕易罷休。

對哈佛有何影響？

如果特朗普能成功扣起聯邦撥款，並取消哈佛的免稅資格的話，其影響舉足輕重。

雖然哈佛有超過530億美元的捐贈基金，但當中八成也是有限制的特定用途，並不能輕易用來填補聯邦撥款的缺口。

而且，捐贈基金的收入是用來支持大學的「永久」經營，不少資金都投資在流動性不高的資產中，因此難以賣出，其收入也是大學營運資金的主要來源，例如在2024年財年，哈佛37.5%的收入也來自捐贈基金的投資，約為24億美元，而哈佛的年度支出則為64億美元。如果勉強賤賣資產來對抗政府施壓的話，將會對未來收入造成打擊。

因此，為應對特朗普政府施壓，哈佛4月就發債7.5億美元來支撐經營。不過，雖然哈佛債券暫時沒有被調低評級，但由於政府打壓所造成的不確定性，其舉債成本已明顯比以往為高。

聯邦研究經費佔哈佛財政收入的大約11％，將會對特定項目的研究計劃造成重大衝突。例如國家衛生院（NIH）對哈佛研究的11億美元經費已被凍結，當中受影響的研究項目包括免疫系統如何控制結核病及其疫苗開發、治療長期輻射暴露的藥物（應用於癌症治療、核災應變、軍民防護，甚至有助太空人未來到火星進行任務）、漸凍人症診斷、如何逆轉腸道老化與神經退化等。

另外，如果失去了免稅資格，哈佛大學就要面對其劍橋和波士頓學校物業的稅項，可高達1.58億；而且其收入也要面對21％的企業稅（不過其支出可以扣稅之用）。根據彭博的估算，哈佛的額外稅務支持大約為4.65億美元。

而且，失去免稅資格之後，對於哈佛的捐款將不能作為捐款人扣稅之用，大大減低捐款誘因。

被迫節衣縮食的哈佛，可能就要以減省研究、減少對低收入學生補助來維持經營。

如果特朗普政府和國會共和黨人更進一步落實萬斯提議的35％捐贈基金稅，這可能會構成對於哈佛的致命一擊，其基金的淨現價格可能會減低高達180億美元。

若然如此，這家比美國立國還要早、美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成立於1636年）可能會喪於特朗普之手。

「法治」之手

在今天的美國，只有法院才有可能阻止特朗普的行動。普遍的法律分析認為，哈佛有充分法律理由去推翻特朗普的行政壓制。（不過，如今已局部違反最高法院命令的特朗普政府會否遵從則是另一個問題。）

在言論自由保障的問題上，美國最高法院在上世紀60年代的案例中已明言阻止行政機關干預學術自由是「憲法第一修正案的特別關注點」。就算是今天，最高法院依然高度保障不同機構的言論自由，例如2024年最高法院就一致裁定紐約州限制金融機構為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RA）提供服務的做法侵犯了後者的言論自由。對於大學的保障在情在理也很難不超越對全國步槍協會的保障。

在撤銷聯邦撥款的程序問題上，雖然《民權法》規定受政府資助的機構不能對種族、膚色、國籍進行歧視，而特朗普政府正是以反猶太活動入手去對付哈佛，但《行政程序法》和憲法的正當程序條款都規定聯邦政府在切斷資金前必須遵循既定程序，包括通知、說明理由並允許聽證或上訴等，而特朗普政府很明顯並沒有這樣做。

同時，其實哈佛大學已經就反猶太和反穆斯林的問題進行了內部評估，兩個機構都一同發表了相關報告，而校長加伯亦開展了行動處理。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特朗普很難說哈佛縱容反猶太主義。而且，被凍結的資金大多用於與人文學科又或者學校管治無關的科研項目，因此特朗普政府也很難說這些資金與歧視有任何關連。

至於撤銷免稅資格的問題，聯邦法律規定包括總統在內的官員無權直接命令國稅局（IRS）撤銷該資格；國稅局必須獨立判斷機構是否違法（如涉及非法歧視）。聯邦法律亦禁止總統指示國稅局採取具體行動，國稅局員工必須向內部調查機關報告任何此類指示。

如果正如媒體報道又或者特朗普自己的網上言論一般，行政部門真的指示國稅局去撤銷哈佛免稅資格的話，這很明顯是違反法律的。

雖然歷史上確實有一次國稅局因為一家大學禁止學生「跨種族」談戀愛而被撤銷免稅資格，而且此案還得到最高法院以「根本國家公共政策」為由提供支持，但目前哈佛大學已經在採取可見的行動去消除反猶太主義，特朗普政府很難將此案例套用到哈佛身上。（該案為1983年的「Bob Jones University v. United States」。）

整體而言，單純從法律來看，哈佛大學幾乎是「贏定了」。特朗普對付哈佛的言調行動，最終很可能只會變成直接實際效果極微的政治表演，正如他撤銷憲法明文規定的「出生公民權」，又或者利用1798年《外國敵人法》來武斷驅逐非法移民出境的行動一般。

問題是，雖然特朗普一直表示他會遵從最高法院的決定，但他上任以來已經公開威脅要彈劾對他作出不利判決的法官、間接拒絕執行最高法院的判決（讓不當被逐到薩爾瓦多的一位非法移民回國），又對移民應否獲得正當程序保障表示不知情，即使哈佛最終能在法律上擊敗特朗普，法律的執行最終還是掌握在特朗普的手中。

「特朗普 vs 哈佛」結局的撰寫人，在2029年1月20日之前，還是特朗普。

眼見特朗普政府自毀美國學術，5月5日，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就在巴黎索邦大學宣布了5億歐元的計劃，希望吸引外來科研人才來歐洲發展。其中，馬克龍更以「逆向啟蒙」「重大誤判」來形容美國政府壓制大學的行動。

在這場針對大學的「文化戰爭」中，最終輸的可能是美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