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記》作者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的繼姐、同為大屠殺倖存者的Eva Schloss，於2026年1月3日在倫敦逝世，享年96歲。消息由安妮・法蘭克信託基金會（Anne Frank Trust UK）證實。

她的名字總與安妮相連，但她的人生遠比「繼姐」二字複雜沉重。她曾因倖存者的罪疚感沉默近四十年，餘生則走遍全球，成為控訴仇恨的最有力聲音之一。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發文悼念，稱對認識她深感「榮幸與驕傲」，並讚揚她「將年輕時難以想像的恐怖經歷，轉化為畢生致力於戰勝仇恨與偏見的力量」。

兩個女孩，兩種命運

Eva Schloss，原名Eva Geiringer，1929年5月生於維也納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納粹崛起後，一家人輾轉逃亡，最終在1940年定居荷蘭阿姆斯特丹，與早前已搬到此處的法蘭克一家成為對門鄰居。

那年，11歲的Eva認識了同齡的安妮。在Eva眼中，二人性格迥異：她是個愛運動的「假小子」，安妮則是個早熟、健談、迷戀時尚與電影的女孩。「安妮總是群體裡的焦點。」她們一起跳房子、玩彈珠，享受着戰爭陰霾下短暫的童年。

15歲生日遭熟人出賣

1942年，納粹搜捕加劇，兩個家庭相繼躲藏。法蘭克一家藏於「密室」，Geiringer一家則被迫分散。恐懼是日常，然而，最致命的打擊來自熟人的背叛。

1944年5月11日，Eva的15歲生日當天，一名她們信賴的荷蘭護士，實為納粹雙面間諜，將他們出賣。蓋世太保破門而入，一家四口被捕，先送往中轉營，再被塞進運送牲畜的火車，送往人間煉獄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

在月台上，父親對Eva說了最後一句話：「你要保證勤洗手，不要生病，活下去。」隨後便是生離死別。Eva經歷了剃髮、裸體羞辱、飢餓與傷寒，在垃圾堆中尋找腐爛的蘿蔔皮充飢。她眼睜睜看著母親被選中送往毒氣室，以為已是永訣。奇蹟的是，三個月後竟發現母親仍在生。母女二人憑藉頑強意志與情感紐帶，在煉獄中互相扶持了九個月。

成為安妮的「繼姐」

1945年1月，蘇聯紅軍解放奧斯威辛。Eva與母親歷盡艱辛回到阿姆斯特丹，卻迎來噩耗：父親與哥哥在納粹撤退前的「死亡行軍」中喪生，距離解放僅數天之遙。兩個破碎的家庭，在共同的悲痛中尋找慰藉。Eva的母親Fritzi與同樣失去妻女的奧托・法蘭克（Otto Frank）越走越近，並於1953年結婚。自此，Eva成為了安妮的「繼姐」。

戰後，奧托將所有心力投入出版《安妮日記》。日記的巨大成功，卻一度成為Eva的痛苦來源。這份嫉妒與痛苦，她從不諱言：「當我第一次讀日記時，我想：『安妮有什麼了不起的？我也經歷了完全一樣的痛苦。』」

全世界都在哀悼安妮，一個在日記中永生的女孩；但似乎沒人想聽一個真實倖存者的故事。Eva選擇將創傷上鎖，她患上嚴重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噩夢纏身。她移居倫敦，結婚生子，努力過「正常」生活，對那段過去，她沉默了整整四十年。

沉默40年後終開腔

轉捩點發生在1986年。倫敦一場安妮・法蘭克展覽開幕，Eva受邀出席。被組織者突然邀請發言，那一刻，她四十年的沉默終被打破。她第一次公開分享自己的經歷，從此，再也沒有停下。Eva意識到，世界並未從歷史吸取教訓，仇恨依然潛伏。她不再僅僅是「安妮的繼姐」，而是一位獨立、強而有力的歷史見證者。

她開始撰寫回憶錄，包括《Eva's Story》（1988）、《The Promise》（2006）以及《After Auschwitz》（2013）。她走遍全球，在學校、監獄和聯合國發表演講。她不再只是「安妮的繼姐」，而是一位獨立的、強有力的歷史見證者。

如果宣傳和廣告可以影響年輕人去做壞事，那我們也必須教育他們去做好事。

她深知倖存者終將凋零，為了讓見證永存，她參與了南加州大學大屠殺基金會的「新維度證詞」項目，透過全息投影技術錄製了數千個問答。即使肉身離去，未來的世代仍能與她的影像「對話」，聽她親口詰問歷史。