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聊聊最近因新一批材料公布，再度引發廣泛關注的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案。

開頭先說個小插曲。我第一次在「今日俄羅斯」上看到相關消息時，還特地提醒小編：你是不是寫錯了？是「300頁」還是「300萬頁」？小編確認說，就是300萬頁——這還只是文件部份，如果算上照片、視頻等材料，總量大概在600萬頁左右。有人給我打了個比方：300萬頁A4紙摞起來，差不多有3000米高。這個物理尺度，或許能幫助我們感受一下這個案件的「體積」。

這個案子的時間線很長。第一次調查始於2005年，佛羅里達州接到報警並對愛潑斯坦展開調查。三年後的2008年，愛潑斯坦與檢方達成協議，承認兩項「教唆未成年賣淫罪」，最終被判18個月監禁，實際服刑13個月。差不多十年後，2019年7月，愛潑斯坦再次被捕，被控「合謀拐賣和性侵未成年女性」等罪名，最高可能面臨45年監禁。然而，距此次被捕僅約一個月，他就在紐約的監獄中死亡，官方認定為自殺。

又過了近三年，2022年6月，同案犯、愛潑斯坦的前女友吉斯萊恩·馬克斯韋爾因拐賣少女從事性交易等罪名，被判處20年監禁。而從2024年至今，與此案相關的文件開始陸續解禁。但請注意一個關鍵信息：美國司法部部長已公開明確表示，基於現有證據，不會再提起新的刑事訴訟。

這意味着什麼？從刑事層面看，此案抓了兩個人：主犯愛潑斯坦在獄中「自殺」身亡；從犯馬克斯韋爾被判20年。而公眾最關心的——那些涉嫌性侵未成年人的「客戶」——將不會面臨刑事起訴。

與此同時，大量的民事訴訟在進行。愛潑斯坦的遺產管理機構已支付約1.25億美元的賠償金，覆蓋了200多名提起索賠的女性。這是美國司法體系的一個特點：民事賠償提供了一條相對快速的解決通道，避免了漫長的刑事訴訟，但這也同時意味着，那些「客戶」得以免於司法追究。甚至一些與愛潑斯坦有業務往來的機構也承擔了責任，例如摩根大通銀行，因在愛潑斯坦首次定罪後仍與其保持業務關係，支付了2.9億美元的和解金。

談到已公布的文件，有一點必須明確：目前公開的超過300萬頁材料，只是總量的一半。這些內容可謂魚龍混雜，包含了大量未經證實的指控。但這裏暴露出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對於此類案件，我們通常期望國家的法律體系代表公共利益進行調查、起訴，以伸張正義。而此案展現的路徑卻是：抓兩個「前台人物」，然後給受害者兩條路——要麼走漫長無期的刑事訴訟，要麼拿錢民事和解。

從客觀傳播效果看，最近的動態令人感慨。這種信息公佈方式，本質上是一種非常美式的操作。司法在這裏被徹底工具化，其主要目的並非保護弱勢群體、維護社會倫理底線，而是服務於清晰、直接甚至殘酷的美式政治與治理邏輯。

這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第一，政治交易。

為何選在此時以此種方式大規模公布真假難辨的「材料」？這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算計。例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夫婦因此接受國會傳喚。你可以合理想像，這些材料及它們所激發的社會不滿情緒，將在美國兩黨政治中成為交易籌碼——無論是即將到來的國會中期選舉，還是展望2028年大選，相關政治勢力都可能圍繞這些材料進行私下談判與利益交換。

第二，這是一種典型的、美式低人權治理邏輯：你不是要真相嗎？我給你信息，而且是海量的、真假混雜的信息，讓你的信息處理能力徹底過載。

公眾只能抓住隻言片語、零碎細節，在輿論場進行一輪又一輪的「狂歡式」宣泄。最終，這些情緒不會導向問題的解決，只會催生出更多標籤化的陰謀論、都市傳說和虛假信息，誘導不同群體陷入底層互害式的爭論。

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最近幾天流傳甚廣的那張「雞肉中間打馬賽克」的照片。事實其實很清楚：那張照片右下角帶有水印，是司法部公布的PDF文件中唯一自帶水印的圖片。它本身是一張發佈在網上的、由一位男性情色行為藝術者基於素食主義理念創作的藝術照片，中間打碼是基於「18禁」的常規處理。然而，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故意裁掉水印，僅出示中間部份，並配以誘導性問題，從而製造出一波極具話題性但完全偏離事實的獵奇討論。

這就是其治理邏輯的體現：讓公眾在碎片化信息中爭吵、宣泄，直到疲勞。當有人追問時，只需冷靜回應「證據不足，這只是一張藝術照」。等輿論熱度過去，公眾注意力自然會被新的熱點帶走。整個過程可謂「躺平擺爛」，連最基本的粉飾都懶得做了——程序走完了，文件給你了，你們「自由討論」吧，還要怎樣？

至於愛潑斯坦是否與以色列情報機構有關聯等更深層的真相，已無人追究。因為「程序正義」的流程已經走完，它向你展示的，正是美式法治體系的真實運行態勢。

由此，我們至少可以想清幾個問題：

首先，美國為何陰謀論、都市傳說層出不窮？

答案或許就是：一切問題都是制度問題。這套制度設計的初衷是「保護自由」，實質是保護有產者的自由。當你擁有足夠的資產或進入特定圈層，你就能獲得某種「法外特權」。我們看到一些歐洲官員因出現在相關名單上而迫於壓力辭職，這是一種政治解決，但絕非司法正義的伸張。經過此事，在長期軟實力擴張、意識形態宣傳里的美國司法體系所披着的「社會公平正義維護者」的濾鏡，即便沒有完全破碎，也已殘損大半。這些人就是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面授法律制裁，還特別地「程序正義」。

其次，美國的法律為誰服務？

答案很清晰：為資本，為有錢人。這造成一個客觀事實：有錢人在那個島上實施對未成年人的性侵害後，可以逍遙法外，最多支付民事賠償了事。這也解釋了為何在歐美影視作品中，針對權貴的罪行往往只能依靠「私力救濟」、以暴制暴，而無法訴諸法律。進一步看，歐美法學界傾向的「輕刑法」取向，也與此有關：刑法越輕，有錢人就越容易用金錢擺平問題，獲取事實上的法外特權。

毫無疑問，從法理價值取向上看，這套體系不應成為我們學習和借鑑的榜樣，而應成為一個反面案例，警示我們絕不允許這類邏輯侵蝕自身的司法體系。

再者，愛潑斯坦案與此前引起廣泛討論的「斬殺線」概念有何關聯？

在我看來，二者共同勾勒出了「燈塔」的陰暗面。對於無法進入愛潑斯坦「蘿莉島」朋友圈的普通民眾而言，他們面臨的是「斬殺線」機制下的巨大不安全感與焦慮，掙扎求存。而另一面，則是權貴階層憑藉財富與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如同雲端神明或亞空間惡魔，可以肆意妄為。

舉個例子：愛潑斯坦的派對可能離得開毒品（美國語境下的「藥物」）嗎？一些照片中明顯出現了藥丸。但有人深入追查藥物來源與濫用問題嗎？沒有。這反過來解釋了為何美國禁毒體系始終不敢真正觸碰需求端——底層民眾可能因傷痛、醫保缺失而落入藥物濫用陷阱；而上層權貴在用毒品「助興」時，連性侵未成年都可以免於刑責，誰又有動力去治理他們的毒品需求呢？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更完整的「燈塔」陰暗圖景：底層在「斬殺線」下掙扎；上層在「蘿莉島」上享受法外生活。這套機制深嵌於歐美權力結構之中。

愛潑斯坦本質上是一個權力掮客，經營着一個巨大的、具有兄弟會性質的權力網絡。進入名單，某種程度上像是某種「投名狀」或圈層憑證。一個有趣的細節是：本屆美國總統與前任美聯儲主席鮑威爾關係不佳，而鮑威爾並未出現在目前已公開的名單上；但他任命的新主席，卻「恰好」出現在了名單上。

面對質疑，西方媒體如英國天空新聞，會拋出標準的「職業主義」說辭：「在名單上並不代表違法。」這種「正確的廢話」令人無言以對，堪稱丞相那句「從未見過如此厚顏無恥之人」。他們不去追問司法系統應盡的調查責任，只強調「程序正確」。代價是什麼？公信力喪失、社會失序、民眾失望、群體撕裂。但似乎沒人在乎。在決策者看來，這或許正是其治理模式：用底層混亂、犧牲政府公信力來維持一種冰冷的、最低限度的秩序。在他們看來，一切都可以用錢擺平——「你要正義？告訴我一斤多少錢。」

這種不斷拉低底線、進行「信息污染」的操作，長期效果就是混淆視聽。未來當人們再討論愛潑斯坦案時，可能會有人指着那張被歪曲的藝術照說：「這張是假的，所以所有相關指控都是假的。」他們用個別細節的失真，來否定整體問題的存在。這套體系的策略不是提升治理水平，而是不斷降低公眾的預期。預期調低後，即使現狀糟糕，在對比下也顯得「還可以」了。

其結果，就是許多觀察者注意到的美國民眾表現出的冷漠、無感與無力。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的選擇。你選擇了這套制度，遇到愛潑斯坦案這樣的結果，就是必然。這也解構了那種居高臨下的「美式文明說教」——你的強大或許有先進技術支撐，但為此付出的代價，可能是人性的淪喪、尊嚴的踐踏與道德的徹底解構——你和「文明」沒有半毛錢關係。

甚至，那些出現在名單上的社會名流，他們的公眾聲望也已崩塌，也不再有人真正在意去維護美國「自由世界燈塔」的形象。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如今對此案進行嚴肅討論的，反而多是很多中國人。

美國民眾的失望是深層的，這也解釋了此前「明尼蘇達事件」中某種「北美懦夫」行為——中國網友問「你們為什麼不反抗」，他們反抗之後能夠得到什麼——沒有思想綱領、缺乏組織與教育的抗爭，最終要麼淪為「槍枝是文具」的「底層互害」，要麼演變為個體復仇的「路易吉」式事件，而後者又迅速被流量和政客消費，無法帶來系統性改變。一切陷入一種低道德甚至去道德化的、如亞空間低語般的混沌循環。對美國民眾而言，這是深刻的絕望與無力。

那麼，站在中國民眾的角度呢？我相信，今天任何一個理性的中國人，都會產生一個樸素的想法：還好我沒有生在美國。幸好這種事是發生在他們那套制度下。這讓我們更堅定了那個結論：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沒有這樣的政黨、制度和道路設計，沒有人能跳出美國所代表的那種發展模式的窠臼與困境。

從2023年年初「大對賬」討論「喝咖啡喝出人血」，到年末「斬殺線」概念為我們提供審視美國社會的新視角，再到2024年初愛潑斯坦文件的攤開——我們正在以一種平視乃至俯視的視角，系統性地看清這個「燈塔」的背面與陰暗面：從底層的「斬殺線」到上層的「蘿莉島」，一幅完整的圖譜逐漸清晰。

有人說，在這個國際體系變革、新舊秩序交替的節點，此類事件讓我們對世界運行的真實邏輯有了更全面、更清醒的認識。衝擊和複雜的感受固然會有，但最終，我們會更加清晰、明確、堅定地認清腳下的道路，選定發展方向。

對中國而言，這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一個象徵性時刻。外部世界的案例，幫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這個世界，明確自身的使命與方向。這或許是從愛潑斯坦案中能獲得的最大感悟之一。至少，於我而言是如此。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啟發。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