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遭解散的支聯會，其前副主席鄒幸彤及兩名常委，被指在2021年未按警方要求提交資料，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細則，3人並被判囚4個半月，他們早前就定罪提出終極上訴，今(6日)全被裁定得直，獲撤銷控罪和刑期。終審法院法官在判辭指，控方一方面只以警方「有合理理由相信」為由，指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而作出要求，但呈上唯一可證明這說法的報告，卻有大量資料被掩蓋，這令上訴人無法知曉控方的推論是如何達致，對上訴人造成不公，故裁定上訴人勝訴。本案亦成了涉及《國安法》案件的首宗終院勝訴案件。

上訴人為鄒幸彤、鄧岳君及徐漢光。他們原被控違反《國安法》實施細則，指他們在2021年9月8日，作為支聯會幹事或管理者或協助管理的人士，獲根據條例送達通知，但沒有遵從該通知的規定。

問題一：控方是否要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終院認為本案中控方需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

上訴方認為控方須要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律政司卻認為只要警務處處長證明有合理理由相信便足夠。終院法官卻認為相關條文可見，控方是需證明支聯會上是「外國代理人」。

警方可引用兩細則提出要求

法官指出，警方在案中引用實施細則附表5發出通知，要求支聯會提供資料。附表5雖然有提及「有合理理由相信」，但這話是針對的對象，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的人，而不是指外國代理人。另附表7亦列明，律政司可向法庭申請要求任何人提供資料，該條文並列明針對的對象，是有合理理由懷疑擁有該等資料的人。

若能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可用附表5

附表5和7的分別，在於前者適用於警務處處長能夠證明發送的對象，事實上外國或台灣代理人；後者則適用警務處處長有合理相信，發送的對象擁有相關資料，但不能確定是外國代理人。若處長能證明發送的對象是外國代理人，可使用附表5，在此情況下，警方不需向法庭申請。

若未能確定是外國代理人需用附表7

若處長無法證明發送的對象是外國代理人，則需向法庭申請，並要令法庭信納，有合理理由相信，發送的對象管有相關資料。

附表7對發送對象有較大保障

處長引用附表5時，沒有法庭監督，相關的門檻亦較高，需證明發送的對象，事實上外國或台灣代理人。而附表7的門檻較低，但相關發送的對象所享的保障，是附表5下沒有的，如附表7訂明保留法律專業保密權。

若只是懷疑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應用附表7

終院認為，若處長未能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而是以合理懷疑為基礎向支聯會索取資料，可引用附表7。但處長在案中選擇引用附表5，便須證明支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但處長未有嘗試證明此事。

資料被遮蓋的爭議

上訴的另一項爭議，為審訊時以公眾利益豁免權(PII)為由，遮蓋部份資料，上訴方認為此舉令被告未獲公平審訊。

上訴人必須知道支聯會為何被指是外國代理人

法官在判辭指，涉案被遮蓋部份資料的文件，分別為一份調查報告，以及向處長建議向各上訴人發送通知。每份文件均被大幅遮蓋，並以散頁形式呈堂。本案上訴人都是支聯會非外國代理人，亦非外國代理人的幹事。在此情況下，各上訴人必須得知控方的案情。但文件被遮蓋的部份，顯然是提及該等外國組織的身份，以及該些組織和支聯會的互動。惟該些資料被隱藏，令上訴人無從得知支聯會如何被指為外國代理人。

控方掩蓋資料後無法證實控罪

法官認為，此情況為控方案情帶來兩個致命結果。首先，控方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元素的僅有材料被遮蓋，在材料欠奉下，無法證實控罪，這是弄巧反拙的做法。此外，各上訴人無法得知相關資料，不能對控罪提出合理疑點，令他們得不到公平審訊。故無論屬哪一種情況，都構成理由導致定罪不能成立。

被告要求控方提出證據的權利不應被剝削

法官又指，上訴人早前提出上訴，高等法院法官裁定只要通知表面看來有效力，同時沒有在司法覆核中被撤銷便足夠，因而禁止鄒質疑通知書效力，終院直認為該法官的說法明顯犯錯，又指通知的合法性是罪行元素，控方須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並重申，被告有權要求控方證明所有控罪元素，亦可以提出抗辯理由。因此，鄒挑戰通知書效力及要求控方提出證據的權利，不應被剝削。

若能證資料危害國安　國安法前資料亦可取

此外，上訴方爭議通知能否要求提供《國安法》生效前的資料。終院認為，處長若通過驗證標準，證明有合理地相信要求提供的資料，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所需，處長可要求提供的資料，且不局限於《國安法》生效後的資料。

終院五名法官因此一致裁定上訴人得直，撤銷其罪和判刑。

案件編號：FACC10-11/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