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悲劇，從來不是衰落本身，而是清醒地走向荒誕。

正如台灣評論員唐湘龍對當下歐洲政治的嘲諷——小國在謀大事，大國在搞小動作。這句話道盡了今日歐洲政治倫理與常識的徹底傾覆。波羅的海三國和部分中東歐國家，以不足千萬人口之軀，妄圖主導歐洲戰略議程；而德法等傳統大國，則在安全依賴美國、經濟離不開中國、內政困於民粹的三角夾縫中，不斷退守戰術性妥協，迴避任何真正的戰略決斷。

這些小國自詡為「西方價值觀」的旗手，實則將民主、自由、人權高度工具化，變成一種道德勒索的武器。他們不僅試圖以此逼迫北京、莫斯科在涉及大國根本利益上讓步，更反過來綁架西方大國按其意志行事。

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處」時，號稱既未與歐盟協調，也未獲白宮明確支持，卻幻想以「率先反華」換取歐美戰略傾斜。結果呢？西方大國幾乎集體靜默，或許連台北都難掩尷尬，只能用要將立陶宛打造成民主晶片的工廠這樣的詐騙話術鼓勵它。

「道德先行、利益真空」的操作，在俄烏戰爭中更是暴露無遺，愛沙尼亞外長在北京訪問時公然要求中國，要在愛沙尼亞與俄羅斯之間「二選一」。這個國家的前總理卡拉斯（Kaja Kallas）在成為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主事人後，被美中俄集體摒棄。因為這位小國的官二代甚至連基本外交與歷史常識都匱乏，一直在用自己國家的安全焦慮與政治喜惡行事，而非立足於歐盟整體戰略利益。

說到底，這些國家不過是當代的唐吉訶德，幻想自己是自由世界的騎士。殊不知國際政治從不獎勵自我感動。而真正的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根本不可能認同這些小國就是其「價值觀化身」。

「我認為立陶宛真是跳到火車前面，結果輸了」，立陶宛現任總理魯吉涅涅（Inga Ruginien）日前親口承認自己國家犯了大錯。她說：「如果對立陶宛不利，為什麼要脱離整個歐盟，孤軍奮戰，走上一條毫無意義的道路？這個例子表明，國際關係需要不同的策略。」

搞不好經濟，就搞宏大敘事，這是歐洲相當多無良政客的一貫套路。但這些政客為何被民眾選舉出來？當然，西方媒體的力量是巨大的。即便歐洲政客如此不堪，

媒體會藉助慣用的敘事邏輯，一邊渲染「小國捍衛民主」的悲情英雄形象，一邊對經濟崩潰、民生凋敝視而不見；一邊高呼「去風險」，一邊又不得不承認「不願與中國脱鈎」。這種自相矛盾的雙面話術，本質上是「居高臨下的傲慢」——他們自認掌握評判世界的標尺，卻拒絕承認多極世界已不可逆。

立陶宛的教訓，正是韓非子（中國戰國時代思想家）所警示的現代迴響：「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鄰，貪愎而拙交。」 小國若不能「處卑求存」，反而以「貪愎」之心挑釁大鄰，以「拙交」之術玩弄地緣，終將自陷孤立，淪為負和遊戲的犧牲品。它不是輸給了中國，而是輸給了自己「要得到世界讚賞」的虛幻。

今日之歐洲，若繼續放任小國以價值觀之名行莽撞之實，而大國仍沉迷於戰術閃躲與話語表演，那麼等待它的，將不只是地緣邊緣化，更是古老文明自信的徹底瓦解——當唐吉訶德們紛紛墜馬，風車依然轉動，而大地，早已換了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